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一次不容易，機會多麼難得，心頭曾經有留在美國的一閃。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也熱心地要我和陪送來美國的小兒子，一齊去她那裡，可以解決小兒的工作問題，並為我們辦理綠卡。當時來美的人士不像現在普遍，華人商店需要人手，這是條留美的捷徑；還有，我在灣區新結識的一位友人，尤其積極勸說我，要我留下。他以為我之匆匆來急急去，只因不懂英語，語言溝通困難。他寬慰我：[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任何人不受歧視，語言交流也不如想像的困難。大凡上了年齡的，大可不必去考慮這些問題]。他說，何況這裡有不少華人超市，華人公司，華人商店，華人飯館等等，可以活動的地方不少；語言不僅可以學，實在問題也不是很大。為了讓我安心留下，他現身說法，給我講了一個笑話。他說：他來美己經幾十年，在美國讀了大學，又是幾個公司的董事長，可是語言也沒有弄通弄精；他去公司做報告，職工們屢屢寫條子問他：董事長你在說些什麼？他笑笑說，[雖然，我說英語別別扭扭，在美國不也生活了這麼多年，又做了這麼多年的董事長]。他的英語是否別扭，我不了然。他的母語，顯然不很順暢。他童年時去了台灣，青年時來美國求學。當然，我也不是為了語言問題而回返的。我的急於回到家園，由於三十年來，專橫的毛什麼事都沒做好，都虎頭蛇尾毫無結果，害老百姓飯都吃不上。可說民不聊生，悲慘極了。尤為可笑的，他無法無天了一生，走上了神壇。結果，所謂文化大革命，連妻子都保不住。現在改革開放，砸爛了階級鬥爭，一改怨聲載道怒氣沖天的局面，人民生活的改善，政治生活的寬鬆指日可待。這是我所期望的，於是我和美國拜拜了。急於回去親眼看看故國從落後走向民主富裕的全過程。民主和富裕是兩位一體的孿生兄弟，沒有民主自由，就沒有國家的富強，美國是最好的樣板和例子。於是我興奮地登上了國際航班，高高興興地回上海去了。
乘飛機是第二次了。一九四六年曾坐過一次。那會兒還在杭州。筧橋機場為了紀念抗戰勝利後復員杭州的週年慶，雙十節那天，招待記者去過了一天航空學校的節日生活。很隆重，空軍司令周至柔也來了。大夥能和周至柔不期而遇，非常高興。通過航校校長胡偉克，要求司令同意我們乘一次飛機，居然得到允諾。於是我們二十幾人上了天，遊覽了以杭州為中心包括部分浙東和浙西的上空，兜了幾個大圈子。別人的情況我不暸解，我是第一次上天，既覺新鮮，也不無隱憂。我膽子特別小，唯恐一個筋斗掉下來，落在西子湖或錢塘江；又不會游泳，那不糟透了！當然是杞人憂天。我乘坐的是單人教練機，在天空好玩極了。眼珠兒一向下，什麼都能見到，只是都變了微型的小得不得了，彷彿遊覽了小人國。風異常大，不能挺胸凸肚，只好半縮在機艙裡。一下機，正報的攝影記者陳華替我攝了影，當時駕駛員還在駕駛艙內，等候下一位上機，未能和他交談並表示謝意，至今深感遺憾。當年大家都二十幾歲，黃毛甫退，現在他也八十上下了吧！
對我說來，這是參加新聞工作前後的大事之一。另幾件當為寫作了[陷區血淚]、[誰先到柏林]、訪問日俘及迎接抗戰勝利。其中訪問日俘尤為重要，有加以簡單追述留下鴻爪的必要。
1944年春初，天台警察局通知報社，請派記者前去採訪。我到了警局。原來幾天前從寧海解來一批在該地俘獲的日軍。但俘虜拒絕透露一切情況。一星期多來輾轉遞解，有關方面迄未弄清他們是何等人士，緣何來到寧海？而上峰又亟想知道詳情，苦無良策，才想以記者訪問的方法暸解一下，弄明真相。可是我不懂日語，感到棘手，有點為難。而訪問日俘又很感興趣。我進了關押的大廳，發現半躺半臥在稻草地舖上的，全是軍衣不整，垃圾鬍子滿面的人。我就近找了一位，想與他談談。可是他只是搖頭，不答理我。他之不願開口，並無惡意。我是看出他這種精神狀態的。又找了一位，依然吃了閉門羹。又找了一位，又一無所獲。我不能打退堂鼓。記者的本能和職責驅使我，我不能一走了之，無功而返。自然我也想打破這一有趣的懸疑，弄清真相。我又碰了幾次壁。仍然沒有灰心。又找了一位，顯然他是長官，是這夥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大約聽到了我是鍥而不捨的記者，態度是溫和友好的。他遲疑了一下，示意一位青年軍官和我接觸。
