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那年春季運動會第一天，一個叫卿德民的體育教師在運動場上毆打了《綠州社》的同學黃棟樑（「解放」後參加了「志願軍」，是共產黨員，還活著）。我當時正在作《運動會快報》（油印刊物）的主編。王貽明在刻鋼板。有人來告知，我們非常氣憤。我和王貽明等十多個同學立即趕到現場，把那姓卿的體育教師團團圍住，斥問他為什麼打人？姓卿的無言以對，看見我們人多勢眾，也不敢再耍橫，抱頭鼠竄而去。
我們當然不能甘休。於是我們首先把全校運動會立即停止了；立即把同學們召集起來商量對策：我們決定發動全校罷課，緊急分工，一些人四處貼標語、散傳單。提出「反對法西斯教育」、「懲辦野蠻的打人凶手」、「必須賠禮道歉」等等要求。一些人分頭到全校各個班去動員罷課。推選出以我為首的三個代表（王貽明，萬國良）去向校長余文祥提出交涉。我們走到校長辦公室門外，分明聽見裏面有人在講話，但一敲門，裏面立即鴉雀無聲。我們使勁的敲，甚至用腳踢門，裏面毫無反映。
後來得知，余文祥正在裏面召開緊急會議，聽見我們敲門，當然不敢開門。余文祥焦急的商量對策，怕把事情鬧大，怕把標語貼到大街上去。因為當時在許多大城市裏，學生運動已經不斷的掀起。而自貢市這些中、小城市，暫時尚處於「風平浪靜」的狀態。這是一個有近千人的完全中學，一切僅次於蜀光中學。而校長余文祥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又說是參加了中統特務組織的，很知道如果因為此一事件一旦鬧大，掀起點什麼風波的話，他這個國民黨的校長，很有點難辭其咎。殊不知，分工之後，我們行動快速。把「反對法西斯教育」之類大標語，不僅已經貼滿了學校而且已經貼上了大街……用印發「運動會快報」的油印機和紙張快速的印發了「抗議書」、「快郵代電」去四處傳播……
我們廢寢忘食把這事件很快鬧得滿城風雨。余文祥氣得滿臉漆青，亂了方寸。而事情一時已不可制止。學校又根本不想向學生讓步。
我們僵持了三天，全校的運動會也不得不停了三天，亦即全校罷課堅持了三天。風波已經掀起來了，而且我們還在積極的去聯絡、去發動、要把罷課延續下去。余文祥不停的開會，不停的給下面施加壓力。首先必須把課上起來。我們班當然是學校針對的重點。
三天以後叫教務主任林孝可出面來和我們一個一個的談判。林孝可教書教得非常好。什麼課都可以上，而且上得很好。以數學為最。根本不帶課本，哪頁哪行爛熟於胸……學生們都很尊重他，解放以後在著名的富順二中當過校長，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坑」了二十年，活了一百另兩歲。林孝可出面，他一點也不用「壓服」的手段，而是「諄諄」勸說。這反而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又組織了幾個老師來分頭勸說，採用了《孫子兵法》的分化瓦解、個個擊破。極力動員一些同學走進課堂。命令教師有無學生都必須堅守在教室裏，教室裏只有一個學生也必須講課給他一個人聽。如此一來，另一些同學怕耽誤了課程，便也悄悄的去上「重要的課程」。走進課堂的人漸漸增加起來，剩下來堅持罷課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全班堅持了五天，而我們七個人（王貽明、萬國良、盧德強、王大岷、黃棟樑、李自然、曾國一）堅持了十天。
林孝可最後一個才來找我個別談話，我被視為最頑固分子……我感到了失敗的沮喪無可奈何最後一個走進了課堂。
對於這一事件，幾天之後，《川中晨報》報導稱之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因為在此之前，自貢市的學校一直風平浪靜、規規矩矩的，敢於像我們這樣罷課、鬧事確實是「破題兒第一遭」！所以被稱之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當然也只是「死水微瀾」，一個小小的前奏曲！因為不久之後受毛澤東「運動」學生的全國學生運動的影響，自貢市的學生運動也不斷的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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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課
1947年，16歲，因抗議教師毆打同學，率眾罷課，被《川中晨報》報導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
十六年少不識愁 率眾罷課爭自由 標語飛貼城南北 快郵代電氣如牛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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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學生運動」迄今尚是個「盲點」。有的命名為「愛國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革命運動」……應該如何認定1947年以後的學生運動？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盲區」。應該說基本上是在毛澤東的策劃、鼓動之下被扭曲了的「運動」學生的「運動」！迄今為止，對於此「盲區」，尚未引起正視。趁這些親歷者還沒有死光。探討當年的歷史真實，應該是重要的課題。本書在下面的篇章將進行一些初探。引起親歷者的思考。最後那打人的體育教師並沒有受到任何處理，而我們卻被無理的給於不同的處分：開除了班長王大岷（解放後在重慶特殊鋼鐵廠作過計畫處處長）。因為余文祥不敢開除我們（因為家庭背景），王大岷成了替罪羊，我們感到非常對不起王大岷……我們六人被處以留校察看。黃棟樑等停發了助學金。因了我和覃守衡、王貽明的資助，始得以免於輟學。我和盧德強則忿而離校，到重慶上學去了。此時才出市到重慶大碼頭已經十六歲多了。而鄧小平十六歲時候已經飄洋過海去了法國！
註：當年一切落後。以油墨手工印刷傳單、短文之類表達要求、抗議之類稱之為「快郵代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