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征文】愛情与信念 :第二章

蕭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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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7日訊】沈天心是衛東街道第一個隔离審查者,聯指特為建立了一個由社會青年組成的看管隊,日夜值班。建隊時康小民再三強調要按照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辦事,不得打罵審查對象。這批只想早日得到工作的小青年原來就是成天圍著聯指轉的,跟天心也很熟,他們口里不說,心里卻都明白康小民的用意,在整個看押期間從未對天心動過一個指頭。在暴力行為泛濫之時,這樣的文明對待完全稱得上是一件大幸事了。隔离的地方最初是在一家街道工厂圍牆邊一間狹長的堆物間里,泥土地面,唯有一扇小木窗,房間里又暗又潮,一股霉味。看管隊員把沈天心領到那儿時,家里的被褥隨之也到了,据說是康小民吩咐兩個看管隊員到天心家去拿的,順便將情況告知天心的母親,并通知她每天給天心送飯。母親听說每天送飯,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只要天天送飯,她就能天天知道儿子的情況,這要比杳無音訊好多了。

一切安排停當之后,小木窗上已現出夕陽的余暉。小屋門已從外面鎖好,外面的人聲也已靜息下來,圍牆另一面是一家國營厂,此時有陣陣以筷擊碗的叮叮聲遠遠地傳來,那分明是下班工人走在去食堂的路上。窗外一棵大樹上,響起了鳥雀的喧聲,使小屋更顯寂靜。天心傾听著這些現已不再屬于自己的聲音,這才品嘗到有生以來第一次失去人身自由的況味。不過,他并不過分在乎。其實,在家里也不見得能享有多少自由;大而言之,偌大的中國,眼下整個儿無异于一座大牢籠,跟這儿的小屋并沒有質的區別。他意識到這次的事還不知如何了結,他需要耐心,絕不能性急。

隔离審查的第一個晚上,他早早就睡了,他并不抱怨,也不憤恨,也不忐忑不安,或許要比在家里睡得更沉。

第二天一早,張平來通知看管人員,8點半將沈天心送到他所在的居民會交待問題和接受批判。因為他進聯指是居民會推荐的,他剛進車木組,組里的人對他都不了解,所以理所當然該算是居民會的人。實際上,這么做是康小民和張平的避嫌之計。通知好之后,張又叫人打開小屋門,進屋看了看,他聞到屋里的潮霉味儿皺皺眉頭對看管隊員說:“這里不行,太潮濕,要呆出病來的,我回去跟小民商量一下,換個地方。”其實他就是听了康小民說這地方太潮,才特為過來打招呼的。

沈天心被點名揪出,居民會是最早得到消息的組織之一。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平時對沈天心都很親,他們万万沒有想到他也會成為現行反革命,那可是個最可怕的天大罪名啊。而且,在關城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吳戚集團這樣的反革命大案,只要看看近兩個月來那惊天動地的聲勢,她們就一時間覺得不知怎樣對待沈天心為好了。一個在她們眼中一貫文質彬彬,禮貌周全,令人感到可親可信的人,与她們想象中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險惡嘴臉,這之間的反差太大了,她們實在無法將二者重合到一起來,但這又是一個不容怀疑的事實。她們知道沈天心是個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在家里不是看書就是讀英語,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一想到這一點,她們就覺得這個問題确實是沒有什么文化的她們所難于弄懂的。住在天心家隔壁的一個小組長說,她看見戚兵來過几次。總之,盡管事實依据不足,但可疑之處畢竟還是有的。

