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軍管代表進入光孝寺大院初期，首要的任務是撮合院裡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叫做 『一碗水端平』。我本能地知道，如果將一碗水擺在水平線上，大概可以保持平衡，但如果用手端，定力再好，恐怕也很難端平。我心裡明白，這種自欺欺人的口號太多了，不必太過認真。
有一天，一位姓張的軍代表到光孝寺大院『視察』，在大殿前的石平台上，與在場的許多人打招呼，或點頭，或握手，一張笑臉，十分熱情親切。我見原來是老熟人，正待上前與他打招呼，他卻突然一轉身走開了。我立即意識到，大難即將臨頭。
張大代表這時身著嶄新的綠軍裝。自從兩年前毛、林、周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原來解放軍的軍銜就被取消了，從元帥到士兵，一律是『一顆紅星（帽徽），兩面紅旗（領章）』，人們無法辨別軍人的級別和職別。張大代表是十年前就已認識的朋友，這時不戴軍銜，原來的級別和職務，仍然印在我的腦子裡。尤其是那張長長的瓦刀臉，熱情親切的表情，兵油子的談吐，永遠不會淡忘。
那是一九五九年冬，到處餓飯，市場蕭條。四川榮譽軍人學校一支文藝演出隊，以『身殘志不殘』的主題，進行一次巡迴演出。第一站是北京，第二站是上海，第三站是廣州。廣州五大系統（即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軍區）在陶鑄指示下，成立了一個接待辦公室，設在愛群大廈三樓。辦公室主任是軍區後勤部一位少校，主要管接待，儘可能讓演出隊住得好，吃得好。副主任就是這位姓張的大尉、軍區俱樂部主任，主要管演出隊的日常活動。我在宣傳組，光杆司令，既管演出，又管對外宣傳，所以，經常和張大尉研究工作，休息時間，張大尉經常到我房間來聊天。
這支殘廢軍人演出隊的所有演出活動，從排練到正式登台，從化裝、道具、燈光到司幕，全靠文化部門各藝術團體的支持，人員和專業活動，我都比較熟悉，一個多月的演出，進行得相當順暢，張大尉與我的合作關係，十分融洽。
聊天的時候，張大尉的『軍中趣聞』，和他濃重的遼寧口音，常引得在場的人大笑不已。他說過連隊上黨課的笑話：連指導員上黨課，開口就說『我們的偉大領袖李闖王』，我一聽，錯了。連忙向指導員解釋：李闖王是農民起義的革命領袖，最後起義失敗了。指導員點點頭，又說：『李闖王是農民革命領袖，後來失敗了。為甚麼會失敗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不服從毛主席的領導。』聽到這裡，大家已經笑得前仰後合。只有我與他兩人閑聊時，他才把他自己與妻子離異的事，悄悄告訴我，並向我透露，他正在追求的一位女性，恰恰是我同單位的一位女編輯。
演出隊的活動安排得非常緊湊，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觀摩蘇聯火車頭足球隊對廣州足球隊的一場比賽。按慣例，球賽在廣州唯一的大型的越秀山體育場進行，照例不公開發售門票，有組織地由機關、團體、工廠、學校、部隊包座，控制相當嚴密，不容易出亂子。這一天正好是新年，乾陰天氣很冷，大家都穿上軍棉衣，張大尉領隊，乘車來到越秀山一個隱蔽的地道口。下車後張大尉照會了警衛斑，領著大家走入地道。雖然燈火通明，水泥路面平坦，軍用吉普車開得進來，但我們魚貫而入，氣氛相當肅穆。走了大約二十分鐘，再爬一段梯階，出口就在體育場主席台的一側。
我們被安排在主席台左邊的座位上。球賽開始前兩分鐘，一群身著軍便服的高級將領，在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兼廣州軍區政委)陪同下走上主席台來。我一看，見有賀龍、聶榮臻、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等人，十大元帥有一半就在眼前。演出隊的殘廢軍人立即自動起立行舉手禮，我注意到張大尉也起身行禮，只是動作稍慢半拍，長長的瓦刀臉，一陣紅一陣青，很不自在。元帥們落座後，演出隊的軍人才坐下來。這時，有一位軍官走過來，與張大尉耳語了幾句。張大尉立即向大家傳達：和平時一樣看球賽，一切行動聽指揮。後來，張大尉悄悄告訴我，挨了一頓『克』，差點沒鬧出亂子。我問為甚麼，他說，在那種萬人場合，集體站起來行舉手禮，一下子就暴露了元帥們的行蹤，是絕對不允許的。也怪自己，沒有事前和大家打招呼，說清楚。
演出隊的吃和住，就當時『經濟生活困難』的條件而論，屬於『特殊』待遇。愛群大廈是廣州最高級的賓館，每個房間都有兩張臥床，另附客廳和洗手間，從窗口望出去，珠江的景色，盡收眼底。吃的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各大單位輪流請客，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名菜美點，珍餚奇饈，應有盡有。連『困難』前也不容易見到的廣東土特產美食，一一出現在宴席上。我跟着好住好吃，享受了一個多月，想起妻子兒女在家裡挨餓，心裡真不是滋味。
