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有個方向了。「我可以見他們嗎？」
「妳得要在警局提出官方申請，」那個男人說。「但是在我們的文書作業還沒有處理完以前，妳這麼做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男人的態度擺明了所謂的「文書作業」一點也不急。但我至少來到了自己熟悉的領域。
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
在接下來的七天當中，我不停地在警局跟移民辦公室之間來回奔波，以跟官員建立起關係，跟他們建立起情誼。
我知道自己得要行賄。我試著去想像，如果是我母親的話，她會怎麼去處理這件事——透過親和力、說服力跟現金三者的結合。我很友善。我會奉承他們。我知道了他們的名字跟癖好。我每天都比任何人早到移民辦公室，然後就坐在外面的長椅上等，如此一來他們每天早上看到的第一張臉孔就是我的臉。我會送給每個人一包菸。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如果我只是坐著等他們辦好了通知我的話，我知道自己可能要等上好幾個禮拜或好幾個月。
在這裡，本來只要幾分鐘就能處理好的行政作業，會被拖到好幾個小時或好幾天。
午後的潮濕會削弱每個人的體力。但每一天，我都覺得自己一寸寸地接近我的目標。
移民辦公室裡的官員跟我說，他們想要抽紅色的萬寶路，也就是香菸裡面最貴的那種。他們一旦知道我好說話，而且想跟他們打交道的話，他們的腐敗就會赤裸裸地展現出來。每次我前去拜訪的時候，他們都會問我從自動提款機領了多少錢出來。
「一百塊錢，」我會這麼說。或者是：「只領了五十而已。」
他們會輕拍我的手，說他們要看。然後我會把那疊寮國的貨幣「基普」拿出來遞給他們看；他們會拿走約半數的紙鈔（有時也會多一些），然後把剩下的遞回來給我。
接連被敲詐了幾天，加上吃飯跟住宿的費用，幾乎耗光了我所有的錢。雖然不情願打這通電話，但我也沒有其他選擇了——我打給了在首爾的金，他立刻就轉了一筆錢給我當資金。我非常感謝他，並跟他說這筆錢一定要算是我跟他借的。我會還給他，就像我把錢還給瀋陽伯父那樣。
在早上拜訪過移民辦公室以後，我下午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因此我會坐在一間叫做「咖啡屋」的店裡閱讀。咖啡屋是一間西式的咖啡館，店內有提供泰式跟西式的食物。我還記得一點點英文，但依然看不懂菜單，因此我問服務生，坐我附近的某個顧客點了什麼東西。
「麵，」他用英文回答我。
我每天都吃麵。一星期以後，我想換個口味，因此打電話問金「飯」的英文怎麼說。
「Rice，」他說。
「Lice，」我複誦一遍，只不過講成了英文裡的「蝨子」。
「不是lice，是rice。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講rice才是對的。」
「好。Lice。」
我每天中午都在咖啡屋用餐，每天晚上則是在尹先生的中國餐廳用餐。為了要減少花費，我開始不吃早餐。我不在乎。這會讓我覺得自己跟母親還有弟弟團結一心。我甚至不敢去想像他們吃的是什麼食物，或者餐點的量有多麼地少。有天下午，我一樣待在咖啡屋裡，我又看見了那個黃沙髮色的高個兒，他的膚色被豔陽曬得更形粉紅。有如巨人般緩慢地從我身旁走過時，他用眼神跟我打招呼，我則報以微笑。
經過了七天以後，移民辦公室的長官，一個又胖又懶，一顆大肚子緊緊繃在綠色制服襯衫裡的男子，說他會帶我到關那兩個北韓人的地方。我立刻就覺得如釋重負。
我們上了他的車。他說：「妳身上帶了多少錢？」
我打開皮夾給他看。數都沒數，他直接拿走了一半。完全不用找藉口說是某項費用或某種開銷。如今回想起來，身為一個城鎮裡的高階官員，他這種自在、無恥的搶劫行為讓我很生氣，但當時的我並沒有這種想法。我一心一意只想找到我的家人。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我心想。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我都願意承擔。人類很自私，只在意自己跟他們的家庭。
我跟這些人有什麼不同嗎？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們來到了鎮內的主要監獄，也就是我第一天造訪時，外面喝著酒的人漠不關心地跟我說裡面沒有關任何北韓人的地方。要是我知道媽媽跟敏鎬的確關在裡面，我一定會每天都過來，就算我來其實也只不過是幫他們加油打氣，也在所不惜。我會朝著高牆的上方大喊：「歐媽呀！敏鎬呀！別擔心。有我在。」我會在每天下午從移民辦公室來到這裡坐著，一路待到黃昏，待到夜空中充滿了群蟬的鳴叫聲為止。
監獄裡的獄官跟我說，我可以在獄中的女子區跟我的母親會面，但他們不准我去男子區見敏鎬。他們帶我穿越過由泥牆圍成的操場，來到一扇黑色的大門前。門鎖匡噹響，鐵門發出吱嘎聲以後往旁邊打開。鐵門的後面站了一個人，是我的母親。#
——摘自《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愛米粒出版社
責任編輯：林芳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