沈天心家所在居民會的主任解放前是童養媳,解放后,她積極從事居民會工作,協助公安机關破案,幫助派出所掌握本居民會各住戶的歷史狀況和現實動態,在街道領導下負責在本居民會開展各項政治運動和中心工作,因此很早就入了党。她還帶領居民群眾為居民會几次贏得全國衛生先進居民會的稱號,自己也成了縣人大代表。對待文化大革命造反,她心里是有疙瘩的,好在衛東街道的造反派組織處事有板有眼,才使她漸漸气順。現在,全國在搞清理階級隊伍,混在造反派中的反革命分子被一個個挖出來,對這個形勢她感到非常滿意,毛主席真英明啊,她想,自己對造反派曾經抱有過的懮慮和擔心,原來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想到了,那只是在引蛇出洞啊。沈天心的家庭出身不算坏,他父親早逝,母親一直在做小學教師;不過事情也不那么簡單,她知道沈天心的祖母出身于官宦大家,他們家到現在還留有滿堂過去的嵌螺鈿紅木大理石家具;他外祖母解放前參加過反動道會同善社,為此,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被抄過家,天心家一直是住在外祖母家的私房里的,抄家時也受了連帶。她對天心有好感,那是因為他是在她眼皮底下長大的,她一貫了解他的個性和為人。群情洶洶搞造反的時候,天心毫無反應,這就使得她對他的好感上升到了信任。天心就是她自己推荐給康小民的,現在,她有責任把沈天心這個人的真相搞清楚。她想起抄家時,她看到一些寫了字的本子被擲在抄走的東西里,后來這些東西被送到街道,堆在樓上一個大房間里。于是,她就提議到那個房間里去找找,是否有沈天心所寫的東西?究竟寫了些什么?結果就找到了一個小日記本,盡管重要的證据不多,但她到底真正看到了一點天心內心的陰暗面。由此推想,他与吳戚反革命集團有關系就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了。人心确實是最不可測的東西,毛主席說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真有道理啊!她想。不過她并不想直接与沈天心交鋒,反正居民會里也有個進入領導班子的造反派,她樂得讓那人去對付。

小房間里坐著七、八個人,其中大多是有點年齡的婦女,她們都以与前大不相同的眼光看著他。她們昨天都去了批斗會現場,眼看他挂著牌子,被凶狠的工糾隊員們推上台,站在台上時還被用力摁了几次頭。這种事情發生在素不相識者身上跟發生在朝夕相見的人身上,給人的感覺大不一樣,它會使人產生疑惑与迷茫。她們此刻的眼光里就透露出那种拿不准的不自然神情,而且還夾雜著壓抑住的同情,只有那個今天要一試身手的主審人硬板著面孔。

盤問在一种別扭的緊張中開始。

“沈天心,現在,我們責令你老實徹底地交待問題。你是個有文化的人,你一定知道,抗拒交待只是死路一條。反正,昨天批斗會的聲勢你是看到了的,我們不獲全胜是決不會收兵的!”她擺出一副不負居民會重托的樣子說。

“我這些年一直在家里自學,看過許多資封修的書,受到過一些資封修思想的影響,這一點我不否認。但是,我也在認真學毛主席著作,決心不斷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求自己處處按毛主席的教導來做。我想大家對我是有所了解的……”天心溫和地說。

主審人“嘿”地一聲冷笑。“我們現在對你是有所了解了!我們一直受到你的偽裝的欺騙,沒有想到你是一個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

天心對此不作一聲。
“我問你,你是什么時候參加吳戚反革命集團的?”
天心仍舊默然。
“你怎么不回答?你不要以為不回答就能蒙混過去!我們都知道你是吳戚反革命集團的重要骨干,吳府城的紅人!你說,你是什么時候參加的,搞過什么反革命活動?”
沈天心眼圈微微發紅了,他含著淚但口气十分堅定地說:“你們知道,我現在心里很亂。假如你們要以這种方式和我談,我就沒什么好說了。我希望你們不要給我添亂。”
“難道我們冤枉你了?”主審人說。“你反對馬克思主義,這可
是鐵的事實!”
“我沒有反對馬克思主義。”天心毫不猶豫地說。

主審人看了看手邊的一張紙說:“你說資本論羅列的事實是正确的,但所下結論是錯誤的,這不是反馬克思主義是什么?”

天心對此早有准備,他說:“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這句話是不符合邏輯的。從來都是從正确的事實得出正确的結論;事實是正确的,得出的結論卻是錯的,這話不通。”
大家听他這么一說,臉上的神情都凝結住了,包括主審人在內。
略頓了一會,主審人赶快接著說:“那你交待和吳府城的來往!”
“我和吳府城只是認識,沒什么來往,你們可以去問問,我有沒有到街道總指去找過他?”
“那他為什么這樣夸獎你?”
“他夸獎我?那我可不知道。”
“戚兵來過你家嗎?”
“來過,但次數不多。”
“來干什么?”
“不干什么,只是玩玩。”

盤問就這樣變得毫無意思了。但需要指出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來的有現行反革命嫌疑的人,能夠受到象沈天心那樣低規格審問的人不多,居民會的家庭婦女們畢竟是心軟的。

那天下午沈天心又被送到街道聯指辦公室,康小民、張平和他談了話。實際上康小民沒說什么,話都是張平對他說的。

“居民會的人說你今天上午態度非常不好,這不行。我們并不要你夸大事實,你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實事求是地作出交待。你必須認真深入地進行回憶,把問題全都攤出來,不能有絲毫隱瞞。”