可是那青年軍官不善漢語，我又不懂日語，溝通為難，正在尷尬時，跑來另外一位軍人，自告奮勇地要求和我筆談，他懂漢文。這是個好辦法，豈不滿足了我須要暸解的一切。我們在一張小桌旁坐了下來。原來他們一批是大有來歷的將軍和軍官。不說不知道，一說會刮目相看嚇一跳。他們都是南洋群島各島嶼的正副指揮官。自美軍對日軍展開凌厲的海空攻擊以後，日軍節節敗退，軍部認識到大勢己去，打算收縮兵力，從南洋撤退。在南京的日酋崗村寧次遂召集南洋各島嶼的頭兒腦兒，來南京會商，先撤回婦孺和病殘等事宜。這些各海島近三十位的軍事領袖，大都是少校、中校到大校，其中官階最高的是准將；日軍的准將是不得了的人物。乘坐水陸兩用飛機專程前來南京。不料軍機進入浙江上空，發覺汽油用罄，想降落佔領下的寧波加油，誤降在和寧波咫尺之距的大後方前哨的寧海。他們明白壞事了，決定向海上逃跑。而國民黨的海軍艦艇已把他們重重包圍。一個想憑藉水陸兩用機突圍而去；一個悉心想把他們一一活捉，經過激烈的生死搏鬥，日方終因寡不敵眾而束手受縛。日青年軍官說：他們不是交戰失敗的戰俘，只是些借道失誤的將領，應受到公平的待遇。這樣，我的[訪問日俘]發表後，驚動了第三戰區的司令長官。縱然戰時條件極差，還是張羅了牙膏、牙刷，剃鬍髭刀，肥皂、毛巾及水果和糖等供應，次日又把他們全體移居旅館，不幾天，轉送到重慶大本營去了。
和我筆談的是位最年青的軍官，他告訴我名字及經歷；採訪快要結束時，我的要求下，得到最高將軍的允諾，讓軍官們在我的筆記本上簽名留念，寫了年齡、日本住所、官階等簡單的經歷。
抗戰勝利後，我想把這份材料送到浙江博物館去，而又想再寫一篇較詳細的報導而猶豫未決。以後既因時局動盪，又因命運不濟，這一抗戰時期難得的最珍貴的歷史資料，也就下落不明。除1944年發表過[訪問日俘]外，1989年和1992年在杭州及美國的華文報刊上，先後發表了[訪問日俘]的回憶錄，想引起有興趣及相關人員的注意，雖然鄭重其事，但毫無任何回響，引不起小小的漣漪。
無巧不成書，我從美國回到上海時，正是全國大學生上街搞民主運動的時刻，天安門廣場聚集了數十萬學生和圍觀支持的工人、民眾尤為眾多，簡直無法計數。民主運動氣勢蓬勃磅礴。
我見過四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的學潮，當然非常激烈，但參加的全是杭州的大中學生，絕無民眾和工人。時代不同了，要求自由民主的群眾已不僅僅限於學生，各階層受壓抑和受過折騰的人士和學生匯成了鉅大的促進中共民主和改進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的洪流狂潮。北京的學生運動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上海則以人民廣場為大本營，我關心學運的進展，每每利用中午休息的時刻，繞道到廣場去看望艱難困苦的學生，聽聽各地的信息。他們的消息來自四面八方，十分靈通。正當運動迅速發展的時機，發生了中共用軍事鎮壓，以坦克車輾壓手無寸鐵的學生，血洗了天安門。聽到這一個殘酷的慘劇，我全身戰慄，悲痛欲絕。馬上想到雪峰先生說的[中國沒有出路，中國青年沒有出路]的哀嘆！為什不採取溫和的手段？為什不用坐下來聽取學生意見的方法？還是憑藉殺人的武力，仍然運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老舊政策，視生命如草芥；不得不使我回憶到文革期間，毛曾想調動五十萬之眾，以泰山壓頂悚人聽聞的手法，血洗一個不聽話的中小型工廠一一上海柴油機廠，豈不同出一轍！
