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2月05日訊】「父道掌握人綱常，求貪羨名不久長，子孫賢能德不亡，代代相傳好兒郎。」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孩子從小沒有依循的禮儀規矩就不成體統，也可以說不能承繼體系與道統，那麼做人必然沒了方針、亂了傳承，不只影響私己之一家還關乎民族文化的存續。
甲骨文上的父有許多種形狀，不管形狀如何，都像是用一隻手拿著一個直豎的一，其意或曰「道」或曰「戒尺」，可稱為「父道掌握人綱常」的意思。說文解字上如此說「父」這個字：「矩也家長率教者又舉杖」真是與「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道理相互輝映。《孟子·離婁上》說了：「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明目精巧的師傅要培養出精藝的工師，也都需要訓練他們的徒弟「其心要能謹守規矩」，這跟父親教育孩子的道理如出一轍。
現在的父親忙著生計，也忙著送孩子去學這個、補那個，不亦累乎。曾有個小學老師告訴我一個故事，說他親戚的孩子早早就被父母送去收費不菲的英語補習班，以圖能早日打下未來成功的基礎，但沒想到這孩子學了一陣子之後，有一天因為規矩不好被身為醫師的父母管教了一下，卻換來孩子用英語頂撞父母，讓這對高知識份子的父母氣急敗壞，頭頂上的天黑了大半，心裡也涼了大半截。但如果往好處去看，這正是父母檢驗自己在教育小孩成功的基點上是否妥當的好機會。
近年來許多人針對科技發達，但道德淪喪的現象，提倡著讓孩子從小學學古代蒙學的《弟子規》，有些企業界也在徵選人才的重要大計上希望找到符合《弟子規》規範，德才兼備的員工。
華夏先祖自西周或更早即對於教育十分重視，先起於王室貴族後普及生民百姓，因之蒙學教材就極被關心。只可惜後至先秦漢魏六朝所遺留下來的不多見。為世所知者有李斯的《倉頡》，趙高因其書法技巧其著作《愛歷》也成識字教材還有胡毋敬的《博學》。在漢初這三者被合編為平民之家的識字教材，統稱為《倉頡篇》。到了南北朝的梁武帝欲使皇子能學書法與識字，命人拓印了王羲之墨寶中不同的一千個字，讓其子嗣臨摹學習，後因雜亂困難而找了時任敕員外散騎侍郎的周興嗣，示以「卿有才思，為我韻之」，周侍郎一夜完成使命卻也白了黑頭。《千字文》四字一句，對仗工整，天文地理、人倫道德、典章制度、歷史掌故、修身治齊之道無ㄧ不含，在當時不但完美符合了書法與識字之需，此經世之作也至今流傳。
唐宋之後因推行科舉，平民教育興起，蒙學更為興盛，其中成書於北宋的《百家姓》和相傳宋代王應麟所編，後經明清補綴的《三字經》與《千字文》，並列為蒙學三百千，《三字經》內述三綱五常又十義、五穀六畜生活事、四書五經歷朝史，顯宗揚名勤奮學等等。直至清朝康熙年間的李毓秀再作《訓蒙文》後經賈存仁修訂改編，並改名為《弟子規》。
雖然，制定規矩、背誦蒙學都是外在素材，如何養育心性，將養分豐富的外在素材，咀嚼涵養成為內化而不易變的德性就得要有身教了。漢文帝劉恆是中國史上的三大明君之一，他以仁德為基本，用無為而治理，但他的身教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帝鑑圖說》中明示《漢史》的記載當時有人進獻一匹千里馬，文帝婉拒道：「天子行幸，有鸞旗導引在前，有屬車護擁於後。或巡狩而吉行，一日不過五十里而止。或征伐而師行，一日不過三十里而止。朕騎著這千里馬，獨自個先往何處去？」下詔拒之。千里馬尚不能動了文帝的顯耀之心遑論其他。在位二十三年中沒有增加其為代王時候的宮室林園與服飾車駕，要耗資百金黃金的露臺工程也因念及百姓生活而不起造。
龍袍皇服以粗厚為準，連深受寵愛的慎夫人也不得長衣拖地、幃帳亦無彩綉。文帝還將保衛自己的軍隊撤銷，讓馬匹移交給驛站使用。連身後事都明定陵墓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屬做裝飾，不修高墳，不擾百姓。連赤眉軍都知文帝陵墓沒有值錢之物，而避過赤眉之亂得以保全。他的身教讓漢朝出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為西漢初年政局動盪，經濟虛敗的局面帶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留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的美譽。
所以在忙忙碌碌的汲營中，現代的父親或許需要靜下心來，想想古代蒙學與皇家盛事時父親形象的遠大眼光和拘謹小節的用心，或才能培養出能面對快速國際化又逐漸回歸傳統人倫要求的新人才。末以詩為記：「父職天降寬大道，莫將小兒唯利圖，世代典範在夙昔， 開創新局不驕傲。」@＊
責任編輯：陳紫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