張說了這樣的話,同時,他又對看管人員說街道樓上已騰出一個房間,今天就把隔离室搬過來。

沈天心把寫交待當作是一次展示文才的机會了,他從自己的簡單經歷寫起,以批判的口吻,寫到文化大革命前想要通過刻苦自學,實現成為翻譯家的個人理想,為自己找到較好的生活出路。他說他看了很多中外文學書籍,除了中國的一些大文學家之外,外國的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魏特曼、泰戈爾等著名作家也在他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們宣揚的人道主義精神、平等博愛的思想、通過個人奮斗追求崇高目標的生活道路,都深刻地影響和感染過他。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他認識到,這些資封修的東西与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是格格不入的。再下去,他就寫了些自己“在近几年里是有用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的強烈主觀愿望的”等等這樣的話。但在關系到吳戚反革命集團這件事上,他仍然持堅定的否認態度。這樣的交待當然一時是過不了關的,所以街道要他再寫了几次,但寫來寫去,無非都是拖延時間而已。其實,街道只是將他關著,并沒有給他施加多大的壓力,天心由此斷定,外面對他的揭發并沒有增加新的內容。

母親讓一向有病在家的舅舅一日三餐給他送飯,有時他能夠听見舅舅在樓下跟看管隊員說話的聲音,送來的飯則由看管隊員拿到樓上。

几天后,隔离室里來了新伙伴,那是個中等身材,五十多歲,面孔枯黃消瘦的人,但他的五官透出清秀之气,不象是個粗人。天心稍稍移開地板上自己的床褥,讓他將床和自己鋪成并排。攤好床褥后,他坐在床上解開一個小衣包,翻弄著包中的几件內衣,這時,天心看到他默默掉出了眼淚,眼淚就落在衣包上。

意識到沈天心在看他,他迅即擦了擦眼睛。“貴姓?”他抬頭問。
“姓沈。”天心含笑說。
“呵,你就是沈天心,我知道。”他惊喜地瞪大眼睛說。“事情怎樣?”他又關切地問。
“問題不大。”天心說。
“可那聲勢真了得,嚇得死人啊。”他又端詳著微笑著的沈天心說:“你倒顯得很坦然,真的看不出是有什么大問題的人。”
“你貴姓?”天心問。
“姓謝,叫謝瑞棠,擁軍居民會的。”
“為什么事?”
他長嘆一聲說:“說來話長啊……”

抗日戰爭初期,老謝是上海一名中學畢業生,父親去世,与寡母相依為命。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份招收中學文化程度年輕職員的廣告,就去報了名。經過遴選之后,招工者將几個被錄用的青年人帶到了江蘇某地農村,這時他們才知道自己來到的地方是新四軍在江蘇的根据地。參加新四軍后,他很快受到器重,在不到兩年時間里,他不僅入了党,還從開始時的宣傳文書升到了特委書記。不過當時新四軍流動性很大,駐地并不固定,地方政權也不是具有穩定地盤的机构,特委書記一職似乎并不象后來那樣顯得十分重要。

