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廟堂碑》是楷書名碑之一,是初唐四大名家虞世南(虞永興)六十九歲時的成熟之作。貞觀二年,碑成之日,風靡天下,求拓本之人摩肩擦踵,因而碑成不久就拓壞了,「當時車馬填集碑下,氈拓無虛日,故未久而壊」(孫承澤《庚子銷夏記》)。
《孔子廟堂碑》唐拓本在宋代時已經難得,甚於千兩黃金,宋代名書家黃庭堅(山谷)是少數曾見過的人之一,他說過:「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哪購得?」宋人榮咨道曾以三百萬錢購唐拓本,為此碑添了一筆希世史話。(清人孫承澤《庚子銷夏記》)此碑展現唐代正書楷法的晉唐風流,珍傳的「千秋至寶」。清嘉慶乾隆間的書法家、金石家,翁方綱《孔子廟堂碑考》敘述此碑特色:「以圓筆為主,保存了魏晉人筆意,整體自然灑脫,字體大小錯落有致,變化莫測,瀟灑靈動。被視為楷法極則。」
立碑緣起背景和特色:
《孔子廟堂碑》展現了唐楷正書的一種時代風格面貌,同時為唐太宗尊孔子為先聖,並大興儒學的歷史時空作了註記。據《新唐書》記載,在唐太宗之前,國學中釋奠周公,以先師孔子配祀。貞觀二年,臣下上奏,國學的祭典當祀夫子,唐太宗納諫,尊孔子為先聖,大興儒學。唐太宗命令虞世南撰文並書《孔子廟堂碑》碑文;貞觀七年十月,碑石勒成,立在長安新孔廟中,碑高280厘米,寬110厘米,楷書35行,每行64字。虞世南將墨本進呈太宗。
唐太宗奉儒學的道德思想為治世圭臬。《舊唐書》記載,唐太宗「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國學中學生能通一大經以上的都能被任為小吏,從而「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人才濟濟,升堂講學的達八千餘人,想想古今中外,能有多少這樣的「大學」!當時許多外邦慕名而來,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都遣子弟入了大唐的國學。[1]
出世之才虞世南
虞世南(西元558—638年)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貞觀七年,虞世南受封永興縣子爵,故後人敬稱他虞永興。《新唐書.虞世南傳》記載唐太宗讚美虞世南有出世之才,一人兼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充分展現太宗對虞世南的器重和欣賞。
虞世南溫文儒雅,沉靜寡欲,平和中正,「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他外似弱不禁風,風骨高潔抗烈,他的孝悌德行也是出了名的。父親死時,他尚年幼,因哀傷過度而憔悴不堪,除喪後,猶然布衣蔬食。
在隋大業初年,他累授祕書郎,遷為起居舍人。他的哥哥虞世基在當朝貴盛,世南雖和哥哥家同居一處,並沒有受到華衣美食的引誘,依然樸素勤儉自持。隋滅時,宇文化及要殺掉權貴大臣,虞世基為內史侍郎,在劫難逃。世南抱著哥哥嚎啕哭泣,請求代哥哥受刑,哀傷得不成人形。
虞世南求學專心致志,在學識和文詞上都是出世之才。他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他精神意念全盤投入學習之中,「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世南善寫文章,宛然得到南朝詩文大家徐陵的傳承,文辭婉曲富麗。
因為虞世南很博學,觀史析理明澈,且論議持正,衷心出明諫,所以唐太宗常常找虞世南商略古今。《舊唐書》記載,太宗說「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可見唐太宗對虞世南的倚重與肯定。
虞世南的書法老師是同郡的沙門智永,智永是王羲之書藝的傳人,虞世南勤學深究,「妙得其體」,在當時就出了名,《舊唐書》載:「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宋人朱長文《續書斷》說:「世南從(智永)學焉,盡得其法,而有以過之, 其隸、行皆入妙品。」昔日王羲之書法有「入木三分」的體現,虞世南的筆力又如何呢?《書史會要》有一則故事,可供後人一窺究竟。
唐太宗愛極王羲之的書法,乃從虞世南學習。不過太宗寫「戈」腳老是學不像。有一次寫到「戩」字,突發奇想僅寫了左半,再令世南補上「戈」,然後拿給魏徵看。魏徵一看便說:「今窺聖上的書作,就是戩字的戈法逼真。」太宗聽後,歎其真見,此後學書更加努力不懈。
《孔子廟堂碑》之美
虞世南和另一位初唐名書家歐陽詢常被相提並論。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有正書第一碑的美稱,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也有唐代楷法極則的讚譽。兩位大師書風差異鮮明,如何欣賞呢?劉熙載《藝概.書概》給了一個大體的指引:「唐代歐陽詢、虞世南兩家書各占一體,歐、虞並稱,也有會通之處,其書方圓剛柔交相為用,善學虞者和而不流,善學歐者威而不猛」。
