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56

作者:張戎 譯者:張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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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四 「容我朝暮謝過,以贖前愆」
我父母在幹校之2(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年)

(接上55)
每聽到一件自殺的事,我就多一層緊迫感,盡心減輕父親精神和身體的壓力,要他感到自己被愛,生活中有值得為之生存的東西。鬥爭他的會上——現在已變得非暴力了,因為幹校的人已沒有那麼多精力了——我總坐在他能看見我的地方,使他感到有人陪伴而安心。會一結束,我們就一起去散步,我東拉西扯地說些閑話,讓他忘卻醜惡的鬥爭會。我讓他坐下來給他按摩頭、脖子、肩膀,他則背誦古詩給我聽。白天我和他一起勞動,依然是幹那些最髒最累的活。有時我幫他挑擔子,擔子有一百多斤重,我盡量顯得若無其事,儘管在沉重的負荷下,我站都站不住。

我呆了三個多月。幹校當局准許我在食堂裡吃飯,在一間有五個女人的屋子裡分給了我一張床。同室人自然不理我,非跟我說話不可時,也只是幾個字。大多數幹校的人見到我都露出「橫眉冷對」的敵意,我也報以如入無人之境的樣子。但是這裡也有好心人,或者說是有勇氣表現他們好心的人。

其中有個叫「永」,二十幾歲,有張善良細膩的臉,兩隻大耳朵。他是個大學畢業生,文革快開始時,分配到省委宣傳部工作。在幹校他是我父親所在「班」的班長。儘管他得服從命令,把最重活分給我父親,但一有可能,他就悄悄減輕我父親的農活。有一次,我跟他簡短對話時,說我帶來的爐子沒有煤油燒,沒法為父親弄熟帶來的食物。

幾天後,永繃著張毫無表情的臉,做出閒蕩的樣子從我身邊走過,我感覺到有件金屬製品塞到手上:是一個鐵絲做成的爐子,高八寸,直徑四寸,這是他自己做的,可以燒捲成小團的舊報紙。報紙現在可以燒掉了,毛澤東的像已從上面消失了。毛澤東自己不要報上老登他的像。登像的目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已經達到了,繼續登只會適得其反。我在這個燒廢紙的爐子上所燒的菜勝過幹校伙食千倍萬倍。當誘人的香氣從小鍋裡冒出來時,我注意到父親同室的七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做吞咽動作。我很遺憾不能給永一點,被同事聽到風聲,我們大家都要倒楣。

多虧有永先生和其他正直的人,我家姐弟才得以到幹校看望父親。也是永先生允許我父親在下雨時歇工,這成了他唯一的休息日,星期日別的人不幹活,父親卻像母親一樣得勞動。下雨天雨一停,父親和我就到松林裡去採蘑菇,打野豆子。回到營地,我把這些收穫和一個鴨罐頭或別的肉煮在一起,跟他享受一餐美味佳肴。

晚飯後,我們常溜達到我最喜歡的「動物園」去。十多個奇形怪狀的石頭,敞開在草地上,像一群稀奇古怪的動物在曬太陽。石頭上有些凹坑,正好可把身體靠上去,我們就坐在石頭上凝視遠方。不遠處的斜坡下面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樹,外面是安寧河,再往遠處就是無邊遠際的山嶺了。木棉樹猩紅色的花樣子像玉蘭,但是大得多,直接從赤裸裸的、無葉的、筆直的枝椏上冒出來。我在幹校的那幾個月裡,眼看著這些碩大的花開放,大團大團的紅花浮在烏黑的枝條上。花謝了就結出拳頭大小的果實,爆開後吐出絲般的絨毛,隨著溫暖的山風滿山遍野地飄,像在飄雪花。

一天,當我們正在「動物園」裡休息時,一個農民路過,嚇了我一跳。他像個侏儒,又怪模怪樣。父親告訴我這地方與世隔絕,近親結婚十分普遍。然後他嘆息著說:「這個山區裡邊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真想來這裡當個公社社長,或者生產大隊長,做些實際工作,做些有益的事,要麼就當個普通農民。我當官是當夠了。要是全家搬到這裡來,過農民的單純生活多好啊!」從他的眼睛裡,我看到了一個精力充沛、能幹的人渴望有個發揮的地方。我也看出他有點像歷史上的士大夫,宦途失意後對世外桃源充滿夢想。我還能體諒得到父親的另一層苦衷:一旦成了共產黨的官,就不能平安地退出不幹,田園生活於是可望而不可及,成了美夢了。