他那時對生活的艱苦倒不是很在乎,因為隊伍里的每一個人,無分職位高低,大家都過著同一种生活,他只是放心不下身在上海的母親。他曾在工作空閑時請假回上海去探望過几次。有次上級派他到上海郊區某地執行一項秘密任務,他是化妝成大商行的小老板,戴著銅盆帽,穿著考究的長衫去的。任務完成之后,他就順便到上海市內去看望母親。誰知事出湊巧,他到家時母親正重病在床,气息奄奄。他不顧一切,將母親送進醫院,直到母親轉危為安,不會再有意外時才离滬返隊。他的返隊時間比預定晚了四天,這件事在他自己看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但在部隊看卻是一次嚴重的違紀,而且是無法說清楚的,他被撤銷一切職務,并受到禁閉處分。他的禁閉是由譚政林的警衛班執行的,譚政林還跟他談過几次話,一段時間里,譚政林的警衛班到什么地方,他就被帶到什么地方。也許是出于輕率的書生意气,也許是出于對艱苦生活的厭倦,也許是出于對老母的拳拳眷顧之心,他在禁閉期內就產生了离隊的想法。到禁閉解除,讓他重新再做文書工作時,他的去意就變得非常堅定了。他尋机回到上海,不久就到上海偽政府所屬的一個部門做小公務員。抗戰胜利后,他進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學習,最后升任編輯。解放后,他所在的出版社并入上海美術出版社,他那時已經結婚,有了孩子,妻子品貌端庄,十分溫文賢淑。但是他沒有想到,在自己的命運之途上已潛伏著歷史問題的隱患。53年,上海美術出版社將他們全家遷至青海一家印刷厂,名義上是支援內地建設,實質是政治性流放。青海是自然條件十分酷烈的內陸高原省份,東部沿海諸省的許多重罪犯就是被送到青海的勞改營進行改造的,這些罪犯往往刑期很長,一出陽關,生還之望就極為渺茫了。老謝本人乃一介文弱書生,妻子更是習慣于柔風細雨的江南女子,加上孩子年幼,后來又添了新的孩子,所以一家人實在無法适應青海的嚴峻生活,到后來弄得人人罹病,妻子几乎到了命若游絲,危在旦夕的境地。在万不得已之下,他們只好咬著牙發狠退職,回到妻子老家關城。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職”就是一個人生家性命的全部,“職”所在的單位就是一個人生老病死的唯一依托,退了職的人隨便到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得到新職了,因此可以想見老謝一家此舉所冒的天大風險。好在按照那時的規定,他們兩人退職可以拿到近万元退職金,加上平時稿費之類的積攢有七千多元,手上一共有一万七千元。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万七千元已絕非小數,他們之所以敢于退職,這筆款子無疑是一股支撐力。他們在關城安家之后,就購置了一台彈棉机,一台針織机,開始在家里承攬零星加工活計,以免坐吃山空。生意清淡時,謝本人還挑副小擔子出去做賣水果的小生意,掙點零錢。他對沈天心說:“我有時想買點小籠包子之類的點心吃,可我不忍心拿家里的錢,做小生意掙到點錢,就自己買點吃的,還給家里帶點。”他們一家五口(三個孩子)就這樣度過了這些年。雖然辛苦,但總算是平平安安度過來的。到此時,那筆積蓄還剩下七千元。“這筆錢是我們家的命根子啊,”老謝對天心說。“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一直心惊肉跳,唯恐保不住這筆錢,可一直不敢將錢完全從銀行拿出來。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以來,我确實是越來越害怕了,批斗吳戚反革命集團的場面我連看都不敢看。我滿心想的只是如何保住最后這點錢。前天,我終于下了大決心,將錢全部從銀行取出。我是發了昏了,竟然會做出這么件蠢事!我前腳把錢取走,銀行后腳就給街道打了電話,我一次提取這么大的款項引起了他們的怀疑。我的歷史問題早在派出所里放著,現在老賬新賬又要一起算了。你看,這不是我自已找的嗎?我真是害人啊,我把家里人害苦了……”

沈天心盡力安慰他,對他說一次提取七千元錢,這本身并不能算作什么犯罪;至于歷史問題,應該是早有結論的,就這么些事,都明擺著,翻出來批一批,斗一斗,自己心里有數就行了,用不到過分害怕。

“昨天居民會斗我時,給我挂上了‘叛徒、漢奸、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說著老謝的眼眶就發紅了。
“你离隊后有沒有出賣党組織的行為?”沈天心問。
“當然沒有,在上海根本沒人知道我是共產党,那時候不比現在,只要自己不說,人家永遠不會知道。”
“這樣的話就只能算作脫党,叛徒的罪名敲不實的。”天心分析道。
“是啊,我的檔案結論就是脫党……”
“揪斗時牌子上寫的名目并不是最后的定性,不必過分放在心上。”天心又說。
“是的,是的,你說得對……”稍停了一會,謝又沮喪地說:“他們把我家的錢拿走了……”他抬起頭來看著沈天心問:“你看錢會還給我們嗎?”

“我看最后會還的,沒有理由沒收你們這點活命錢嘛,不過,你不能性急,暫時不要去想這件事,讓它過一段時間。”天心笑了笑又說:“你看這儿,不是很舒服嗎?与外界隔絕一些時候,讓自己靜靜心,這樣的机會是難得的。”

謝也露出了笑容。“啊,真沒有想到會在這儿遇上你!我來關城后從沒有一個朋友,人家不會來和我這樣的人交往,我自己也不愿意去結交准。可跟你,簡直一見如故,真是有緣有幸啊……”

