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8日訊】第二天，我讀到了純子的一些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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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堵牆，你聽說過嗎？

　　在巴黎的公墓，有一堵矮牆，100多年前很多追求幸福、自由的人死在那堵牆下，那堵牆也成了流血革命的象徵。在柏林，半個世紀前，也有一堵牆，又有許多追求自由生活的人的血流在了那堵牆下，那堵牆已經蕩然無存。20多年前，在中國，也有一堵牆，一堵200多米的灰色磚牆，那上面曾經貼滿了許多自由的文字，我就是從那裏出發的。

　　老戚雙目沈沈，蒼涼的聲音仿佛從歷史中傳來。

　　這是我第一次見老戚，我們的談話就從牆的話題開始。

　　我說：「巴黎的牆和柏林的牆我都知道一點，中學的歷史課本上就有。中國的牆，我就知道長城。」

　　老戚喟然長歎：「20多年了，我呆獄中，你待閨中，楚囚佳人，相忘江湖。這就是中國的民主史啊。」

　　聽王彤說，從1976年開始，老戚入獄三次，獄中生涯就占了15年。

　　老戚第二次入獄的時候，我剛剛出生。第三次入獄，我才跨進人民大學的校門，雖說是人大校友，我卻從沒有見過他。王彤提議參加這次沙龍的時候，我心裏暗揣了緊張和新奇。

　　在北京，都知道人大是第二黨校，可這個第二黨校真出了些思想的叛逆，名滿天下的張志新、江棋生、任不寐，還有著名的自由主義作家王小波都是人 大出身，黑衫、光頭，吹一支幽怨短笛的老戚居然也是，真讓我這個小學妹感到榮幸。

　　「老戚又在作詩，什麼楚囚佳人相忘江湖，純子年方二八，你坐牢的時候還沒她呢。」王彤端著咖啡坐過來。

　　我擰他一把：「你乾脆說我幼稚園大班的了。」

　　王彤是我的學兄，畢業已經好幾年了，現在正讀北大的政治學博士。跟劉軍寧、秦暉等京城思想界的大腕過從甚密，跟鮑彤、劉曉波等已經寫入歷史的風雲人物也有聯繫，海外的民主論壇隔三差五總能刊出他的政論事評。因了這些因素，他在京城民間知名度大大提升，有關部門的監控清單上也出現了他的名字。他就獲得了一個新的名詞，——敏感人物。

　　認識王彤完全是因爲同爲寧海老鄉的緣故，那天他陪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教授來人大演講，開講前30分鐘，系裏領導突然通知學生會出面阻止演講，理由是：人物敏感、內容敏感，學校承擔不了政治責任。我是學生幹部，這倒楣的活就落到我頭上了。

　　「這活我幹不了，海報都貼了三天，當場的學生都擠滿了，這個時候出爾反爾，同學們不把我吃了？」我找到系領導提出異議。

　　跟我談話的系領導是個資深的黨史教授，姓許。他說：「那位主講的教授由系裏做工作，安排一? 魴⌒偷難 ? 討會，演講會改由王彤主講，講點理論就可以了，不要涉及現實問題，尤其是不要涉及修憲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這個工作你去做。」

　　「我連王彤是誰都不知道，這個工作怎麼做？再說，演講內容他憑什麼聽我的？」

　　「你不是寧海人嗎？他也是寧海的，你的老鄉。」

　　「老鄉怎麼了？人家一個堂堂北大博士，聽我一個本科生的？」

　　許教授笑笑，說：「你先打一個電話，然後到門口等他，記住，要打扮得漂亮一點，笑得甜一點，我有預感，他會聽你這個小老鄉的。」

　　「要我使美人計？教授，你可真想得出呀。」

　　「什麼美人計？人家王彤也是帥哥。還是我的弟子呢。快去！」

　　許教授臉一沈，走了。

　　我用許教授桌子上的座機給王彤打電話，磕磕巴巴、滿臉漲紅說了許教授的意思，王彤口氣堅決地說，「不行！取消演講我就把演講會變成聲討會。我已經到你們人大學門口了。」我嚇得趕緊扔下電話往校門口跑，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到校門口，見幾個同學正簇擁著的三十歲左右的學者走進門來，他個子高挑，劍眉星目，穿著休閒裝卻也英氣逼人，我知道這就是王彤了。我趕上前，攔路截住，深鞠一躬：

　　「王老師，我叫英純子，也是寧海人，您的老鄉呀。小妹有難，求您幫忙則個！」

　　王彤連忙攔住要下拜的我：「你是寧海的？」他環視左右，「寧海有這樣漂亮的姑娘嗎？」

　　同學們紛紛起哄：「寧海出帥哥，當然就應該出美女，不然不平衡嘛。」

　　我有求於人，不敢發作，厚著臉低聲下氣：「王老師，無論如何你得答應做主講，否則我就只好去跳你們的未名湖了。再說你的學問也不差起那位教授呀。我們人大同學就喜歡聽你的課，同學們，是不是？」

