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卢文南(3)
我想他能认真阅读我的信，并及时答复，是中共各级组织不可能办到的。
怀着一种敬意细细读信，那信的前半段讲共产党的人事安排，奉行逐级管理的原则，接着便说他个人无权越级给任何人安排工作，甚至于连自己的子女，他也从来不为他们安排做什么。
在申明他本人权限后，点出像卢文南这样的情况，只能由北碚的民政部们根据街道办事处的具体条件来处理。
读到这里我心头纳闷起来，这刘昆水的清官原则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有违中共政策的难题，要他破例‘违背’中共“组织原则”，作一椿好事，竟关上了门，怪难为他的。
其实眼下无论那一级中共官员利用关系胡来的事还少么？难道他没有看清当前官场的腐败？他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着想，那自有巴结他的下级妥善代劳，但对这个生存受到威胁的卢文南，他怎么也不能推卸仗义执言的天责。！为了保持“清廉”和奉公守法，连道德正义良心全都可以一古脑儿丢掉么？
需知卢文南的遭遇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啊。
他像站在贪官衙门口的一个乞丐，被挡了出来。即使那坐在官衙位置上的青天大老爷，过去也曾经是乞丐的同伍者。但中国人的品性就像洪承畴被努尔哈赤所俘，关在满人的天牢里说过的一句话：“汉人在危难相共时是一条龙，而当共同的危难消失后，就是一盘散沙”。
想到这里，心潮阵阵上涌，便提起笔给这位先生写了回信，那信上除了替文南这位无辜的受害者再次呐喊，呼唤正义和良知，并痛斥北碚地方官吏的麻木不仁。聪明的刘老先生当然读得出这辛辣的指责实际上包含了他本人。
尤其是信的结尾，还从当时正在流行的电影“七品芝麻官”中，录下了其中一段老百姓通街呤唱的歌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作为晚辈，我绝无指责长辈的恶习，更何况一个已为中共入过另册的人，我更要小心讲话。
何况在举目无亲的重庆市，我们就这么一位在我们身处逆境中，给我们多少帮助过的市一级政府官员，更不愿随意伤害了他。
然而，我还是这样的把信封好！交到了信箱里。这大概是二十年炼狱中，注入我秉性中那种横眉冷对当权者的东西，使我失去了对自己的约束力。一笔泻下，觉得自己心中被压抑的折皱得到舒展，而不顾及后果了。
母亲在得知这件事后，曾责怪过我：首先因为造成卢文南目前这种困境的毕竟与刘昆水毫无关系。！对罪魁祸首无可奈何，却去责怪一个同情我们的人，毕竟是非颠倒了。
再说刘老先生是受孙起孟先生所托，看在师生之谊上，对母亲给了力所能及的照应，这在当时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的情况下，已算是尽心尽力了。现在反倒为卢文南的事，被无端指责不如回家卖红薯，是失礼了。
何况明知他虽挂着官牌，却并无任何实权，对卢文南这样涉及中共的敏感事件，更要看坐在“主席”位置上共产党的脸色办事，他的回信正反映了小伙计的软弱，所以不该对这位善良老人横如指责。
刘老先生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回信，我们之间将近三年的通迅友谊，就这么结束了，也许他是真正生气了，也许他理解我的心情，不愿与我一般见识，主动停止这种争论。
我至今回想起来，给他的信中很尖刻的话，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长辈，当作执政党的伙计来要求罢了。
过了几天母亲收到了他的回信，提到了我给他的信中指责当官不为民作主的话，忠告我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可以满身长剌去恣意刺伤他人。也罢，话不投机三句多，想刘老作为长辈大可不必这么小气，过于拘谨的做人活得够累。
我虽穷，住的是破瓦寒窑，天天奔波劳累。但却不为五斗米折腰，见人矮一头，能时时保住心中这块自由的福田。而他当他的官，进出轿车，住别墅，但心里未必舒坦。
后来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中，集中表现了“小伙计”缺乏自信和自尊的难堪。当然，在这个时代，刘老绝对是一个好人，一个直不起腰板的民主人士。
至于卢文南，后来碰到了缙云门诊的那些老医生们，当母亲向李秀英等人介绍了他的遭遇，门诊部便从门诊收入中揍了点钱，卢文南就在大家的资助下做起了小小的百货生意，在满街玲琅满目的摊位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维持着自己的清贫生活。(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