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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42)

作者:張樸
《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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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

黑外套和球衣快速起身,對他行注目禮,擠出一臉諂笑。國安老友一擺手說:「你們先出去。」

身後的門剛剛關上,國安老友便揚起抓在手裡的幾張打印紙,在我頭頂揮舞著說:「這是你寫的,你看看你都寫了些什麼!」

是昨晚在公司寫的那篇文章吧?怎麼可能被他們看到?我的電腦加了密的!國安老友似乎猜出我在想什麼。

「加了密又能怎麼樣,沒用!」

他的聲音和他的目光一樣冷颼颼。

我埋下頭,不吭氣。

國安老友擺出一付關心的腔調:「吃苦了吧?這就是不聽招呼的結果。」我仍不說話,心情複雜。只要國安老友一句話,我立馬能脫離苦海。但我必須悔過,滿足他的要求。我能做嗎?能嗎?一旦這樣做了,意味著我從此再也見不到阿塔了!

國安老友似乎又猜出我在想什麼。

「暫時想不清楚,也沒關係。」他寬宏大量地說:「我們可以先幹點其它事。」他示意要我跟他走。

鑽進等在門外的轎車時,他忽然說:「我帶你去見嘎登。」

黑頭套又罩在頭上,所不同的是,他要我自己戴上。我盡量擴大頭套裡面的空間,這樣呼吸就暢快多了。我沒再戴手銬。車裡除司機外,只有我和他。

到目的地後,我取下頭套,眼前是一個戒備森嚴的大院,迎面的主樓有五層,後面是幾排平房。黃老闆提到的那個由國安掌管的看守所,就是它了。

我隨國安老友走進一間小會議室。顯然事先都安排好了,兩張面對面的椅子,中間隔著一張長方形桌子。我剛坐下,國安老友就離開了。

出門時,他回頭說:「給你半小時。」

空蕩蕩的房間就剩下我一個人,等待著嘎登的到來。我既興奮不已,又緊張不安,不停地張望著房外,身體和臉部的疼痛似乎也減輕了。有腳步聲夾雜著金屬撞地聲,由遠而近,一個穿囚服的人出現在門口。

我的心往下猛一沉:「這是嘎登?」

我熟悉的嘎登,高大肥胖,臉色黑裡透紅。眼前的人卻瘦骨嶙峋,一臉病態。他身上鎖著沉重的工字型手銬與腳鐐,迫使他彎曲著腰,困難地挪動著腳步。從門口走到椅子跟前,就幾步路,他不停地喘氣。惟他的犀利目光告訴我:他是嘎登。

同時進門的看守人,為他除去手銬、腳鐐。長期被鎖住的手腳突然放開了,嘎登一下失去重心,差點沒摔倒。好在他及時扶住了椅背。坐下後,嘎登對我慘然一笑說:「我的運氣還不錯,能活著見到你。」

我心裡好一陣心酸。從他身上的刑具,從他調侃的話裡,從他瘦得幾乎沒了人樣的外表,我斷定他一直在遭受殘酷的肉體折磨。

一開始嘎登避而不談,在我催問下才透露了一些,聽得我脊梁骨發冷,汗毛直立,心驚膽顫!

為了逼嘎登交代所謂的「罪行」,綁架當天,就把他關進一個分不清白天或黑夜的地下室。國安們強迫他脫光衣服,只留一條內褲。他的手腳被綁在後背帶鋼條的鐵凳上,身體無法動彈。他們二十四小時輪番審訊他,不准睡覺,一旦發睏,巴掌就打過來。為保持嘎登頭腦清醒,他們不停用冷水澆他的頭,開冷空調對著他吹,還用注射器往他鼻腔噴射芥末油,嗆得他鼻涕眼淚全噴出來。在這張鐵凳上,嘎登整整「坐」了三十天!離開鐵凳時,他的雙腿極度腫脹,屁股長瘡,流血流膿,肉和內褲黏連在一起,想脫也脫不掉。看守人上前猛勁將他的內褲往下一拽,連帶撕掉了一大塊肉。

由於拿不到口供,嚴刑拷打上場。嘎登雙手被鐵鍊綑住吊起來,腳尖可以踩到地面,但腳跟卻搆不著。什麼「蹄花湯」(指用木棍敲擊腳踝),什麼「穿心蓮」(指雙拳同時擊打心窩、後背),什麼「隔山打錘」(指在胸前放一本書,用鐵錘猛擊)。最殘暴的是拿高壓警棍電擊他的腦門、臉頰、脖子、脊椎和生殖器。

無論國安們怎樣刑訊逼供,嘎登始終只有兩句話:

「我沒幹任何壞事,我沒有罪。」

在目睹阿塔天葬之後回到成都,我才聽説嘎登最終死在電刑之下。這是一種老式的刑罰,幾十年前我在書本和電影上就見識過,把銅線纏繞在受刑人的耳朵、手指、腳趾上,再接通手搖電話機。搖動手柄時,產生的電壓可高達一百二十伏特。穿過人體的電流量,通過搖動的快慢來控制。當快速搖動時,受刑者的身體立即發生痙攣、抽搐,如萬箭穿心,慘叫聲格外淒厲。死於電刑的人,通常是因為心臟麻痺。

其實嘎登已經料到他的結局,他一再對我說:

