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36計(三十七)

王維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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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傳

六四事件之後,趙紫陽下臺,江澤民上臺。李伯甯為三峽工程上馬,多次給江澤民寫信。一九九一年夏,江澤民在李伯甯的來信上作了批示:三峽工程要進行正面宣傳,可以下毛毛雨。從此,三峽工程進入決策的最後階段。

那麼李伯甯究竟在信中提到了什麼,讓江澤民動了激情?李伯甯在信中不但闡述三峽工程的綜合效益,而且還特別提到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偉大政治意義:

首先,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其次,建設長江三峽工程,可以激勵全民愛國主義熱情,鼓舞整個社會士氣;最後,長江三峽工程可以檢驗地方諸侯對中央領導是否忠誠。

官方公佈的三峽工程移民為一百一十三萬,為世界上移民人數最多的水庫大壩工程,這本是建設三峽工程的一個最大弊端,在西方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中,三峽工程根本不可能實現。西方國家的環保組織把三峽工程稱為「史達林主義」的產物,只有在獨裁國家中,才能得到實現。但是李伯甯認為,中國建設三峽工程,移民百萬,正是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只有中國才能集中全國的力量幹幾件大事。世界上有十幾國家的人口還沒有三峽工程移民人數多。哪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這樣的魄力,能讓百萬居民搬遷?答案是: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有這樣的魄力。

六四事件之後,全國士氣低落。長江三峽工程,作為世界上發電裝機容量最大的水庫大壩工程。因而被中共視為可以激勵全民愛國主義熱情的墊腳石。

檢驗地方忠誠

六四事件中,江澤民憑藉幾個老人的決定,從上海到北京,登上了中央領導核心。雖然在寶座上坐了兩年,但是地方諸侯對此是否服氣,江澤民心中確實沒有底。秦朝時,丞相趙高曾經指鹿為馬,測試官員是否順服。江澤民亦打算以長江三峽工程,檢驗地方諸侯對中央領導是否忠誠。

一九九一年全國經濟計畫會議結束之後,全國四十七位省長、自治區主任、直轄市市長及計畫單列市市長,組成全國省長長江三峽工程考察團,於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赴一場鴻門宴。

在三峽壩址三斗坪處,面對滔滔長江,這些地方諸侯們都表了態:「三峽工程是國家中華民族的象徵,它關係全國造福當代惠及子孫,建議國家盡早決策興建。不管受益不受益,修三峽工程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我們堅決支持!」

三峽工程是一個大型水庫大壩工程。省長們卻非要把三峽工程說成是國家中華民族的象徵,認為三峽工程會造福當代、惠及子孫,這是現代「指鹿為馬」。只是兩千年前還有指鹿說鹿的人,而今四十七位省長,都認鹿為馬了。

當然地方諸侯們對三峽工程的支持,不僅是口頭上,而是要從各省市的財政中,拿出錢來(最終都是納稅人的錢)。根據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的資料,到二○○六年,全國對口支援三峽庫區投資就高達二百七十七億元,這二百七十七億元,並不包括在一九九二年批准的五百七十億元三峽工程投資之內。

博大出版社授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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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苦肉計」,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三十四計,敗戰計其中之一。原文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間以得行。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 推遲蓄水,就會影響發電,也會影響對下游流量的補給。這個方法在目標不改的情況下,無法接受。剩下的只有工程整治一條措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錢便往下投就是了,淤多少,挖多少,反正這筆錢,不會算到三峽工程的投資上去。
  • 一九八四年,李鵬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把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領導人「高峽出平湖」的夢想,作為歷史賦予的重任。
  •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三峽工程做了三個不同蓄水方案比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較的結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發電效益都不能滿足要求,而經濟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則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還要差。
  • 「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多高,三峽水庫庫尾處的水位也多高」這個理論,完全是「無中生有」,既沒有先人的經驗證明,也沒有現代科學理論的支持。
  • 三峽水庫長六百餘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為零,所以,三峽水庫庫尾處重慶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峽大壩處的水位高,兩處的水位絕不可能是像李鵬所說的那樣是一般高低。
  • 而二○○三年六月以來,三峽水庫蓄水的實踐,恰恰證明:高峽出平湖,根本是無中生有。
  • 為了支援三峽工程統一領導建設,李鵬在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就提出建立三峽省,為此,必須先行組建一個籌備組。
  • 一九八八年,全國政協再次組織三峽考察團,這次參加的全國政協委員有一百二十八人,團長是政協副主席周培源。
  • 按照西方決策理論,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是工程技術問題,而三峽工程決策是政治決策;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通過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為政治家的決策做工程技術準備,而政治家則是出自政治考慮,權衡各方面利弊,做出最後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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