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十二)

孔雀东南飞(2)
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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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乡村小妹们本来与“黄祸”无关,没有一个乡下女孩当初是扛着“小姐”的大旗进城的。但当她们在上当受骗之后,在走投无路后,父母的教诲就在五颜六色的诱惑面前显得挺苍白了。任何城市,无论法制部门的口号喊得多么强烈,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总是或明或暗的角落出现,性产业严重“超标”。而这些从事性产业的女孩,也确实有大部分来自乡村。失业的农村女性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危机驱使下,蜂拥进城来谋求个人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里阳光灿烂的大多数“机遇”没她们的份,城市却又将她们扔进了阴暗灰色的命运底层。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将所有“小姐大军”来一通迎头痛击,却不去探求性产业兴盛而无奈的“来龙去脉”,只能算是社会冷漠者的行径。

有个名叫赵铁林的自由摄影人写过一本名叫《聚焦生存》的书,它还有个副标题:《飘泊在城市边缘的女孩》。那是一本用简略的文字、丰富的照片来讲述生活于城市最底层最阴暗角落的“小姐”们的生活与命运。作者在剖析小姐们为何选择“性行业 ”时说,首先是这些女孩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其次是她们的生活相对比较贫困;第三是 这些女孩进城后,都急于“创收致富”以求改变生存环境。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民工踏入城市的第一天,也许就是他伤心落泪的开始。民工,在城里成了最被歧视的群体。

坐公交车谁若丢了钱,车上的民工是第一个被怀疑甚至被搜身的。

走在大街上,随时有大盖帽小制服来查证件时。民工铁准第一拨逃不过“制服们”的火眼金睛,他们往往是第一个被要求出示证件验明证身。

除了受歧视,民工还是最受不法份子“关照”的群体。小偷和抢劫犯爱亲近他们,因为小偷和抢劫犯清楚农民太老实了。民工遭遇偷盗和抢劫时,一般是忍气吞声。

城里的行政执法人员也“喜欢”他们,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关照关照,变着法子捞点烟酒钱。执法人员也很明智,他们清楚民工总是敢怒不敢言的那群老实人。只有老实人才好欺,不欺白不欺,欺了也是白欺!倘若民工竟敢稍有不满,“制服”就随便送你个借口,赏你个“法办”,你怕不怕?

要感谢孙志刚,他的不幸遇难使众多的民工有“福”了——我有数名农民亲友在深圳就遭遇过不幸,被当作“三无人员”弄进收容所。他们都是证件被人撕去而瞬间成了“三无人员”的。孙志刚的不幸使得“收容所”消失了,但民工受歧视,受莫须有的打击与侵犯仍随时随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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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

作者简介:

蔡成,中国青年作家,现居海外,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共发表近200万字作品,长于散文、随笔创作,已出版有《左手跟右手下棋》、《花花草草与人生菩提》、《情人看招》、《生命向左转弯》等散文、随笔集。

2002年开始,蔡成怀着社会忧虑之心,从繁华的深圳出发,先后19次前往福建、湖南、江西、安徽、广东、湖北、广西、浙江、上海等省市农村,开始“风土中国”系列丛书的创作,接触过中国农村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文字记录和照片拍摄的形式,与 120多位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开展面对面的直接采访,先后成书《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地工开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老江湖——追踪神秘的传统江湖术》、《角落—— 99个民间人物的背影》等四部著作。其中《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一书的删改版已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引起众多忧国忧民人士的关注。《广州日报》、《深圳商报》、《城市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扬州晚报》、《海南日报》、《中国新书》等报刊杂志曾进行报导和激烈讨论。与此同时,由于该书以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平面直观、真实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存在的大量问题,因此受到指责和批驳,被指为“无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飞速发展”,有对 “三农问题”扩大化之嫌,是否定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抹黑之作。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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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中国乡村奔来跑去,无论我坐在穿山越岭的火车上,还是横江踏水的汽车上,我始终发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神色紧张又满脸热切的人们。行李架上横七竖八堆放着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与大布袋告诉我:他们,是南下或东去的打工者。
  • 10年前,农村的生活垃圾也是极少的,而且许多是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南方农村早先年一直有积肥的习惯,就是将动植物的尸体 ,再加上生活垃圾放到一个土坑里或直接抛在化粪池里,过一定时日的发酵,就成了肥效奇佳的“绿肥”。但现在,这种很繁琐的积肥方式少有人去理却了,肥效高但污染严重的化肥彻底代替了传统的农家绿色环抱肥料。
  • 当城市愈来愈重视环保意识时,乡村的自然环境却开始袒露出危机了。

    “要致富,先修路。”越来越多的铁路开始穿越乡村,但因铁路的出现导致的致富优势还没袒露出来,铺天盖地的垃圾已先行了。

  • 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

    当今中国一年要出版20万种图书,但农村学生,一年到头能看到的课外图书也许不到1 本。孩子们没有课外读 物,大人们则除了从电视画面里得知天下大事外,报刊杂志也极少见到,更别提买本少则十来元多则几十元的书了。

  • 乡村小学过去年代的民办教师基本上没了,但校领导或村干部的儿女临时被请去当短时间的老师还是存在。乡村小学教师一般都住在学校附近,在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 他们在学校里握着粉笔给孩子们上课,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握起的就是锄镰犁耙。这不像城里的学校,一心一意当老师的极少。
  •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句老话,但在而今的农村,仍能经常听到。这话,难免被众多的城里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农民很懂得读书作学问的重要性。实际并非如此,而是乡下人有种传统的意识:读书,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 有个在广东打工的人给我算过一笔账:城里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培育管理一亩草坪一年到头各类费用加起来最贵得花费2000元左右;农村种好一亩地,算上350元的化肥、农药、种子钱,再加上一年到头的农工费约450元(农工贱,没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里的草贵过乡下的稻!另一个人则告诉我: “过去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今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少地方腾出农田建郊野公园搞绿化。说这话的人还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的他乡民工。
  • 在聆听到不少声音之外,我还听闻了不少故事,故事沉默无语,但故事里也藏着各类声音。

    福建仙游县为了经济开发,向下属某镇东岭村的村民强行征收土地准备建一工业园。因村民人均耕地才2分土地,村民不肯接受协议。县与当地镇政府紧急调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到东岭村“执法”。一时间,村民为一方,执法队伍为一方,双方开始“激战”。石块上天,尿屎乱飞……最后连县镇领导都未能幸免,披上了一身臭烘烘的人粪。

  • 【大纪元9月24日报导】(中央社台北二十四日电)海南省海口市近年来出现年轻农村女子靠“谈情说爱”发财的“吃婚族”,这些人三两成群、以表姐妹相称,或单独行动,流浪于海口市的酒店、按摩院、歌厅等娱乐场所,编造各种理由从年纪较大的男子或有钱人的口袋中骗钱。
  • 在乡下与人攀谈,问起他们心里最想望的念头。“啥盼头?不多,吃好穿好睡得好,就万事满意了。还有,儿女能读上书,以后比我们有出息就更妙了。哈哈。” 这话,或与此大致相彷的话,我至少能每天听到5次。在中国总人口数里占了三分之二的农民,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并不高啊,温饱无忧身体好,希望儿女有出息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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