農民和山民說，有黨票當官做老爺的最笨。從鎮壓學生運動的這一事件中，不清楚分明了嗎！農民不信邪，不信武力。當年有些人把毛看成神，對他低頭膜拜，唯命是從，農民不以為然。譬如在內戰時，中共靠手無寸鐵的農民打頭陣的[人海戰術]，贏得了勝利，農民就說[老毛空手拿了十八]，可見並不是很欣賞和尊重的；以後有些人為所謂[三面紅旗]歌唱起舞時，農民暗暗咒毛為[老猴子]。意思是：互助組、合作化、公社化，不過是傳說中[猴子種玉石]的翻版，搗來騰去，將一事無成，把玉石也弄丟了；他們不滿意集體化，終於以[出工不出力]的消極方法來對抗。並荒唐地製造了畝產幾千幾萬斤的衛星田，投其所好，轟動一時；反右時，中共鎮壓了文教界，農民又說[老毛鬧天宮]；文革亂哄哄一團糟，農民直說：[老毛一場空。]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樸素的語言，雖然短小，也不免粗俗，倒是很有生命力的哲理性的預言和論斷，和以後失敗告終的結果，何等相似！真是神了！
文革後，當權的似乎悟出了毛失敗的癥結所在，這就清除了階級鬥爭，砸爛了三面紅旗，釋放了被長期關押的無辜，處理了所謂右派和胡風份子，聲言不再搞大規模的人為惡鬥。他們雖然明知這是用來整治社會安定的良方。不過說說而已，骨子裡一仍其舊，毛的像碑雖然砸得蕩然無存，但毛仍然是他們祖師，仍然在興師動眾，鎮壓異己，關押無辜，崇拜權力和武力；睜眼看看現實，還是離不了槍砲的血腥。
我直奔人民廣場，大學生已經離去，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在善後，而圍觀的焦急群眾倒有一些，在憑吊大學生不幸的命運吧。大學生很鎮定，只是面目凝重，不茍言笑。我發現了幾位老相識，也擠在人群中，默默無語，抱著和我相同的心情吧。慢慢我們走在一起。一位說：太可怕了，隨即搖頭不巳。一位擠到我身邊，面對著我，口吻是嚴肅的：[太不人道！你不能沉默。你家破人亡，受苦最多，遭遇最為悲慘，有理由和責任表示點什麼，為大學生吶喊幾句，支持他們]。他的話觸動了我，不禁流下了辛酸之淚。我摸出小本子，發抖的手想寫幾個字。他們不約而同地圍住我，說是大家各寫一句，表示我們的感想和意見。我覺得這樣更好。不加思索地寫下了：[還我子弟]四字；互相好奇地爭著看各人寫了什麼：有一位畢恭畢正寫的居然是：[血債要用血來還]；另兩位不約而同的則是：[以牙還牙]！可以看出，各人的憤怒之情。他們心中有烈火在燃燒，在升騰。其中一位比我大了五歲；一位比我大三歲。一位比我小三歲。他們幾位，幾十年來的遭遇比我好一些，可說屬於功成名就的一類。他們的心中竟有如許之憤恨不平。可見他們的怒火，比我這個家破人亡、受盡百般折騰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讓我摸到了他們嫉惡如仇的正義心聲，十分敬佩。自覺低調，自愧不如，太差勁了。
恰恰有位熟悉友人的兒子去北京旅行結婚，旅館正在天安門廣場的邊沿，新婚小夫妻耳聞大屠殺的槍聲，目睹了血洗的全過程。他的母親為此而震怒，跑來向我一無遺漏地訴說。並說胡耀邦突然逝世時，滿面血蹟。如此殘暴，令我啞然失聲，差點回不過神。因為我原以為如此種種，多少有些謠言的成份，誇大些是免不了的，決不可能以坦克真正去輾大學生，還有人性嗎！事實比傳言更為悲慘，我還是顯得那樣幼稚，不免仍然是個庸人笨伯，比之那幾位老友和這位母親差遠了。心冷徹骨，我只有長嘆！後來發現，公開的是武力鎮壓，而暗暗進行的是機關內部的全面整肅；上海有些人的矛頭仍然直指巴金先生，想把他轟下臺，卑鄙地取而代之。自然王若望更是首當其衝。禍患且延及小刊，由我拉進去退休後復聘的幾位，一一被辭退了，不得不使我想到了自己的艱難處境，想到以後如何立足生活？從而想起母親的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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