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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8日訊】
2.3 五個月請愿
“99年7月20日，當我一听到中國政府要鎮壓法輪功，我就心如刀絞、淚流滿面。中國的公安部99年7月29日甚至發出‘通緝令’，要‘通緝’我們慈悲偉大的恩師，我整個人就像要爆炸似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給中國政府寫了一封信，送到悉尼中國總領事館，想向中國政府講講我親身受益的經歷，談談法輪功的真相。可是他們連封信也不收轉。沒有辦法，我和楊若蔚（wei）等功友只能天天打著橫幅去領事館門前靜坐請愿。因為領事館位于悉尼的交通要道，這樣就能使更多的澳洲人民知道中國鎮壓法輪功是千古奇冤！一個月、二個月……五個月，我們几位功友克服了重重困難，每個工作日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大使館上班我們就‘上班’，不管刮風下雨從不間斷。大家知道，澳洲的陽光是世界上最厲害的，因此也是皮膚癌發病率最高的國家。我們臉上、手臂上的皮膚一層一層地晒焦，翹皮之后慢慢往下掉。‘修煉就是要一層一層地去掉人的殼嘛！’功友們樂呵呵地說。”
“領事館的官員不僅連一封信也不收轉，還用各种方式驅赶我們。有一次還以洗車為由往我們身上沖水，恰巧一輛警車路過此處，就進去找領事館的人。當時還有一個路過那儿的西人女士主動留下電話號碼愿意作證。‘今天我親眼目睹代表一個國家的政府机關這樣對待和平請愿的人。這還是在澳洲的國土上，我已領略到在中國那邊政府對待法輪功學員會是多么的不公正。’有的警官還留下24小時的聯系電話，以便急需時可以給予幫助。”
“我的伏特牌小汽車玻璃窗多次被砸碎，輪胎被扎破，鑽上鍋釘。還要恐嚇、謾罵、甚至以暗殺相威脅。有時汽車輪胎的螺釘被擰松，這樣開車會非常危險。加上當時有些大法學員包括學會成員也不理解我們，不斷地勸說我們從領事館門口撤走，更有甚者還指責我們破坏大法。有一次一位學會成員訓斥我和楊若蔚：‘全世界就你們兩人坐在使館前，就你們兩個人圓滿！’面對這一切阻力，我們也在不斷地思考，我們所做的這一切究竟在不在法上？我想：我們去領事館只是向中國政府講真相，只求早日撤銷對我們師父的通緝令，還法輪大法的清白，我們并沒有任何自己個人的追求和欲望。我們撤走了誰高興？不是魔高興嗎！對于某些學員的反對，我很痛心。我還是打開《轉法輪》想問問師父，映入眼帘的是‘一正壓百邪’。（《轉法輪》第107或第166頁）恩師的點化，使我更加堅定了信心，誰也代表不了師父，我要‘以法為師’，听師父的話，做師父的好弟子，在修煉的路上走好每一步。”
“就如在第一章開頭寫的，就在那段時間，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經過一個碼頭走向一艘巨大的輪船，輪船上有一個很大的會場。師父坐在主席台上，前邊桌子上放著一本金光閃閃的《轉法輪》，比我們的書大一倍。（——普通雜志那么大）會場很空，最邊上坐著一些老太太。師父微笑著對我說：‘坐前面，坐中間。’我對師父說：‘我去找人，把位置坐滿，好听師父講。’當有學員再勸我們停止到領事館門口請愿時，我就告訴他們：‘只要我還有一口气，我爬都要爬到中國領事館去，要求中國政府撤銷對師父的通緝令，還大法清白。’后來，据說我成了悉尼總領事館黑名單上的頭號人物。去國內被抓后，國內報刊稱我是‘澳洲法輪功骨干分子’。”
“中國有句古語：‘受人滴水之恩，亦當涌泉相報。’何況我受的是救命之恩。三年前我患有嚴重的類風濕關節炎，几乎癱在床上，那時的我生不如死。當各种方法醫治無效，我几乎已經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時，是法輪大法給了我繼續生活的勇气，使我又恢复了健康，使我的藝術創作又可以繼續進行。我在大法中得到了這么多！恩師為我們承受了這么多！當大法被誣蔑，當師父被‘通緝’，當國內學員被無辜鎮壓，難道我不能為大法說句公道話，難道我不應該為大法做點什么？”