接待結束後，軍區禮堂如有一些重大演出，像海政歌劇團演出大型歌劇《紅珊瑚》，我給張大尉一個電話，他就給我留下兩張票，並親自在禮堂門口等我，客客氣氣送我進場。他這位軍區俱樂部主任，管禮堂之外，還管軍人攝影社，權力不大，交往頗廣。後來聽說他追求的那位女編輯，和另一位比較年輕的軍官結婚，他懊喪了一陣子，又終于找到一個對象，結婚了。
現在是軍管時期，張大尉到光孝寺大院來『支左』，沒有軍銜，按三年晉昇一級算來，不是大校，也應該是上校了。在大殿前連個招呼都不打，我當然不能不介意，也不能太介意，人間冷暖，我也有些感受了。張大尉在大院裡轉了一圈，在大門外乘坐軍用吉普走了，也不再露面了。
大院裡來了位年紀較輕的軍代表，也姓張，也是東北人，後來才知道，這位張代表是部隊藝術團體的政治協理員，充其量是個上尉軍官。不過，既然他的上級派他來當軍代表，他就是大院裡最高領導人，一切由他說了算。
最讓張代表傷腦筋的是，大院裡對立（甚至勢不兩立）的兩派革命群眾組織的『大聯合』。雖說兩派都自稱是擁護毛主席的造反派，又互指對方是『保守派』甚至『保皇派』，兩年多來的『大辯論』，無時無地不是引用『毛語錄』，以暴力語言攻擊對方，而暴力語言互相攻擊的結果，往往伴隨暴力行動，有時演出『全武行』，以頭破血流告終。這就是全國性的『武鬥』越鬥越兇，而且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兩年來全國各地兩大派的爭鬥，已讓毛、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們焦頭爛額，最後不得不以『軍管』名義，用正規軍的暴力，來控制局勢。
在全院大會上，張代表總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來稱呼大家，講話中盡量避免『造反派』、『保守派』、『保皇派』一類帶挑動性的詞彙，連『走資派』也很少提及，翻來覆去的幾句話，就是林彪副主席的指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號召大家一定要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團結起來，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暗中思忖：三年了，學校停課，工廠停工，交通癱瘓，全面內戰，死傷無數，走資派呢？好像連影子都見不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一天，張代表搞了個『憶苦會』，要大一起吃一頓『憶苦餐』。不知道張代表從哪裡拉來一卡車野菜，叫伙房熬了兩大鍋野菜湯，然後在大殿前榕樹下廣場上，由預先培養的三個年輕人，清一色貧農的子弟，當著大家的面訴苦，控訴地主、國民黨、舊社會的罪惡，訴說農民受欺壓、受剝削的苦。張代表極力鼓動，『忠不忠，見行動』，說吃野菜，就等于向毛主席表『忠心』，野菜越吃得多越忠心，他自己帶頭，吃了三大碗。後來才聽說，張代表夜裡鬧肚子，拉得全身發軟，到醫院急診、補液，第二天才免強爬起來上班。
這種『憶苦思甜』的把戲，從『土地改革運動』到『四清運動』，十幾年間，我不知經歷過多少次。開頭，培養貧僱農起來訴苦，無非是沒飯吃，沒衣穿，沒錢醫病，死了連副棺材都沒有，說到苦處，一把鼻涕一把淚，當場加以引導，說是造成農民吃苦受罪的，就是地主、國民黨、帝國主義和舊社會。當時的確能激發起農民的『血淚仇，階級恨』，於是，『有仇報仇，有恨雪恨』，兩年間就殺掉一百多萬人。記得當時一位大學教授，下鄉參加土改，一時無法適應農村生活環境，身體有病，情緒波動，口占一闋《虞美人》，詞曰：訴苦扎根何時了，眼淚流多少。頭疼鼻塞又傷風，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階級今猶在，只是地位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後來整隊，這位教授挨了好一頓批判，連鬥帶打，襯衣領子都扯破了。『四清』運動開始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連續進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依然演用『訴苦』教育方式，就鬧了不少笑話。被培養出來『訴苦』的青年婦女，對『舊社會』已經毫無印象，經歷最深最痛苦的是大躍進後的三年大饑荒，說到全家挨餓，水腫，甚至死人，無不痛哭失聲。這正合著民間一句俗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萬萬沒想到，這位從事政治工作的張代表，在大群知識分子面前，也演出一幕『搬石頭砸腳』的鬧劇。