由于隔离室里有了兩個人,第二天一早,男待業青年,個子小小的、渾身透出一股邪勁的看管隊長就風風火火撞門進來。

“起來,起來!”他沖著從被窩里探出頭來的老謝凶神惡煞般嚷嚷。“你也起來。”他又對沈天心補了一句。

“把紅寶書拿出來,現在我帶領你們早請罪!”他說。
原來如此,正不知何故的天心放下心來。
“啊呀,我沒帶紅寶書……”老謝吃惊地說。
“哼!”看管隊長狠狠瞪了老謝一眼,馬上轉身出去拿了一本進來。
“中飯時寫個條子叫你儿子拿一本來!”他邊將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遞給老謝邊說。
“好好,謝謝你,謝謝你。”老謝感激地連聲說。

看管隊長讓他們倆面對一側板壁上的毛主席畫像站著,一本正經舉起自己手里的紅寶書,領著他們大聲念了兩段語錄。

語錄讀好后,他又大吼道:“向毛主席請罪!……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鞠好躬后,他又大聲責令他們徹底交待問題,但他的目光是回避沈天心的。
他出去時重重將房門關上,老謝看著沈天心問:“你一個人時也這樣?”
“我沒有受到過這种优待,今天是第一次,那是因為來了你這個大人物的緣故。”天心笑著說。

老謝也被逗笑了。“噯,那小伙子怎樣?怪凶的。”稍停后,老謝有點擔心地問。

“這种無知無識的小青年要是受到慫恿,那就什么坏事都會干出來的。不過在衛東街道,他們還不至亂來,有人管著他們。”天心說。
“你沒有挨過打吧?”
“沒有。”
“呵,那就好……我原來很怕,我只知道被揪出來的人隨時都會挨打,象我這樣的身體可經不起啊。”老謝不禁松了口气。
“不過,也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備,万一街道管不住了,情況可能就會不一樣,盡管眼下還看不出這种跡象。”沈天心不想讓老謝始終抱有樂觀的想法。

“是的,是的,”老謝連聲說,他深情地凝視著沈天心,又嘆息著說:“唉,你真不簡單,年紀輕輕就有這樣的能耐。我膽小慣了……”

“不要怕,再說怕也沒用,只會使自己的處境更加不利。”

“對,對,反正听天由命吧……”老謝似有所悟地說。

“更确切地說是順其自然。”沈天心糾正他說。“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你害怕也是很自然的事,你与我不同,你肩上挑著家庭的重擔。”

“對,對,你說得太好了,我不是為自己害怕,而是為家人們害怕啊,一直如此。”說著他的眼眶又紅了。

“你是個重感情,重責任的人,我可以想象,你們家雖然生活艱苦點,但充滿了溫情。”沈天心說。

“你從那里看出的?”老謝顯出饒有興趣的神情問。

“昨天你解開衣包時,我看你掉淚了,那時候我就知道了。”沈天心有把握地說。

“你說得對極了,我和妻子結婚二十多年,兩人從沒講過一句重話。”他動容地說。

中餐前,老謝向天心借了紙筆,給送飯的儿子寫了張條子:“良駒:請叫媽媽給我一本毛主席語錄,再給我一支筆和一個本子。”

“良駒是我們的大儿子,我不讓他去造反。孩子還听話,一直呆在家里。”老謝抬頭對沈天心說。

天心看到老謝寫得一手好字,再看看他那憔悴萎黃的消瘦臉容,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深切的惋惜之情。要是他一直能夠在美術出版社做編輯,那就好了。他不适宜于做革命家,但他明顯具有從事文化工作的能力,他深深愛著自己的妻儿,本來可以生活得非常幸福;阻斷他的事業,從根本上破坏他的幸福,這怎么說都是殘酷的,毫無道理的。

沈天心和老謝一起呆了三個多月,直至自己解除隔离。這期間隔离室里還有過另外几個關押時間不那么長的人進來又出去,有其他人在身邊時,深入的談話有所不便,但在他們兩人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种心心相通的互信關系。老謝看到隔离室里除了早晚兩次請罪之外,別無其它難以忍受的對待,再加上沈天心對他的感染,心也就慢慢寬緩下來了。兩人單獨相處時,他們的談話有時甚至深入到時局的核心部位。除了已經說過的擔心之外,老謝還有一個最大的懮心之處,那就是三個孩子的未來。他的大儿子此時早到該上大學或就業的年齡,按照他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內心愿望,下面兩個小的當然也應該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可是,這一切眼下卻成了根本無法實現的奢望和夢想。

“阿沈,孩子都拋荒了。”老謝有次嘆息著說,他早已親切地稱天心為阿沈了。“在家里,眼看孩子們的大好時光一天一天白白地過去,我心里比什么都難受,可又不能多講,因為我知道,大孩子心里已經夠苦悶了……”稍停后他又說:“阿沈,跟你說說不要緊,我心里時常會生出一個妄念:要是遇上一個能告訴我這种局面到底會維持多久的人,那就好了……”