　　「是呀是呀，王哥才氣勝胡哥，帥氣勝溫哥，我們就聽王哥的。」不少同學紛紛附和。

　　「這麼說，我就聽這位純子同學的，做主講？」王彤顯然被我捧暈了，滿眼是笑。

　　「主講、主講！」同學們紛紛嚷嚷，簇擁王彤而去。

　　我如釋重負，不覺頭暈目眩，像腳底踩了棉花。

　　
　　「英純子，祝賀你呀。」一個冷冷的聲音從背後傳來。

　　「又爲黨國立了一功。」說話的是哲學系的一個瘦弱男生，他臉色蒼白、頭髮長長，厚厚的鏡片後面射出鄙夷的光。

　　
　　 認識了王彤，跟著他參加了幾次學界的沙龍，自然也就進入了他的那個圈子。很多人都說：純子快成了王彤的大秘了。好在是大秘，沒說成小秘，沒讓我的男友圖圖難堪，我心少安。一次周末，圖圖約我去豐台，其實本來王彤說過這個周末北大的東門外有個沙龍的，考慮到這些日子有些冷落他，沒說什麼就上了路，人沒到豐台，王彤的電話打來，公交車上人聲嘈雜，我想不接，圖圖的兩隻眼睛緊盯著，只好硬著頭皮通話。

　　 竟然不是王彤，而是一個陌生的電話，一個女士。她問了我的位置，然後說，「英純子同學，我們必須馬上見到你。」

　　 「可是，我跟同學在一起，我們……」

　　 「把他甩掉，我們在西單的地鐵口等你。」女士還告訴我，她來自一個特殊機關，我必須按時一個人過來。口氣不容置疑。人大學生會的經歷讓我懂得這個特殊機關的要求是不可拒絕的，我臉色凜然地對圖圖說：「我有事，你先去吧。」

　　 圖圖開始是鄙夷，後來是驚愕，他大概已經聽出不是王彤的電話了。

　　 「我是否陪你去？」

　　 「如果你不怕麻煩，你就來吧。」我白他一眼，一個人下了車。
　　
　　
　　 一出西單地鐵口，見到一輛黑色的轎車，一位身著考究風衣的年輕女士身姿優雅地靠著汽車在讀報，見我東張西望，朝我微微一擺頭，示意我上車。

　　 我上了車，車上還有一位三十多歲魁梧的男士，轎車悄沒聲的開進一條胡同，停在一家冷清的小飯店的門口，我們三人一同進了門，找了二樓的一個雅間坐下。

　　 因爲不是吃飯時間，那位女士要了幾杯綠茶，剛才在轎車上，她告訴我自己姓蘭，讓我叫她蘭姐。

　　 蘭姐大約有30歲，雖然已不是青春妙齡，因爲天生的美人坯子，雖然歲月和職業的習慣讓人時時感到她的冷豔，卻也不能不感到一種掩飾不住的攝人心魄的魅力。

　　 蘭姐捏捏我的辮子梢頭，摸摸我的酒靨，綻開笑顔：「多漂亮的姑娘，誰說女孩有才無貌，有貌無才？可見純是謬論，我們純子就是個反證。」

　　 「那是，」開車的那位男子說，「人大才女多美人，你蘭姐不也出身人大？」

　　 「蘭姐也是人大的？」

　　 「在人大學過幾年法律，你呢？學什麼專業？」

　　 「中文。蘭姐哪一屆的？」

　　 蘭姐淡淡一笑，恢復了那種職業性的嚴肅，「這個，以後告訴你，記住，幹我們這一行，有些事情不能問的。我們知道你是學生會幹部，還是黨員，想找你瞭解一些情況，事關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當然，也關係你的前途。希望你能協助我們。」

　　 「國家安全？我沒做過什麼吧？」我想起組織過幾次外國留學生的聯誼活動，這該不是什麼事吧。

　　蘭姐見我緊張，笑笑說，「別緊張，不是你的問題，我們只是想讓你幫助我們，瞭解一些學校的情況。比如學校的講座啊，校外的沙龍啊什麼的。人大不也常搞一些活動嗎？對了，上次王彤講座的事，你不就起了很大作用嗎？」

　　我一下子明白過來，原來取消那位自由派教授的講座是他們的要求，可這與國家安全何干？

　　「我們也是執行上級命令，國家安全這個概念涉及的範圍很大，我跟你講不清，這是領導的事，我們只是想通過你瞭解一些情況。」蘭姐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釋說。

　　「你們讓我幹什麼？」

　　「其實也沒什麼，就是定期與我們聯繫，提供一些思想動態方面的報告。當然，我們會付給你津貼。將來你畢業以後如果想留在北京工作，我們會幫忙。現在畢業生找工作很難，人大雖然是名校，要留北京也不太容易呀。」