不知道是張代表以為『訴苦』已經激發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仇恨』，還是『石頭砸腳』令他惱羞成怒，他忽然斷定，兩派對立久久不能消除，一定是階級敵人暗中破壞。他公開號召大家團結起來，揭露暗藏敵人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大家聽了無動於衷，認為張代表腦子裡階級鬥爭那根弦，繃得也太緊了。兩派的爭鬥由來已久，你張代表才來幾天，吃了三碗野菜湯，就知道是『階級敵人破壞』？
我倒是有些擔心，兩年多以前大院裡揭露出來的一個案子，如果軍代表偏聽偏信，不認真調查，真可能釀成人命大案。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大院裡第一個受批判的是歌舞團團長梁倫(全國著名舞蹈家、中國舞蹈家協會理事、廣東舞協主席)，批判重點是他『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不料，上級組織部門卻暗中拋出梁的所謂『歷史材料』，說梁有『特務嫌疑』。梁和他的妻子陳韞儀（也是著名舞蹈家）一起被隔離審查，還威脅他們的女兒當面『檢舉揭發』。院裡少數派造反組織的一個頭頭，在他們組織的大會上，公開指出梁不僅是『歷史特務』，還是『現行特務』，並列舉了一批舞蹈演員，都是梁秘密發展的『特務』。
好友陳君把這一消息告訴我，的確讓我大吃一驚。我想，梁的歷史我不了解，要說這批舞蹈演員，是梁『秘密發展的特務』，則值得懷疑。既是『秘密發展』，同樣是舞蹈演員的這位造反派頭頭，怎麼知道得如此詳細？這批所謂被『發展的特務』，有男有女，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有十幾歲的小姑娘，都是歌舞團的主要演員，如果軍管會派來的軍代表偏聽偏信，或者受陶鑄（原省委第一書記兼軍區政委）影響，對廣東幹部存有偏見，把梁的案子打成『特務集團』，後果將不可設想。如果有人受不起冤屈，自殺了，命案誰負責？
光是擔心還不行，我在可能的條件下，參與了院裡多數派造反組織對梁案的調查。不久，就在上海找到一位病在醫院的關鍵證人。他姓張，抗日時期擔任過地下黨華南特區委員會委員，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東江抗日游擊指揮所政訓室主任，他詳細說明當年梁倫考入政訓室受訓和派出工作的情，沒有發現梁參加過任何『敵特組織』。有了張老的這份證明材料，我隊梁案的懷疑就打消了。只覺得上級組織部門拋『歷史材料』未免居心不良，而誣陷梁案是『現行特務』，簡直居心險惡，可惡可憎。
儘管如此，張代表進入大院以來的種種舉動，還是令人擔心。
張代表帶著三幾個年輕的男女軍人，乾脆住在大院裡，並以『準軍隊』的要求，對大院這一大群文藝工作者，實行相當嚴格的管理。每天早晨七點鐘在大操場上集合，進行一項以集體朗讀『毛語錄』為中心的『早敬』儀式，接著，就是張代表相當嚴厲的『訓話』。有一次，他叫伙房的炊事員提來一隻潲水桶，當著大家的面，情緒激動地講了一堆『階級鬥爭』的老調，又立即捲起袖子，伸手往潲水桶一撈，抓出一個東西來，舉在大家面前，大吼一聲：『看！這甚麼東西？』
大家都吃了一驚，神經繃緊起來，以為張代表抓出個手榴彈。及至定睛一看，卻是大半個饅頭，突然就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不約而同地發出一片噓聲和笑聲。
張代表完全沒有料到會是這樣的難堪的場面，下不了台，臉色一陣紅一陣青，連嘴唇都變黑了。愣了片刻，惱羞成怒，大聲吼叫：『不要笑！隨便浪費糧食，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在這特定的單位裡，扔掉一個饅頭，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軍管文，槍杆子管筆杆子，還是那句老話：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更何況，兵的背後，還有一尊至高無上的神。
幾天後，有人在大殿迴廊的矮牆上發現『打倒軍軍』幾個字，張代表一口咬定，是一條矛頭指向解放軍的反動標語。立即拍照取證，公開追查。我到現場看過，四個字是用小瓦片在牆上劃出來的，高度只及肚臍。許多人和我推斷一樣，可能是哪個孩子劃寫的。很快就水落石出。『打倒軍軍』四個字是一個小女孩紅紅寫的，她說，軍軍欺侮我，又不講理，就打倒他。軍軍是經常和紅紅一起玩的小男孩，兩個孩子的父親都是轉業軍人，大院裡擔任領導職務的中級幹部。明明知道孩子會使用『打倒』這樣的暴力字眼，是因為三年來到處都『打倒』，給孩子們造成極壞的影響，還是公開作出自我批評，給張代表留了很大面子。
張代表一再判斷錯誤，而又自恃甚高，急于打開局面，於是，又採取更打更嚴厲的高壓手段。
萬萬沒有料到，我會第一個被拿出來開刀。
6/26/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