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5月10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ob Natelson撰文／任季編譯）前兩篇文章（系列之九、之十）介紹了羅馬共和國最後幾年和羅馬帝國的最初幾年的幾位傑出詩人。這個時期也出現了一些傑出的歷史學家，其中對美國制憲者影響最大的是提圖斯‧李維（Titus Livius），英語中稱為「李維」（Livy）。
與西塞羅和維吉爾一樣，李維來自意大利的一個省會城市。他於公元前59年或公元前64年出生在威尼斯以東約25英里處的帕塔維烏姆（Patavium），即現在的帕多瓦（Padua）。不同於西塞羅，李維與維吉爾一樣，沒有從軍或從政，一生埋頭於歷史著述。
李維畢其一生於他的羅馬史巨著《Ab Urbe Condita》（《羅馬建城紀年》，或譯為「羅馬自建城以來的歷史」）。為了方便訪問存有歷史記錄的圖書館，他著述的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首都。當公元17年他去世前，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Ab Urbe Condita》分142卷（紙莎草紙捲軸），涵蓋700多年的歷史。完整留存至今的只有第1—10卷和第21—45卷，其餘諸卷，只能見於其他作者的摘引和原始作品的碎片。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李維有兩個弱點。首先，他沒有波利比烏斯那樣的政治背景，因此難以接觸到那麼詳實的檔案、文件和證人。其次，與色諾芬和波利比烏斯不同，李維沒有直接接觸過政治或戰爭，所以在描述軍事或政治事件時，有時會犯一些履歷豐富的歷史學家不會犯的錯誤。當然，大多數現代學院派歷史學家也有同樣的問題。
但李維也有自己真正的優勢：涉獵廣泛，考證謹慎，文筆優美。此外，與大多數現代學院派史學家不同，李維沒有直接或間接地依賴政府資助，所以他不必受限於現代學院派史學家的系統性偏見。相反，李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對羅馬新帝國政權的批評。出於謹慎，他推遲了一部分書稿的出版，但最終還是出版了所有的作品。
受李維影響的開國元勛一代
在開國時代，在文法學校裡閱讀李維的歷史著作是日常課程。（在家中接受教育的人士，如）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從父親那裡接受了古典文學教育，他在15歲時至少閱讀了李維的部分拉丁文歷史著作。
成年後，許多開國元勛仍會繼續研究李維。帕特里克‧亨利每年都會重讀《Ab Urbe Condita》的譯本。約翰‧傑伊（John Jay，聯邦黨人的重要領袖，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詹姆斯‧麥迪遜一起撰寫了《聯邦黨人文集》，1789年到1795年出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參加過一場正式辯論，討論的問題源於李維的歷史著作：「維爾吉尼烏斯（Virginius）處死他的女兒維爾吉尼婭（Virginia）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嗎？」（傑伊被指派為肯定一方的辯護人。）約翰‧狄金森（John Dickinson）引用了李維的論述來為殖民者反對倫敦政府的立場辯護。在憲法批准爭論期間，一位匿名評論家——可能是馬里蘭州的約翰·弗朗西斯·默瑟（John Francis Mercer）——認為：「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和李維在歷史上從未被他們的後人所超越。」
（註：權力欲望不斷膨脹的羅馬「十人立法委員會」意圖推翻共和國，實施專制，傳説公元前449年，委員會核心人物克勞狄企圖霸占一個平民出身的姑娘維爾吉尼婭，其父維爾吉尼烏斯為使女兒免遭侮辱，刺死了女兒，這件事引起了反對十人委員會的暴動，克勞狄在混亂中被殺死或自殺。）
為什麼開國元勛們推崇李維？有幾個原因。其一是李維和許多開國元勛一樣，將農業生活和共和政體理想化。
另一個原因是他文筆的質量。像所有古代歷史學家一樣，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插入了虛構的演講詞，而一些開國者，如托馬斯‧傑斐遜，參考了這些演講來修飾自己的文稿。
此外，李維的歷史充滿了共和主義英雄的故事：那些在面對壓迫、危險和其它挑戰時表現出勇氣和美德的男人和女人。這些故事鼓勵開國元勛們克服自己的困難。李維筆下的英雄人物是國父們效仿的榜樣。