明人湯臨初為虞世南加冠:「唐諸書家,當以虞永興稱首 ……永興(孔子)廟堂真書,圓秀渾成,深得右軍三昧」(《書指》)虞世南學書於智永,傳承王羲之(右軍)書法一脈,珠圓玉潤,煥發君子玉質。明人馮班也說本碑「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鈍吟書要》) 。
大體來說,一方書碑剛柔並濟為佳,神采照映為上。明清收藏家孫承澤說《孔子廟堂碑》「珠圓玉潤,神采照映,信為千秋至寳」。此碑得右軍(王羲之)之體,字體變化自在,書風自然灑脫,展現了藝術高度和精神的超然,欣賞虞世南的書法,不能不兼顧藝術與心神兩個世界的交融,這也是此碑「被視為楷法極則」畫龍點睛的神采。
《孔子廟堂碑》圓秀渾成、和緩寬綽的風格如何表現呢?一在用筆,二在結字布置。「虞世南用筆第一,正鋒善圓,結構善逸書」(明代趙宦光《寒山帚談》)。
劉熙載《藝概.書概》的觀點也提供我們品賞的參考,他說虞書「不外耀鋒芒而內涵筋骨」、「有篆之玉箸意」。「不外耀鋒芒」說的是運筆藏鋒不外露,「內涵筋骨」是筆秉正鋒一貫而行,表現出篆書玉筋般外圓內直的質地(篆書又稱玉箸篆、玉筋篆)。這與《宣和書譜》評虞書「內含剛柔」、「君子藏器」,正相呼應。
再說結字,馮班《鈍吟書要》說:「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孔子廟堂碑》的結字,分間布白非常寬綽疏朗,自然瀟灑中整齊不傾倒,態勢安穩。結字布置看似寬疏含蓄,但是字的點畫變化、字形向背,上下承蓋,左右高低,承讓呼應,轉角彎折,筆劃粗細等等都有細緻入微、流暢無阻的表現。綜合來說,此碑結字得人品真態,有映帶寬綽之美;疏朗中和藏逸韻,自然灑脫映神采。
在此之外,歷代許多行家對虞世南書法,都看到了「書參於道」的妙契。書評家們說虞之書若自然無為,有仙風道骨。如何展現呢?
我們可以看到本碑點畫精鍊,巧合成字,不迫不僵,情態自在,宛若自然無為。虞世南的書論《筆髓論》說「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書參於道」正是虞書理論的具體實踐。
許多書評家都說虞世南之書展現仙風道骨之氣,例如清人楊守敬《書學邇言》云「虞永興之廟堂碑,風神凝遠」, 包世臣《藝舟雙楫》說「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具體如何展現呢?
董其昌形容得具體些:「永興自謂於道宇有悟,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是也,大約長捺如辵旁皆前輕後重,放筆圓活,望之如絳雲在霄舒卷」,點出其書法和自然境界的契妙處。《法書要錄》說虞筆下「如層臺緩歩,髙謝風塵」,可以說其筆勢在和緩中有漸次見變化,疏朗寬綽的結字布白瀟灑舒卷,逸韻不同凡俗。
《宣和書譜》評虞世南之書:「立意沉粹若登太華,百盤九折,委曲而入杳冥」,這種變幻高深悠遠的仙韻,來自心之意、心之神,心平氣和,剛柔並濟,靈動入化,無為而至。虞世南《筆髓論》解釋寫字重在「契妙」,「心正氣和,則契於妙」、「書道元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說的就是這般自然無為的境界吧。
結語
虞世南之書法自然瀟灑,妙契自然。這種無為得神遇的境界,不僅在筆端的技藝,更是人品精神境界的自然昇華。《孔子廟堂碑》將魏晉蕭散之逸,融入唐代平正法度之中,疏朗寬綽藏逸韻,自然灑脫映神采。有道是出世之才的千秋至寶,實至名歸。
附記:關於版本
欣賞《孔子廟堂碑》時不能不關注版本。原碑壞失於唐,宋代時,此碑的唐拓本已是千金難買。後世有二塊翻刻石,俗稱《西廟堂碑》和《東廟堂碑》。《西廟堂碑》是五代時王彥超於西安翻刻之碑,故而拓本稱為陝西本,簡稱陝本,或稱西安本。另外《東廟堂碑》在元代至正年間於山東城武定陶河岸決堤時出土,此碑為何人何時所翻刻資料闕如,拓本稱定武本。據清代金石學家翁方綱《孔子廟堂碑考》考證,傳世的定武本所據原本比陝本為早。據翁方綱考證,陝本失去虞書真處頗多,有四大失在於攲側、彎圓、尖纖和笨頓。
清金石學家楊守敬《書學邇言》說:「五代陜刻本失之鈍拙,元代城武本失之輕弱,惟臨川李氏所得元康里氏藏本,經翁覃溪等監刻者,不失矩度。近日李氏又以原本石印,益臻美善矣! 」
清人李宗瀚藏《孔子廟堂碑》唐拓殘本,得自元代康里氏藏本,是現存唐拓孤本,現藏日本三井美術館。其中真唐石拓字有一千四百餘字,超過半數,剩餘的不足多用陝本湊補而得。
註釋
[1] 《舊唐書.儒學傳》記載:「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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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