“我雖然在人間付出了一些，可是我得到的卻是用語言都難以形容的。‘修在自己，功在師父’。這150天來，師父天天為我灌頂。‘如果師父的威德很高，也就是師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給你消業。師父功高可以給你消去很多，師父功低只能消去一點。’（《轉法輪》第115頁）我看到自己有三座黑乎乎的業力的大山，當我走出來護法時，一下子就消去了半座。在領事館門口艱難的歲月，天天都有很大的考驗。這時我已經讀過兩百多遍《轉法輪》了，這些考驗都動不了我的心。所以沒隔几天又消去了一座大山。就這樣，一座座業力的大山都在我眼前消失了。我流著淚對師父說：‘弟子只做了這么一點點小事，師父您卻給予我這么多，為我承受了這么多，我只有抓緊時間學法，同時證實大法，以不辜負恩師為我所做的這一切。’我發誓在修煉的路上，什么關都要闖，什么難都要過，做一個合格的大法弟子，圓滿隨師還。我去中國之后，另外几位學員還一直堅守在悉尼領事館門前，楊若蔚至今已經坐了兩年半了。她可能是‘世界第一’——在使領館前坐得最早又堅持得最久的大法學員。如果我不是后來去中國大陸，現在又有其他工作，我也會和她們在一起，一直坐到中國徹底解決法輪功問題為止。”
2.4 “一進宮”
“中國大陸公檢法部門有些專門術語，坐過一次牢叫‘一進宮’，坐過几次牢叫‘几進宮’，我就以此作為小標題。”
“圣誕節快到了，領事館要放十几天假。一想到大法遭到魔難，師父受到誹謗，成千上万的大陸功友因走出來證實大法而受盡酷刑和折磨，我怎能呆在家里過年過節？我去悉尼領事館辦簽證，因為我煉法輪功，領事館不給我頒發回國簽證，就這樣，我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力。我曾給中國政府發了無數封信，請求還師父還大法以清白，可是都杳（yao）無音信。除了回國向政府講清真相外，我別無選擇。于是我買了机票，只身一人取道香港，輾轉回到上海。盡管我离鄉背井十年，在上海我沒有來得及回家看望父母兄弟，也沒有來得及看望師長親友，風餐露宿，忍飢挨餓，就又投入到護法的洪流中去。”
“在上海從飛机場去火車站時，出租車司机幫我買議价的火車票，在議价之外他又多收了我的錢，我的手電他了，他嚇坏了，其實我并不是有意要電他。不知為什么，我身上經常帶電，我電過我的女儿，我女儿也這樣，電過其他孩子[——這可能是一种功能]。由于中國到處抓法輪功學員，所以在國內住宿和旅行都很困難。我在上海火車站附近一個小旅店里住了一宿。這小旅店很臟，枕邊、床上都是老鼠屎，老鼠到處跑來跑去。我從小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老鼠，這下好了，什么關都來了。為了大法，只好豁（huo）出去了，就在這老鼠窩里將就著睡吧。半夜里小旅店的老板不怀好意地沖進我的房間，我也不怕他，我想要他走，我還沒說話，這家伙真的就乖乖地退出去了。”
“早上九點去火車站，在那里看了一天《轉法輪》。下午五點終于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次日上午八點到了北京。在火車站的門口有人問要不要住旅館，單人間，每天20元，我就去了。其實是個二、三平方米的地下室，沒有窗戶，到處是厚厚的灰塵，被子又黑又硬，除了一張臟兮兮的小床以外，站人都困難。結果每天要收30元，店主收了錢還要我在發票上簽字，證明這房間是當倉庫用的。這就是所謂‘單人間’！沒有洗澡間，公用廁所臟得無處下腳，臭不可聞。几天几夜的奔波，腳上都走出血泡來了。錢也給人騙了，身上還剩2元錢，這2元錢還要留著去天安門作車費，飯也吃不成了，只好餓著肚子。看著這個鬼‘單人間’，越看越不是滋味，看著看著，越看越發呆，看著看著，淚珠在眼框里打轉，委曲之情油然而生。這時我突然看到門背后有一個‘忍’字，毛筆寫的，很大，再看下去，‘忍’字變成了漂亮的金色的，我越看越喜歡看。奇怪的是，這“忍”字的點都不是實心的，而是一個個小圓圈。[——這是“天目”看到的]我悟到師父是在點化我，大法學員心要‘空點’，心胸要博大點，要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慈悲的師父又一次點化了我，頓時我記起了自己的誓言，‘我要吃盡世上所有的苦修回去，跟師父回家。’既然‘要吃盡世上所有的苦’，住個不堪入目的房間算什么！我就坐電車去天安門，我不知道天安門在哪里，我先還以為正陽門就是天安門哩！然后我是從正陽門走到天安門去的，我想在那里也許能碰到大法弟子。便衣警察問我：‘你煉不煉法輪功？’他問了三遍，我不答理他，他就走了。我手上沒有錢，吃不上飯，餓了一天肚子。那几天我每天去天安門。”
