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舊時的蹊徑——代序
我是個不積極又不果斷的人。生活散漫離亂,得過且過。自己這些年的研究,亦復如此。其實也說不上什麼研究,只是課餘之暇,獨坐書房,閉門造車,東拼西湊,了無章法可言。
至於如何選擇歷史這個營生,說來也很偶然。只緣高中畢業那年,終於留級,但功課未見起色,只有歷史科較出色,但也不過七十來分,其他各科可想而知。不過,我想讀的是新聞,那時臺灣還沒有新聞系。心想沒有新聞,不如讀舊聞。因為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但不論新與舊都是一樣,我都是妄想,肯定考不取,只藉此臺北一遊。但卻意外僥倖考上了,真是意外的意外。
當年臺大歷史系,在傅斯年先生的調理下,是臺灣大學的第一系。名師如雲,南北混同。但我卻漫步椰林大道,不知歷史為何物,於國計民生何補。不過,後來問題終於來了,因為畢業時要寫篇論文。論文是什麼?怎麼寫?我完全不知道。但不論怎麼說,總得先選個題目。雖然,當年勞榦先生沒有開魏晉南北朝史,但我們班上包括何啟民、孫同勛、金發根和我,卻都選了這個範圍。後來大家都沒脫離歷史研究和教學的範圍。所以,我們可說是臺灣培植的第一代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工作者。
我的題目是〈北魏與西域的關係〉,至於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也許是因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吧。關於陽關,四年級時勞先生開了一門「魏晉南北朝史專題」,講的就是陽關,一年的時間徘徊大小方盤城之間。不過,這門課選到最後只有我一個人,還有兩三個旁聽的,使我那一年再也無法逃課。不過,這個問題對我的論文有些幫助,我的論文大概寫得還算不錯,勞先生給了九十六分。畢業後報考研究所,勞先生為我寫推薦信,說我對白鳥、羽田、箭內的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可繼黃文弼樓蘭未竟之業,期許頗高。其實我當時對這些日本學者的著作,略有接觸,但卻不盡了解。而且對於「西征樓蘭」,那是條茫茫的天涯路,實非我能力所及。而且班上同學高手不少,衡量再三,我拿了推薦信,卻沒有報考。
不過,「西域」,對我以後申請香港新亞研究所,有很大的幫助。我申請新亞研究所,也是非常偶然的。那是退役之後,在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工作,負責的業務是國際交換,因和單位主管相處不洽,遞了個「請辭,乞准」四字的呈文,就下鄉教書,開當鋪去了。在鄉下一年,教書尚可,當鋪卻開垮了,又回臺北在個書店當門市。那時我剛結婚,居於陋巷違建之中,生活非常艱苦。一天看到報上一則廣告,香港新亞研究所在臺招生。我妻見我整日沉湎「一劍光寒十四州」中,並非長策,總該混個功名,遠了去不起,這裡倒合適。所以,勸我報考,但我興趣缺缺。倒是我的朋友萬家茂非常熱心。那時他正讀臺大醫學院生理研究所,做完實驗,就來窩居,兩人各據一椅,追讀金庸的《萍踪俠影錄》,即《射雕》。他為我到學校申請成績單,為研究計劃找打字行,並且在申請截止前一天晚上,陪我到郵政總局投遞。
申請研究所,研究計劃是必須的。但我卻不知怎麼寫,用些什麼參考書。好在自己在書店門市工作,架上還有幾本通俗可用的書。於是,就以自己的論文為基礎,再以讀過一些湯恩比文化的挑戰與回應模糊的概念貫穿,寫成〈西域‧文明的驛站〉的研究計劃。認為西域環繞沙漠的綠洲地理環境,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早期處於農業與草原文化之間,隨雙方的政治勢力而沉浮。其後界於東西文化交匯之處,由於本身無獨特的文化基礎,因此,東西文明傳遞至此,皆能保持其原有文化的風貌,以待另一種文化的吸取。西域居於其間,緩和了兩種文化接觸與挑戰的衝擊力。計劃寄去四五個月,如石沉大海,我早已忘記這件事。一日突然接到通知錄取了。後來知道這次招生只有一個名額,是亞洲基金會給的。包括臺灣、日本、東南亞各地十九人申請,我竟又僥倖錄取了。據說當時校外委員羅香林先生非常欣賞這個研究計劃。
進了新亞研究所,拜在牟潤孫先生門下。不過,這個研究計劃只是進階之用,如要再進一步探討,就非能力所及了。那麼,從何處切入,頗費思量。後來想到初入臺大歷史系時,因魯實先先生之囑,讀了一部黃善夫刊本的《史記》,接著又讀了半部《漢書》。於是便從《史記》所載高祖「平城之圍」入手,討論漢匈的和戰關係。寫成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稿子,注了三四萬字。這篇稿子是自習之作,目的在學習材料的運用與掌握,從來不敢示人。不過,後來研究所月會報告〈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以及對長城問題的探討,和現在寫司馬遷《史記》關於對漢匈問題的解釋,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所謂研究所月會,由錢穆先生親自主持。每次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與學生各一,提出報告。然後由各導師提出評論,最後錢穆先生作總結,氣氛頗為肅穆。輪到我報告,提出的報告是〈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文章以文言寫成,兩週前已分送諸導師與同學。不過,想想有所不妥。因為和錢先生的《國史大綱》有相左之處。錢先生對甌脫的解釋,取其原始義,即韋昭所謂「界上守屯處」,與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所云:「境上候望之處」。我則取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的引申義,即「甌脫,閒地也」。擴大為「農業與草原民族間的緩衝地」。因此,我請示師父牟潤孫先生,是否要刪去與錢先生牴觸之處。牟先生說錢先生不一定會記得。但錢先生不僅記得,而且記得很清楚,並且很堅持。對我作了非常嚴厲的批判。最後還是鄭騫先生以辛棄疾的一句詞:「甌脫縱橫」,為我解圍。
這次月會從下午兩點到晚上六點多,是新亞研究所月會空前絕後的一次。老夫子真的生氣了。以後在新亞研究所的幾年,我不敢再見錢先生。直到他定居外雙溪素書樓,才再親近錢先生,多所請益。月會的第二天,一位沒有參加月會的學長,走進我研究室,他光光的腦門上冒著汗珠,瞪著眼,怒沖沖地指著我說,我不該冒犯錢先生。他說昨天他沒有來,如果來了,我早就躺下了!我說:「甌脫,只是偶爾一脫,昨天已經被脫得光光,以後在新亞一天,決不再脫。離開新亞,我一定還脫。」的確,後來以長城為基線,討論中國歷史文化的變遷,以及拓跋氏從平城到洛陽文化轉變的歷程,就是以甌脫為基點出發的。(待續)(本文限網站刊登)
內容簡介
只有文化理想超越政治權威之時,史學才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空間,魏晉正是這樣的時代。魏晉不僅是個離亂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第一次文化蛻變的時期,更是中國史學黃金時代。書中一系列魏晉史學的討論,雖然是作者研究魏晉史學的拾遺,卻也道出對這個時期史學探索的某些觀念。此外,關於魏晉時代的散論,以及對長城文化的探討,也是作者曾進行的研究工作。這些以文學筆觸寫成的歷史文章,常帶感情,讀來倍添溫情。
──節錄自《魏晉史學及其他》/東大圖書公司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