“這不是妄念,而是屈原天問式的發問,能夠作此發問的人本身已經是能人了。”沈天心說。

“我不行,這可不是假話。我知道,我自己已經無望了。老實說,我們雖然年齡相差一大截,可我相信你,并不斷得到來自你的精神力量。”老謝誠摯地說。

“我心里也常作天問式的發問,我還經常做一個情景大致相同的夢,我夢見自己在一條漫長而又曲折的黑暗隧道里急切地摸索,拼命往前走,攀高爬低,抑制怦怦的心跳往前走。”沈天心說。

“結果怎樣?”老謝興趣濃厚地問。

“這個夢我做了無數次,每次都是在黑暗中醒來,人還在那個漫無盡頭的隧道里。只有一次,我在夢中攢行了很久之后見到了圓圓的發出亮光的隧道口。我赶快向隧道口奔去,令我無限惊喜的是,在隧道口的前方,离地面低低的空中懸著一輪鮮紅的太陽,那太陽离我很近,就象一張大圓桌子那么大,它通紅燦亮,但并不灼熱与眩目。可惜見到太陽的夢就這一次,其它的都是黑暗与失望。我不知道那些夢向我預示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哪一种預示是正确的。”沈天心一口气說了那些話。

老謝听得入了神。“呵,說得太好了!”他惊奇地說。“我希望那黑暗与失望是我,而你卻見到了太陽。”
沈天心笑了笑,爾后又正色說:“不管最后能否見到太陽,我們都要堅定地摸索著在隧道里走下去。”

隔离室里還發生過一些趣事。被關押的人一般都具有良好的胃口,天心的母親看到每次送去的飯菜都被吃得一干二淨,所以就不斷逐漸地加量,但仍然每次都點滴無剩。老謝說他平時總喜歡在街上買些點心吃的,真想吃點什么,但又不忍心向家里要。一天,舅舅用小鋁鍋送來一滿鍋面,上面還有大塊的紅燒肉和兩個醬煨蛋。天心吃惊之余,猛然想到這天是他的生日,母親是在給他做生日呢!他心里一陣熱乎之后,就請老謝和他分吃。老謝起先還想推辭,但听沈天心說今天是他生日,有自己參加他的生日宴會意義非同尋常,就知道沒法推了,而且他也确實想吃那鍋色艷香濃的肉蛋面。

“這不只是一鍋面,這是一位母親的愛和苦心啊。”兩人高高興興吃完后,老謝感慨地說。

進入寒冬后的一天夜里,全城統一進行了一次清除流民的大行動,盡管天這么冷,露宿橋洞街角的無家可歸者還是不少。抓到的人一般都經過審問,或送看守所,或送遣送站。有個模樣怪异的老頭身體傴成一張弓,皺紋密布的臉烏黑烏黑,兩只眼睛尤如一片烏黑之中的兩個黑色的亮點,而且此人前言不搭后語,一問三不知,叫人無法認為他的心智是健全的。派出所一時不知道將他往哪儿送,于是權且在本街道隔离室寄放一夜。那老頭動作遲緩,卻又神情鎮定地在沈天心床鋪一側的空地板上坐下去,然后將身子挨靠著板壁。他身上所穿的同樣也是烏黑的衣衫極為單薄,他打量著房間,臉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沈天心也在打量著他,盡管老頭并不抖索,天心卻不自禁地為他感到寒冷。此時,天心自己蓋著兩條被,于是他將面上一條掀起來,擲給了老頭。老頭并不言謝,也不推辭。他擁被坐了一會,目光灼灼地看著沈天心說:“你是個大官。”天心笑笑說:“不,我不是官,是普通老百姓。”老頭斷然搖搖頭說:“你在騙我,我看得出來,你是大官。”

那老頭第二天走后,給隔离室留下了大患。沈天心不久便發現自己身上長了虱子,后來,每天晚上睡覺前都得扒下內衣,把每條衣縫都搜尋個遍,如果找到了蠕動的虱子,就用手指將其掐死。這种情景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里有過生動的描述,只是王胡和阿Q是此道的行家,能將虱子放進嘴里發出畢剝的響聲而已。