例如，李維講述了退隱務農的政治家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如何臨危受命，拯救羅馬共和國免於軍事失敗。他講述了法比烏斯如何成功地以游擊戰應對漢尼拔的故事。因此，當一些美國人把喬治‧華盛頓稱為「美國的辛辛納圖斯」，另一些人把他稱為「美國的法比烏斯」時，這確實表達了他們心中的讚揚之情。
開國元勛們也被李維歷史的道德觀所吸引。在他的敘述中，事件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要參與者的道德品質。這並不是一種完全準確的治史方法，但深受具有《聖經》道德觀的人們的歡迎。
憲法辯論中對李維的引用
1787—1790年憲法辯論的一些參與者從李維的《Ab Urbe Condita》中汲取了政治和制憲方面的經驗。
約翰‧亞當斯在他的共和政府調查報告第一卷中，用李維的著作內容來支持他的法治觀點。該報告在制憲會議上廣為流傳。他在論證「混合憲法」時也是如此，該憲法將權力分配給君主、貴族精英和民主制機構，然後平衡各部分之間的關係。
在批准憲法的辯論中，後來因字典而聞名的康涅狄格州年輕的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發表了一本支持憲法的長篇小冊子，標題是「對最近一次大會提出的聯邦憲法主要原則的審查」。韋伯斯特認為，憲法將保護財產所有權，並進而促進穩定。因為政治權力往往伴隨著財產所有權而產生，因此憲法會強化穩定。韋伯斯特引用李維的著作為他的後一個主張背書。
另一方面，一位以「魯斯蒂克斯」（Rusticus）為名的紐約反聯邦主義者利用《Ab Urbe Condita》中的一個情節來反對批准憲法法案。
當時，大多數州的立法機構都是每年選舉一次。當時人們常說，「年度選舉結束，暴政開始」。但是，憲法並沒有規定每年舉行一次選舉。這是反聯邦主義者反對憲法的一個原因。
此外，一些反聯邦主義者——特別是在馬薩諸塞州和紐約——認為制憲會議提出了一種新的政府形式，而不僅僅是對《邦聯條例》的修正，從而背叛了選民的信任。（這一指控實際上並不屬實）。
「魯斯蒂克斯」引用了李維著作中一位名叫馬庫斯·賀拉提烏斯·巴爾巴圖斯（Marcus Horatius Barbatus）的羅馬元老的演說詞。這篇演講抨擊了臭名昭著的「十人立法委員會」（Decemviri）——一個由10人組成的委員會。最初成立該委員會的目的只是為了編纂法律，但他們卻攫取了實施暴政的權力。「魯斯蒂克斯」的翻譯很笨拙，所以這裡引用奧布里‧德‧塞林庫特（Aubrey de Sélincourt）對巴爾巴圖斯演講詞的部分譯文：
「羅馬人民必須進行的真正的戰爭……是針對那些為了給我們制定法律而被任命為官員的人的戰爭，他們將自己的國家置於自己的肆意妄為之下；是針對那些廢除了自由選舉和年度更換行政首腦的人的戰爭，這種過程通過確保權力的定期轉移而成為所有人自由的唯一保障。這些人在沒有人民的任何授權下，炫耀權杖，行使國王的權力。」
想像一下建國時期的學生們用熱情的拉丁文朗誦這些句子的情形。「魯斯蒂克斯」用它們來指責制憲會議試圖廢除年度選舉，超越權力，並炫耀國王的權杖。
關於下一篇文章
在憲法辯論期間，許多政評家用「普布里烏斯」（Publius）、「加圖」（Cato）和「泰摩利昂」（Timoleon）等古典筆名寫作，而不是用自己的名字。你是否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名字？下一篇文章將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幾個問題
又有讀者提出了隱含有批評的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我介紹了這麼多作者對憲法的影響，卻沒有介紹宗教和《聖經》的影響？第二，為什麼我使用學術日期符號「B.C.E.」和 「C.E.」，而不是基督教的（「B.C.」和「A.D.」）？
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包涵在第一、第二篇文章中，可通過下面的鏈接訪問之前的幾期文章。
本系列的其它文章：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之九、之十。
作者簡介：羅伯特‧G‧納特森（Rob Natelson），前憲法學教授，丹佛獨立研究所憲法法學高級研究員。
原文：The Ideas That Formed the Constitution, Part 11: Livy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