「不要再花錢請律師了,我只有死路一條。」

又說:「這都是命中注定。」

六十八

半小時的會面,我聽,嘎登講,話題圍繞著他最親近的人。他有時自責:阿爸的拖拉機又老又舊,早說要換新的,生意忙,就給忘了。有時著急:現在財產都被沒收了,買不成了,連給阿爸阿媽準備的養老錢也沒了。有時犯愁:阿塔做事欠考慮,好端端一個商店,說不要就不要了,畢竟那是謀生的飯碗啊。

當聽到阿塔去探望阿爸阿媽時,嘎登臉上露出了一種帶著惆悵的笑。忽然他哽咽起來,繼而掩面而泣。我正要講幾句排解悲傷的話,嘎登已抹淨淚水,重新看著我。

「我想他們了。」他的聲音低沉、嘶啞。

多麼了不起的一條漢子!受刑再重,坐牢再苦,他都不曾流過一滴淚。我寬慰他說,我會盡力設法使他能見家人一面。嘎登連聲道謝,但表情卻是絕望的。

「你要是見到阿爸阿媽,就說我很好,沒大事,最多坐三、五年的牢。」嘎登的聲音恢復了平靜。

「祝他們安康如意。」

「時間到了!」站在門邊的看守人一聲大叫。

嘎登緩緩立起身。看守人給他重新戴上工字型手銬與腳鐐,被迫彎曲著腰的他,吃力地朝門口挪去。突然他轉過身來,臉色赤紅,兩眼大睜,似乎意識到這次再見將是永別。他拚盡氣力對我喊:「答應我,照顧好阿塔!」

我努力點頭,眼淚奪眶而出。

腳鐐聲遠去了,我仍坐著發呆。國安老友什麼時候進來的,我竟然全無察覺。

「怎麼樣,想清楚了吧?」他邊說邊在我對面坐下。我沒敢抬眼,但能感覺到他目光的尖銳。我的頭皮一陣陣發麻。

「嘎登就是那種『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國安老友繼續說,口氣充滿了感嘆。「他就不想想,我們這麼個大的政權,還對付不了他?比他頑固的人,我見多了,不都被我們的鐵拳砸得粉碎!他有錢,又能怎麼樣,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哼哼,這就是分裂分子的下場。」

國安老友的聲音像從虛幻的空中傳來,陰冷、凜冽,我不禁渾身發抖。

「我曾提醒你不要成為分裂分子的幫凶,」國安老友話鋒一轉:「你沒有聽勸,居然還寫出反動文章來。僅拿這一點,我就能輕鬆定你個『危害國家安全罪』!當年在報社時,」國安老友說到這兒,語調放平緩了些。「你就是一個喜歡批評政府的人,但我始終認為你是愛國的。像嘎登這種偽裝很深的人,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你一個勁兒地替他辯護,還要幫助他和他的搞分裂活動的全家。真是愚蠢之極!」

我一直沒出聲。國安老友的話像針尖一樣扎進耳朵,依我的脾氣早跟他爭論起來。但眼下的我已如驚弓之鳥,既沒情緒也沒膽量去反駁他,只能裝出一付洗耳恭聽的樣子。

「當然,我也說過,作為多年的朋友,我有責任挽救你。但你必須轉變態度,照我說的辦。我也不要你寫什麼保證書了,口頭表個態就行。」國安老友停住了,顯然在等我的反應。

我保持沉默。終於,國安老友失去了耐心。「你現在可以走了,」他冷冰冰地說:「跨出這道門,你的結局就跟嘎登一樣。選擇權在你。」

「我、我愛阿塔……」我的聲音聽著像一個溺水者在掙扎呼叫。同時我抬起頭,眼巴巴望著他。

「這個嘛,我理解。」國安老友的臉上泛起嘲弄的笑。

「可是,你如果因此把身家性命也搭上了,不值啊!」

「讓我帶阿塔走吧,走得遠遠的,躲開政治,安安靜靜過自己的日子。」

「不行。」

「阿塔和阿媽就要到成都了,我總不能不管吧?我能不能把母女倆先接到家,做一番解釋工作,再送她們走?」

「不行。」

「那我就到車站去,跟阿塔、阿媽見最後一面。還不行嗎?」

「不行就是不行!」國安老友眼露凶光。在與他的交往中,從不曾見過這樣的目光。我的牙齒像受寒似的磕碰起來。國安老友要我來看嘎登的目的已經達到,此時我心中的恐懼無以復加: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財產,還有我珍藏的古董們。

我給他下跪了,是的,下跪了。

「我照你說的辦。只求你不要再折磨嘎登,放過阿塔、阿媽和阿爸。」

我痛哭流涕,頭腦昏沉。國安老友怎樣派人送我回家的,我都記不清了。

我像害了大病似的躺在床上,突然被電話的鈴聲吵得驚醒過來。話筒裡傳來國安老友的聲音,雖然我永遠也不想再聽到他的聲音,卻不得不聽。他像催命似的說:

「抓緊時間離開成都;不許跟阿塔、跟任何人聯繫;不要心存僥倖,你的所有行為都在我們的掌控中;阿塔見不到你,就會回家鄉去。你的手機我來幫你處理,反正你也不缺那個錢。有了新手機號馬上告訴我。」

末了,又著重叮囑:「從昨天半夜到現在發生的一切,絕不能透露出去。」

我辭退了保姆,解雇了文祕,收拾起簡單的行李,帶上最珍愛的古玩,獨自駕車沿著漫長的公路,向北京開去。當我的凌志越野車開進北京城時,阿塔和阿媽乘坐的長途車正好到達位於成都西門的車站。

(待續)@#

──節錄自《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責任編輯: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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