我去看了父親三次,每次都呆上幾個月。我們幾個孩子輪流去,所以父親一直都有家人陪伴,享受家庭溫暖。他經常自豪地說:他是幹校人人羡慕的對象,別的人中罕有不間斷地有孩子陪伴的,連來探望的人也少。文化大革命惡化了人與人的關係,使無數個家庭親情淡薄。

我家卻變得更親密了。小時候常挨父親打的小黑現在更愛父親了。他第一次去幹校時,當權者對父親總有孩子來陪很不舒服,於是不分給小黑住處。他只得和父親合睡一張單人床。為了讓父親睡好一點——睡眠對他的精神非常重要——小黑從來不讓自己熟睡,擔心會伸腿伸手碰醒了父親。

父親則自責過去對小黑太嚴厲。他常摸著小黑的頭,歉然地說:「簡直不可想像我過去那樣打你,對你委實太粗暴了。」他又說:「我這段時間想了很多往事,過去對你們太厲害。真好笑!文化大革命反而讓我變了個人。」

幹校的伙食老是水煮大白菜。由於長期欠缺油水,大家一天到晚都覺得餓,每次吃肉都翹首以待,好像過節,甚至最狠的造反派也有了笑模樣。這時的父親會把肉從自己碗裡夾出來,塞到孩子的碗裡,於是你讓我,我讓你,筷子和碗打起仗來。

父親常常反省自己的過去。他告訴我他怎麼沒邀請姥姥參加他的婚禮,又怎麼在她千里迢迢從東北到宜賓的一個月後就打發她走。我聽見他多次責備自己,說過去對他母親照料不周,又太死板,結果連母親喪事,也是事後才知道的。他搖著頭說:「唉!太遲了!」他還責備自己五十年代對俊英娘娘的做法。當時他曾努力勸她放棄佛教信仰,守著要她這位素食者開齋吃葷。

俊英娘娘於一九七零年夏天去世,她的癱瘓情況逐漸侵襲了全身,而始終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她死時鎮靜自若就像她的一生。我們對父親封鎖消息,因為知道他對她的愛與尊敬有多深。

那年秋天,我弟弟小黑和小方在幹校陪父親。一天吃完晚飯後他們正在散步,八歲的小方脫口說出俊英娘娘去世的消息。父親臉色頓時變了,一動不動,像發傻似地站了很長時間,然後他轉向路旁,蹲下身去,雙手捧著頭,肩膀因抽泣而抖動。弟弟們從來沒見過父親哭,一下子都驚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一九七一年初,消息傳出:「二挺」下台了。我父母,特別是父親,情況很快有了明顯的改善。他們開始有了星期日休息,幹的活也輕了些,有人和我父親說話了,儘管態度仍然很冷淡。說明形勢真的變了的證據是,一個新「學員」來了幹校——姚女士,那個過去折磨我父親最起勁的人,隨「二挺」垮台被攆了下來。隨後,我母親獲准探望父親兩個星期,這是他們幾年來第一次團聚,也是兩年來第一次見面。上一次是父親臨去幹校前跟我在成都大街上看了母親一眼。

但是我父母受的罪還沒結束,文化大革命仍在繼續。「二挺」下台並不是因為他們幹了太多壞事,而是毛澤東懷疑他們與陳伯達關係密切。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現在毛澤東要整掉他。這次運動又多了犧牲品,「二挺」的左右手陳沫自殺了,他曾幫助我父親從監獄中釋放出來。

一九七一年夏季的一天,我母親發生嚴重的子宮出血,昏了過去,被抬進醫院。當權者不准我父親去看望她,雖然他倆都在西昌。母親病情穩定後,獲准回成都治療。在成都,子宮出血是止住了,但醫生發現她得了「硬皮病」,右耳後面的一塊皮膚變硬,並且開始萎縮,右下顎變得比左邊小,右耳聽力逐漸消失,右邊的脖子變得僵直,右手右膀也感覺麻木,動作不靈活。皮膚病專家告訴她,皮膚硬化最後會擴散到內臟器官,那時她全身和內臟都會萎縮,在三四年內會死亡。他們說西醫沒有辦法治這種病,只有試試靠口服強的松,脖子上注射可的松混懸液控制。

