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十四)

重男轻女的意识在中国农村仍普遍存在
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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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个别乡村跑一跑,你会发现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这些地方显得有些有气无力。为躲避有关部门的追查,他们往往是倾巢而出一窝蜂跑城里去了。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等工业蓬勃发展的珠三角城市里,三五步就可能见到潮汕人开设 的士多店(小小杂货店)。他们宁愿在城里吃苦受熬,也要坚持不懈地猛生孩子,哪怕已生了三个四个孩子,只要是女孩,他们仍难以甘心,不生一个带“小棒槌”的男孩绝不肯罢休。而即便没逃进城里,而守在村里生孩子的妇女,因为不少农村基层管理机构采用“只罚不管”(罚款了事,不严厉制止)的措施,超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男女不平等的错误思想的出现,使得众多五花八门的骗术也随之登场了。我在乡间曾遇到好几个跑江湖的,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我吹嘘他的秘诀,说是能使任何人想生男就生男,想生女就生女。啥秘诀呢?有两种,一是吃他的祖传秘药;一是教你何时何法受孕。如此天方夜谈,我只能笑着摇头。但乡间似乎真有人还真相信了他们,我曾亲眼见到一个江湖骗子被某村妇恭恭敬敬地请进了宅子。

安徽黟县有个老太太对我感叹:“哎,以后我孙子怕是难找老婆哦。我们村和临村去年一共生了7个孩子,只一个女孩!”这不是杞人忧天。有报载,中国目前的男女性比高达130:100,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孩,却有 130名男孩出生。这个数字比联合国确定的世界男女性别差 的“安全比值”107:100超出实在太多。按此比率,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有数千万男同胞将找不到老婆了。

以上数字是全国统计,若单独就农村来统计呢,是形势喜人还是更不乐观?我没搜寻到有关报导,无法知道各地男女间的具体性别比例。但我得在此说两个现象:一个是比较有趣,那就是农村越是挖空心思想生男孩的家庭,老天爷偏不给面子,反让他家接连生俩女孩(在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的人家,总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努力争取再生第二胎);另一现象估计众多人看了只会叹息,那就是借助现代科技,肚子鼓起来的妇女一旦去医院或非法的医疗机构作B超测试之后,凡是认为有可能怀上女孩的,不少人选择了流产堕胎——她们把生个男孩的希望寄托在下次怀孕上。第二种现象实在令人担忧,长此以往,男女之间只恐将出现更为严重的性别失衡。

有个广西老婆婆听了我“杞人忧天”的分析,争辩道:“现在实施计划生育, 只准生一个孩子,要是生个女孩,那不就断了线么?”老婆婆嘴里的“线”,是乡下特指的词语了,是“传宗接代”里的“宗”与“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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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

作者简介:

蔡成,中国青年作家,现居海外,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共发表近200万字作品,长于散文、随笔创作,已出版有《左手跟右手下棋》、《花花草草与人生菩提》、《情人看招》、《生命向左转弯》等散文、随笔集。