此事使老謝大為感動。“阿沈,想不到你還有這么一顆善良的心,老實說,這事我就辦不到。”老頭剛离開,他就按捺不住地說。

“你只有一條被,而我有兩條,這就將我逼入了別無選擇的絕境。”天心笑著說。

“唉,人心不滅啊……”他浩嘆著說。

在整個隔离期內,上面并未向沈天心進一步加壓和盤問,無意義的交待和檢查后來也不寫了。沈天心心里已經非常有把握,自己的問題不會有大的起伏了。他只是不知道究竟要將自己關到何時,或許要到吳戚反革命集團案全部結束吧,那樣就可能還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所以他也不急于盼著要出去。他吃得下,睡得著,簡直就在養身體。老謝有次說:“阿沈,我看,你身體有點弱。”天心說:“你怎么看出來的,我不是很好嗎?”老謝說:“你尿頻,這是體弱的表證。”隔离室里是放著一只尿桶的,沈天心嘴上不說,心里卻想老謝大概說得不錯。前些年,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發現自己尿里有大量乳白色懸浮物,而且胃部時有緊縮感,他自已認為這是長年在家,出路無著,精神上長期受到壓抑造成的身體反應,是心病,而不是真正的病症。加上他不愿給母親增加壓力,所以他從來不想要去醫院,甚至從來不放在嘴上說的。關在隔离室里,他反而覺得身體上的种种不适之感全都消失了。說來奇怪,連年輕人不可避免的性騷動似乎也被隔离室那上鎖的門遠遠關在外面了。

69年元旦已過,有一天,沈天心被叫了出去。一間小辦公室里坐著一個身體壯實的解放軍軍官,沒有任何其他人。沈天心一進門就處在他那凌厲的逼視之下。當時,關城縣設有解放軍的支左辦公室,軍隊實際上是地方政權的主宰。

“你就是沈天心?”天心在他對面坐下后他問。

“是的。”天心看著他平和地回答,但他心里知道今天可非同往常了。

“你知道我今天為什么來找你?”軍人仍然逼視著他,傲慢而又冰冷地問。
沈天心不答。

“你在隔离三個多月里什么也沒有交待,我忍無可忍了!”他提高聲音代天心作了回答。

沈天心還是默然。

“不要以為你不交待我們就不知道,你的情況我們全都清楚。你是有點學問的,算是個小知識分子吧。你和吳府城是什么關系?”

“我和他只是認識,并無多大來往。”沈天心平靜地說。

“按你這种態度,我們早該將你交給群眾了!”文化大革命中,交給群眾一詞是施行暴力的代用語。“你知道我們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將你交給群眾?我們是考慮到你的身體,對你加以一定的照顧。交給群眾,你這樣的身體能受得了?可是,我們的照顧和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假如你繼續堅持對抗態度,拒不交待實質性問題,那我們只好將你交給群眾了……”

他看沈天心不吭聲,又繼續往下說:“我給你三天時間,你得寫出能使我們滿意的交待來。你就交待下列三個問題:第一、和吳府城、戚兵以及其他吳戚集團成員所搞的反革命活動,詳詳細細地交待,一個細節都不准遺漏。第二、揭發你所認識的反党、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他們的反動思想和言行;第三,徹底交待你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思想。三天后,我來取。那時我會作出決定,是否將你交給群眾。你回去吧,何去何從你自己考慮!”

解放軍軍官的來到標志著沈天心的問題已經逸出衛東街道的控制范圍,無論哪個街道一級的人都已經沒有能力對他有所袒護了。但是,沈天心心里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假如上面的當權者決心將他交給群眾,那末,無論他按他們的要求作出多少交待,最終必定還是免不了要交給群眾。這里的邏輯是最明确不過的:一次交待,他們說不充分;再交待,他們還是說不充分;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待下去,到最后總歸要到達這一點:交待者實在沒法再作什么交待了,而當權者卻仍然對結果不滿。于是,交給群眾,希望以極端方式繼續迫使交待者向深層挖掘。這個結局是完全無法避免的,無論把問題搞得多大,多么不可收拾。所以,解放軍軍官的來到反而使沈天心下定了鐵的決心,既然總要退到一條不可再退的防線,那就不如堅守第一條防線,還是讓遲早要發生的事早些發生吧!

沈天心回隔离室時臉容嚴峻,老謝懮心忡忡地問:“怎么樣?”