我當時正在父親幹校,接到母親來信說她患病,父親馬上就去請假要回家去看她。永先生很同情他,但是幹校領導拒絕了。我父親當著滿院的人痛哭失聲,他部裡的造反派都愣住了,在他們眼裡,他一向是個鐵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趕到郵局,等了幾個小時,開了門,他發了一份三頁紙長的電報,開頭是:「聞君病重,輾轉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見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個好丈夫』,萬望君勿撒手而去,容我朝暮謝過,以贖前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眼鏡」來德陽看我,帶來一則爆炸性新聞:「林彪死了!」「眼鏡」聽了正式文件傳達,說是林彪想暗殺毛澤東,未遂後逃往蘇聯,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林彪之死有各種神秘的說法,但他的垮台與一年前陳伯達失寵有關。他們把毛澤東吹捧得太過神化,引起毛對他們的疑心。他懷疑林彪一伙人在耍陰謀,想把他架空,讓他享受抽象的讚美,而剝奪他的實權。毛澤東特別懷疑林彪這個他所選擇的接班人,懷疑他處處「紅書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動機。毛澤東斷定這個第二號人物想「搶班奪權」。(此處刪去一句)。

我的村子聽公社傳達了這件事的官方說法。這個消息對農民沒有任何意義,他們連林彪是誰也不知道,但我卻欣喜若狂。那時我還不敢懷疑毛澤東,對文革我是恨林彪。我還把他和毛澤東的分裂當作是毛決心與文革決裂,要結束這場災難了。林彪之死重新激起我對毛澤東的忠誠,很多人和我一樣樂觀,因為當時有種種跡象表明文革正在扭轉。果真如此,緊接著林彪事件,走資派開始平反,離開幹校。

十一月中旬,我父親聽到林彪事件的文件傳達。馬上,一些造反派就對他面帶微笑了。會議上他們史無前例地讓他坐下,要他「揭發葉群」——林彪的夫人,她和我父親是四十年代初延安時期的同事。我父親一聲不吭。然而,儘管他的同事紛紛平反,準備回家,當權者卻對父親說:「你不要以為自己沒事了。」我父親對毛澤東的批評仍是不赦之罪。

父親的健康狀況一直在惡化,因為巨大的精神壓力,幾年的野蠻批鬥、毒打,再加上惡劣條件下的繁重體力勞動。五年時間裡,他一直靠服用大量鎮靜劑來控制自己。有時,他要服用二十倍于常人的劑量,毀壞了他的身體。他每時每刻都感到身上某處在劇痛,後來開始咳血,氣喘心跳,一陣陣頭暈。他剛滿五十歲,看上去就像七十歲的人了。有的醫生板著臉,不耐煩地給他開藥,不給他好好檢查,也不聽他細說病症,去看一次病回來總要聽一些造反派的訓斥:「不要以為裝病就可以躲掉了!」

一九七一年冬天,京明在幹校陪父親。他很擔憂父親的身體,一直呆到一九七二年春天。這時,他接到他落戶的生產隊的一封信,說他如果不立即歸隊,秋結算就不給他分口糧。他離開的那天,父親送他去火車站,當時鐵路已從成都修到戰略基地西昌。去火車站的路很遠,一路上兩人沉默著。突然父親劇咳了起來,京明忙把他扶到路邊坐下,給他捶背。過了好半天,父親才緩過氣來。他抬起頭,長嘆口氣說:「唉!可能活不長了,人的一輩子好像一場夢啊!」京明從未聽他議論過生死,吃了一驚,忙說些話安慰他。父親繼續說:「我問自己怕不怕死,我現在這個樣子哪點有死了好?苦海無邊,看不到個了結。有時我也很軟弱,站在安寧河邊心裡想往下一跳了事。但我又想,死不得,我這樣問題沒說清楚就死了,你們大家就沒有出頭的日子了……」他停頓了片刻,接著說:「我這些日子一直在想過去。我是學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著社會有那麼多不公平,我參加共產黨,就是想建起個公正的社會來。結果這個社會有多公正呢?這麼多年來走南闖北,沒日沒夜地工作,從來沒有想過為自己、為家庭謀私利,到頭來還是落得這麼個下場,累及妻兒。老百姓說:落壞下場一定是做了虧心事,得了老天的報應。我想著我這輩子所做過的事,我是判過幾個人的死刑……」

父親向京明說起朝陽的惡霸和宜賓的土匪頭子,然後說:「這些人血債累累,老天有眼也會要他們死呀!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我這輩子到底做錯過什麼要受這種罪。」

沉默了好一會兒,他才又慢慢地說:「如果我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產黨了。」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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