2002年开始,蔡成怀着社会忧虑之心,从繁华的深圳出发,先后19次前往福建、湖南、江西、安徽、广东、湖北、广西、浙江、上海等省市农村,开始“风土中国”系列丛书的创作,接触过中国农村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文字记录和照片拍摄的形式,与 120多位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开展面对面的直接采访,先后成书《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地工开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老江湖——追踪神秘的传统江湖术》、《角落—— 99个民间人物的背影》等四部著作。其中《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一书的删改版已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引起众多忧国忧民人士的关注。《广州日报》、《深圳商报》、《城市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扬州晚报》、《海南日报》、《中国新书》等报刊杂志曾进行报导和激烈讨论。与此同时,由于该书以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平面直观、真实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存在的大量问题,因此受到指责和批驳,被指为“无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飞速发展”,有对 “三农问题”扩大化之嫌,是否定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抹黑之作。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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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工进城要在城里站稳脚跟,得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这些是看得见的证件支出,看不见的是意外支出——我敢打包票,进城打工的众多民工也许都遭遇过不同性质的敲诈勒索。要么是保安大哥、要么是难辨真假的警察叔叔、要么是个别社会渣子人员……反正多少得被强迫着支出一点子不想出但又不得不出的钞票。
  • 乡村小妹们本来与“黄祸”无关,没有一个乡下女孩当初是扛着“小姐”的大旗进城的。但当她们在上当受骗之后,在走投无路后,父母的教诲就在五颜六色的诱惑面前显得挺苍白了。任何城市,无论法制部门的口号喊得多么强烈,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总是或明或暗的角落出现,性产业严重“超标”。而这些从事性产业的女孩,也确实有大部分来自乡村。失业的农村女性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危机驱使下,蜂拥进城来谋求个人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里阳光灿烂的大多数“机遇”没她们的份,城市却又将她们扔进了阴暗灰色的命运底层。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将所有“小姐大军”来一通迎头痛击,却不去探求性产业兴盛而无奈的“来龙去脉”,只能算是社会冷漠者的行径。
  • 我在中国乡村奔来跑去,无论我坐在穿山越岭的火车上,还是横江踏水的汽车上,我始终发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神色紧张又满脸热切的人们。行李架上横七竖八堆放着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与大布袋告诉我:他们,是南下或东去的打工者。
  • 10年前,农村的生活垃圾也是极少的,而且许多是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南方农村早先年一直有积肥的习惯,就是将动植物的尸体 ,再加上生活垃圾放到一个土坑里或直接抛在化粪池里,过一定时日的发酵,就成了肥效奇佳的“绿肥”。但现在,这种很繁琐的积肥方式少有人去理却了,肥效高但污染严重的化肥彻底代替了传统的农家绿色环抱肥料。
  • 当城市愈来愈重视环保意识时,乡村的自然环境却开始袒露出危机了。

    “要致富,先修路。”越来越多的铁路开始穿越乡村,但因铁路的出现导致的致富优势还没袒露出来,铺天盖地的垃圾已先行了。

  • 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

    当今中国一年要出版20万种图书,但农村学生,一年到头能看到的课外图书也许不到1 本。孩子们没有课外读 物,大人们则除了从电视画面里得知天下大事外,报刊杂志也极少见到,更别提买本少则十来元多则几十元的书了。

  • 乡村小学过去年代的民办教师基本上没了,但校领导或村干部的儿女临时被请去当短时间的老师还是存在。乡村小学教师一般都住在学校附近,在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 他们在学校里握着粉笔给孩子们上课,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握起的就是锄镰犁耙。这不像城里的学校,一心一意当老师的极少。
  •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句老话,但在而今的农村,仍能经常听到。这话,难免被众多的城里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农民很懂得读书作学问的重要性。实际并非如此,而是乡下人有种传统的意识:读书,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 有个在广东打工的人给我算过一笔账:城里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培育管理一亩草坪一年到头各类费用加起来最贵得花费2000元左右;农村种好一亩地,算上350元的化肥、农药、种子钱,再加上一年到头的农工费约450元(农工贱,没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里的草贵过乡下的稻!另一个人则告诉我: “过去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今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少地方腾出农田建郊野公园搞绿化。说这话的人还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的他乡民工。
  • 在聆听到不少声音之外,我还听闻了不少故事,故事沉默无语,但故事里也藏着各类声音。

    福建仙游县为了经济开发,向下属某镇东岭村的村民强行征收土地准备建一工业园。因村民人均耕地才2分土地,村民不肯接受协议。县与当地镇政府紧急调动600多名“执法人员”到东岭村“执法”。一时间,村民为一方,执法队伍为一方,双方开始“激战”。石块上天,尿屎乱飞……最后连县镇领导都未能幸免,披上了一身臭烘烘的人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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