沈天心無所謂地說:“還不是老一套,讓它去。”

兩人不再說什么話,沈天心只是躺在床上,閉著眼睛養神。兩天里,他大部分時間就這樣躺著,橫著一條心什么也沒寫。到第三天,他用大大的鋼筆字寫了一張紙:
“文化大革命前,我看過許多資封修的書,受到過資封修思想的嚴重影響。但近几年來,我是有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世界觀的強烈主觀愿望的,我一直只想做好事,從來不想做任何坏事。”

把那張紙塞到枕頭下后,他又繼續仰面閉目躺在床上,他身體一動不動,就象死了一樣。老謝知道,他必定遇上了大難題,心里充滿了擔心和同情,但他沒法給他任何安慰,而且看到他明顯不想說什么話。
第四天早上,張平開門招呼沈天心出去,沈天心來到他跟前,他就問:“交待寫好了嗎?”

沈天心不說一句話,返身回到床邊,從枕頭底下取出那張紙,到門外交給張。張將紙拿在手里,瞪大的眼睛顯出惊訝。他看了看紙上寫的東西,又抬頭看著沈天心。“那怎么行?”他自語似地問道。

沈天心不答,臉上毫無表情。

“那只好交給群眾了。”張說。

“隨便!”沈天心斬釘截鐵說了這么一句就轉身回進隔离室。

張平拿著紙走了。老謝几乎象要哭出來似地說:“呵,阿沈,我真為你擔心死了……”

几年前,因為母親將偷叼了飯桌上半條魚的花貓狠狠打了一頓,天心竟然和母親吵了一架。鄰居一個混賬男人經常痛打自己親生的年幼女儿,天心曾多次隔著窗戶喝令他住手。他對暴力行為具有天生的極度厭惡和反感。他無法想象,二戰中的納粹軍人、侵華日軍、前國民党特工,以及受到毛澤東煽動的紅衛兵,對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體所進行的慘無人道的摧殘,是在一种什么力量的驅使下進行的。他也無法想象,要是這种暴行落到他自己身上,他會有怎樣的感覺。只要稍為想象一下這种對人施加的獸行,他身上就會浮起雞皮疙瘩,心會因為恐懼而發出顫抖。但是,在面臨嚴峻考驗的此刻,他卻壓根儿沒有去作這种想象。他只知道非此不可,別無選擇,只好硬著頭皮等待無可逃避的局面的來到。

兩天之后,他被叫出隔离室。看管隊員給他脖子上套好大紙板牌子,讓他在一間辦公室等待。辦公室里沒有其他人,沈天心坐在那儿,听著外面不斷有人匆匆忙忙走來走去,互相招呼和訊問,看上去象是准備參加批斗會。這時,康小民進來了。“到百貨公司樓上開批斗會。”他向沈天心擠了擠眼睛,輕聲說,隨即就出去了。他是特為來給天心打招呼,讓他放心的。

關城縣百貨公司是位于關城中心最大的一家百貨商場,它成弧形占据了整個面向城中大橋橋腳和三條城中大街所形成的交匯口的寬闊街面。商場是二層樓,二層朝街一面,建有一個由底層長長的弧形雨廊所支承的平台,在那個平台上開批斗會,下面可聚集上万觀眾。

平台前架著几張竹梯,沈天心他們到場時,平台前緣已經站了不少挂牌者,在他們身后是大批工糾隊員。下面,還有几個挂牌的人正在攀梯子上去,前面的街心廣場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沈天心當然上不了竹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被人提上去的。這次批斗,他連那些聲討者究竟在說些什么都無心去听。他唯一存有鮮明記憶的的是,當他在平台前緣站好之后不一會,張平書記特為過來,叫人將他的站立位置往后退一步。張是個有心人,他怕沈天心失足掉到下面去。

那天,沈天心的鄰居去看批斗的人很多,他們對天心經受這么大規模批斗的想象和天心本人的實際感受有著云泥之別。他們回來后誰也不敢對天心的母親說些什么,但母親是知道的,她在默默地流淚,但也不讓人看見。

沈天心是有理由感到高興的,如果這場批斗就算是交給群眾,那無疑是規格最低,最容易接受的一种,盡管看上去聲勢浩大。

老謝看到沈天心回來時臉上又露出笑意,心中的沉重石頭一下子掉落了。
新年前的一天,沈天心突然得到解除隔离的通知。由于事出意外,而且進來通知的看管隊員在隔离室里等著和他一起离開,所以他与老謝連告別的話都沒說。他最后走出隔离室前向老謝點頭示意時,他看到老謝臉上顯出茫然和痛苦的神色。

康小民知道造反派當權已來日無多,故在沈天心解除隔离前不久,赶快抓住机會离開街道聯指,進關城一家國營大綢厂當工人去了。他只是去當工人,但由民辦小學跳到國營大厂,在那時也算得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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