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惠绘图

《五宗原》乱法，自创一圆说

为了挽救将灭的禅宗，明末临济宗三峰派的汉月禅师乃着成《五宗原》。他在此文开宗明义说：佛法不出于一个大圆。威音王佛是七佛之始，七佛虽然各有教法，但其旨意都不超出这个大圆的范围。五灯五宗也是一样，五家本是一家，也都在同一个圆里。

汉月禅师的《五宗原》之后又有潭吉弘忍的《五宗救》。其实汉月说佛法归于一个大圆，无非想要重振禅宗。但若是佛法真归于一圆，何需重振单一的派别？汉月何不改投净土宗？何不倡议解散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释迦牟尼佛又为何要说修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何不同归一门就好？

用大白话说，修炼的法门就像是一把一把开门的钥匙，也是一个一个不同的打造、改变人身为佛身的方法。这不是在修人间的博士学位，可以融合各家精华，炼于一炉。禅宗的方法到了明末已经不管用了，它无法为众生打开修行的那扇门（但极其个别的单传是属例外），如果再大面积的开山立派，会误了众生的机缘。虽然汉月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却是做了一个极其糟糕的事。《五宗原》自创的一圆说，更是最坏的乱法行为。

但是汉月及其传人经营努力了几十年，三峰派竟然在清初又形成了气候。到了雍正年间，汉月的传人结交士大夫以图扩展三峰派的门庭势力。但这些禅师不打坐、不守戒律，甚至于饮酒食肉，整日吟诗作文与士大夫往来。

弘扬正法，不忍圣教衰

雍正帝认为这些人是污浊祖庭、毁戒破律、坏诸佛法眼以及众生慧命的魔子魔孙，所以他“不得不言，不忍不言”。他刊印《拣魔辨异录》就是要破除邪说把魔子魔孙从佛门中拣出去。他以圣旨下谕说，若有不肯心悦诚服者：“着来见朕，令其面陈，朕自以佛法与之较量。”

雍正帝此举使三峰派转为没落，也使禅宗重归式微的状态。

虽然驳斥三峰派，但是雍正帝并不反对禅宗。相反的，在他的《御选语录》就收录了云门文偃的著作，而且在另一份一百五十六位禅师的合集中，也收录了临济宗师义玄的语录。因为他明白修佛的重点在于有没有真参实悟，读经并不是唯一的法门。他刊印《拣魔辨异录》是因为那些不具正知正见之人，盲传盲受，还自称为振兴佛教、续佛慧命，其实与毁佛灭法无异。“甚至名利薰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若然于外道邪魔何异？正所谓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雍正帝以帝王的影响力，振衰起颓护教心切。假使在二百多年前雍正帝不曾抑制了《五宗原》妄改佛法为一个“大圆”的说法，不仅把各法门搅在一起，还继续喝佛骂祖，毁弃三宝，或许佛教的末法时期会更早降临。

禁止西洋教士传教

基于同样的思惟，雍正帝接续康熙帝的诏命，禁止天主教教士在中国传教。

雍正五年四月间，葡萄牙国王派了一位使臣──麦德乐，带了礼物来谒见雍正帝。雍正帝接见之后赐赠麦德乐许多礼物，包括瓷器、漆器、纸墨、字画以及贵重的人参等等。麦德乐此行有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发给来华的传教士与神父执照，用以证明他们是好人，准许他们自由传教。

为了传教的问题，雍正帝在那年的六月初一（西元一七二七年七月廿一日），在圆明园召见了在北京的传教士巴多明等二十人，这二十人包括知名的画家──传教士郎世宁在内。那时一位法裔的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是耶稣会传教士中任职清朝钦天监年纪最长的一位，所以代表众人发言。他发言的主旨很清楚，天主教是正教，教义是好的教义，而传教士等都是好人。天主教禁止膜拜木头偶像是真理，人是神造的，只能拜神，不能拜人，因此不应祭拜祖先。总而言之，希望皇帝能够准许这些好人将神的真理传给中国人。

这次的会议纪录，传教士们对教廷有详细的报告。这段对话非常的精采，显示了雍正帝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超越教派的间隔，而他禁止教士传教其实是极有深意的。并不是后来人们所以为的锁国排外，更不是迫害宗教。

末世降临前各有使命

雍正帝认为天主教有末世论，佛教、道教也有末世预言，传教士所做的无非是想在末世来临前能救更多的人，这与佛道两教的宗旨相同。中国不是没有正法开传，如同西方也有正教开传，只是人们没有真正的依照神佛的教诲身体力行罢了。既然如此，传教士不需担心中国人的未来，应当留在自己国内，真正教化自己的国民，使人人理解教义，杜绝七原罪，免于生命的彻底灭亡。在中国，自有符合中国民情的儒道释三家承担起这个责任。

所以雍正帝要求传教士：“你们不要来此地干扰。”“朕知道你们的目标是使所有中国人都入你们的教。但朕的责任却是防卫中国不被扰乱。要使人心归善，儒释道三教已够了。不需要再来一个天主教。”

这么多教派彼此互相攻击，最后只会使人人都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人们会因此而加速远离神佛！这样一来，不信神的人就什么都敢做，邪淫纵欲，人将不成人，传教者的善意将变成恶果，人们未蒙其利必先受其害！（待续）◇

本文转载自《新纪元周刊》第53期【历史新观】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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