“有一天終于看到澳大利亞的學員了，他們住在北京最好的飯店！交流情況后，我和一位香港功友12月29日住進了‘哈德門飯店’。早上起床后，樓下坐滿了便衣警察，我們知道被盯上了。我有一條用布做的大橫幅，十米長，一米寬，紅底金字。我把橫幅圍在身上，外邊罩上大衣，顯得很臃腫，別人都以為我怀孕了。吃了早餐后，我們結完賬就离開了飯店。三、四個便衣警察盯著我們，我們決定分開走。一個便衣警察緊緊地跟著我，一直跟到地鐵。我拎著一個旅行箱，想把它寄存到北京火車站。這時一位斜挂橫幅的禮儀小姐，把我的旅行箱給騙走了。警察只會抓好人，坏人、騙子這樣猖獗他們完全不管。后來北京的一個公安人員在審我們的時候說：‘我們只抓法輪功，殺人放火都不管。’這倒是個大實話。大法的書、大橫幅、護照和錢都還在我身上，旅行箱被騙走也好，幫我卸下了一個大包袱，讓我輕裝上陣，謝謝！‘放下執著輕舟快，人心凡重難過洋。’（《法輪佛法精進要旨（二）心自明》）——但這是我以后才悟到的。”
“便衣盯梢怎么辦呢？我想我是澳大利亞公民，對，我有護照，我就去澳大利亞大使館！那天正好碰上放假，我還是勉強走進了大使館，里邊有文官、武官接待。他們了解了情況后，就把我從后門送出去了，這樣才終于甩掉了那個便衣特務。我一想到他還在那儿呆呆地等著我，就有點想笑，‘傻瓜，等著吧，永遠等著吧！’旅館也退了，旅行箱也丟了，我也沒地方去了。從早上七點出門，到晚上十點，坐了一整天的公共汽車，腳上都走起血泡來了，沒法停下來。沒有一個熟人，也不知道一個電話號碼。這時，突然來了一個騎平板三輪車的‘板儿爺’（——北京‘爺’多，會吹牛的叫‘侃爺’，有錢的叫‘款爺’，踩平板三輪車的叫‘板儿爺’等），問我要不要住旅館？我說沒有身份證，他說沒關系，‘板儿爺’就帶我住進了一個旅館。”
“12月31日清早，我隨著旅館的旅游團去看升國旗，又來到天安門廣場。大約七點半，我看到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白人學員西蒙一家，我非常高興，激動地和他們打招呼，和他們只講了兩句話。他們剛走，三個便衣警察就無緣無故地把我拖到警車上去，劈頭蓋腦地打得我血流滿面。他們問我從那里來的，我不說。然后把我抓入公安局受審，一個警察說：‘你是師父的好孩子，是好樣的，有的人一看就象個吸毒的。’然后他就打我。打哪，打哪，后來他打得沒有力气了。他說，你以為我想打你呀？自從打了法輪功學員，我渾身是病，不是這儿痛，就是那儿痛。一大清早公安局已抓了五、六十個各地來的大法學員，其中有農村婦女和老人，警察罰他們站著，朝他們頭上猛打。當他們知道我是從澳大利亞回國的，打我的几個警察就跑掉了。”
“‘腳穿旅游鞋，手提尼龍袋，手拿大哥大，兩眼直瞪瞪。’——這是警察給大法學員總結的順口溜，一抓一個准。所以去天安門要化裝，但我的旅行箱也丟了，實際上是不要我化裝。我們被送到公安部出入境管理處（公安五處），看到我們穿著打扮這樣朴素，把錢都花在買飛机票上了，連審我們的警察也掉淚。有一個警察很凶，要搶我的書（——指《轉法輪》），我說：‘你打死我可以，你休想動我的書。’他被鎮住了，就沒敢搶我的書。他們搜身，東搜西搜，竟然沒搜到十米長、一米寬的大橫幅！他們把我關了一天，然后強行遣送到香港。到了香港，我就把大橫幅挂在‘中聯辦’（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對面，和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學員一起煉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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