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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6日訊】60年前，在陝北高原“革命聖地”延安，37歲的翻譯家、作家王實味寫下了一組名為《野百合花》的短文。他沒有想到因此引來殺身之禍，更沒有想到，這一叢“野百合花”將永遠開放在中國文學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上。
1942年春天，“整風運動”正在延安的窯洞裡展開。女作家丁玲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有過一個雜文的小高潮。3月9日，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對革命陣營中的男女平等等問題提出批評。11日，艾青發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直言“作家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他大膽地呼喚自由寫作、獨立精神。兩天後，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分兩次連載）。17日，他又在《穀雨》發表《政治家．藝術家》一文。此外羅烽、蕭軍等作家都發表了有鋒芒的雜文。他們一起宣告“雜文的時代”沒有過去。不料風雲突變，批判浪潮洶湧而來。如果不是毛澤東說了一句“《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丁玲恐怕也難逃此劫。
唾沫橫飛，在圍剿一介書生王實味的行列中，不僅有周揚、陳伯達這樣的意識形態金棍子，有範文瀾等左派博學鴻儒的義正詞嚴，最令這個民族蒙羞的是丁玲、艾青從背後飛來的刀子。她們反戈一擊，落井下石，猛打“落水狗”。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與王實味思想作鬥爭》座談會上發言（以《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為題發表在16日的《解放日報》），上綱上線，稱“王實味的思想問題”“是一個動機的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已經是政治的問題。”昔日的同伴轉眼就成了“為人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是‘善於縱橫捭闔’陰謀鬼計破壞革命的流氓。”“馬馬虎虎的發表了這樣反黨的文章在黨報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恥辱和罪惡。”正因為如此，她不僅要與王實味劃清界線，而且不惜以最惡毒的詞彙來詛咒他。
如果說丁玲的發言還比較粗糙、比較感性化，那麼詩人艾青6月16日寫的《現實不容歪曲》，則長篇大論（發表在6月24日的《解放日報》），分《王實味的偽裝》、《王實味的實質》、《王實味的手法》等五個小節，精緻嚴謹，冠冕堂皇，而且詩意盎然，大有不將王實味置之死地不罷休之勢。文章開頭即說：王實味的文章是“充滿惡意的，造謠污衊的”，“那種原是只能發表在重慶《良心話》上或是西安《抗戰與文化》上的文章，竟在延安出現。”最後得出結論──王實味的行為“是最‘骯髒’‘污穢’‘黑暗’‘醜惡’，甚至於是卑鄙無恥的行為，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決不向他要一絲一毫的‘理性和良心’。”
其實，這樣的機會王實味也是有的：當毛澤東讓秘書胡喬木帶話給他，指出他的錯誤之後，他只要痛哭流涕，自我糟蹋一番，然後痛改前非，感激黨和領袖的英明偉大，他的前途將依然光明，最起碼不至於落一個砍頭的下場。但他拒絕了。
人們常說，知人、論世要有理解之同情。我也不想輕易斷定丁玲、艾青詛咒王實味純粹就是踐踏他人以圖自保，譴責人性的自私和陰暗。或許她們是真心悔悟。在她們，黨性戰勝人性乃是天經地義。而在王實味身上，人性始終高於黨性。
塵埃落定，王實味也早已平反。60年後，重讀丁玲、艾青咒語般的文字，我們幾乎難以想像這些話竟出自情系桑幹河的女作家之口、出自大堰河孕育的詩人之手。然而，這一切都是真的。這是1942年的延安──千萬男女青年所嚮往的“革命聖地”──發生過的真實一幕。
歷史不是從那裡開始，也不會在那裡結束。王實味死了，他鮮血所滋養的野百合花，依然開放在歷史的荒野上。丁玲和艾青，無論她們有多少理由，無論她們有什麼樣的文學成就，她們都將為這一切而永遠蒙羞。這是人性的恥辱。它不只屬於1942年。專制的歷史一日沒有結束，這恥辱的一頁就無法翻過去。
（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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