　　我的自尊心一下子被扯痛了，「這算什麼，交易？」

　　蘭姐臉色變得難看，她沈默了一會兒，說：「其實，爲我們工作的人很多，我們選中你是看好你的條件，你還是考慮一下。」

　　我挑釁地問她：「如果我不幹呢？」

　　 「沒有任何問題，你有選擇的自由。」

「不幹！」我堅定地回答。

　　蘭姐一臉苦笑，「也是，這年頭，誰願意爲警察做事而身敗名裂呢。」

　　
　　我拒絕了蘭姐，也拒絕了王彤。

　　那天我沒去參加在北大校門外的沙龍，王彤第二天就打上門來。

　　「昨天怎麼沒去？你不知道有多好玩。畫國畫的吳先生張口閉口大罵毛賊，『毛賊的像爲什麼挂在天安門上？毛賊的屍體爲什麼不拖出來燒掉？』罵得痛快淋漓，一群老人擊掌叫好，真是痛快！」

　　「爲什麼去？我是中共黨員，毛先生是我黨已故領袖，我去聽你們罵他？你一個研究政治學的博士，什麼時候也研究一下心理學吧。」

　　王彤被我噎了一下，「中共黨員？中國也就你還拿你的黨員當回事，吳先生不是黨員嗎？照樣開罵。」

　　「博士，我認爲，吳先生罵人是他的言論自由，但他應當退黨後再罵，拿著中共黨證辱駡中共領袖，總是有失厚道。

　　「你怎麼了？怪怪的，好像被人洗了腦。」王彤過來撥弄我的腦袋，「讓我看看，這才幾天，怎麼變成政治警察了。」

　　我心裏一酸，推開他的手，：「你走吧，咱們政見不同，以後別再來煩我。」

　　王彤滿懷狐疑的走了，圖圖又來敲門，我用被子蒙住腦袋，衝房門大喊：「別煩了，我死了！」

　　兩個星期後，我跟王彤、老戚坐到了一起。老戚，這個從民主牆時代就開始坐牢的人，在我眼裏，充滿了傳奇色彩。我問老戚：「聽說監獄裏思想犯的待遇不錯，不幹活，地位還挺高，是這樣嗎？”」

　　老戚說：「這是中國社會最無恥的謊言，當局不承認思想犯，都是刑事犯。實際上，真正的思想犯比刑事犯所受待遇要惡劣得多。鄙人在獄中15年，爲抗議酷刑7次絕食，胃餓得跟腸子一樣細，出來的時候都成了食草動物，一見葷腥就反胃。」

　　「那你是爲什麼進去的？你主張暴力革命，推翻現行政權嗎？」

　　老戚一臉激憤，「這是最無恥的污蔑。鄙人認爲以暴易暴，産生的只能是獨裁的專制政權，所以，老戚是最堅定的非暴力主義者，雖然長得像『鬍子』，本質卻是良民。無奈中共當政者以『鬍子』之心度良民之腹，總是懷疑老戚也和他們一個德行，會學黑旋風『殺去東京，奪個鳥位。』三十年不敢放心，總要尋個藉口抓老戚入獄。奈何奈何！」

　　2
幾天後在人大附近的小飯館裏，我和蘭姐再次見面，我把老戚的話學給蘭姐聽，我問蘭姐：「你真地相信老戚會顛覆政權嗎？」

　　蘭姐沈默了一會，擡起雙眼盯著我，說：「我信，他用暴力顛覆不了政權，用言論卻可以顛覆政權。他的言論比暴力厲害百倍、千倍。」

　　「爲什麼呀？用言論顛覆政權，這是違背常識的呀。」我驚訝得幾乎喊起來。

　　蘭姐說：「不要相信理論的東西，邏輯的東西，歷史不是理論和邏輯創造的，想像吧，蘇聯東歐，臺灣南韓，這些國家政權易手，難道是靠了暴力？」

　　
3
互聯網上的風聲越來越緊，繼新青年學會的四個人被捕、北師大的一個叫不銹鋼老鼠的女學生被捕後，我們學校哲學系的那個男生也神秘失蹤，最後，老戚也被捕了。被抓的這些人我全認識，他們的一些活動我還參加過，圖圖已經不再理我了，跟我有接觸過的人都躲著了我，周圍的同學開始對我指指點點，我感到了巨大危險日益迫近的那種緊張和壓力。

　　一天晚上，王彤突然來找我，他說，他要離開北京，他們學校給了他一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如果警察不在機場，明天我就到美國了。」

　　「還回來嗎？」我問他。

　　王彤深深垂下頭，看得出，他的內心經歷著極度的矛盾和痛苦。

　　半晌，他擡起頭，眼睛凝視著我：「你也出去吧，這個國家，沒指望了。」

　　「你走吧，我寧可留下來坐牢。」我平靜的對他說。

　　
　　 第二天，送走王彤，我從機場一回來就約見蘭姐。

　　一坐下，我就朝蘭姐嚷，：「你們太過分了，你自己相信他們是國家的敵人嗎？」

　　「你幹嗎不跟王彤走？」蘭姐不搭我的話茬，反問我。「你手裏有護照，那個美國外交官不會拒絕給你蓋一個簽證章。」她原來什麼都知道。

　　「我當然不走，中國不是你們的中國，我不會讓你們趕走的，我等著你們抓我去坐牢！」我氣的眼睛冒火，眼淚卻不爭氣的流下來。

　　蘭姐拍拍我的肩膀，「我們不是什麼人都隨便抓的，抓人總是有根據的，我想，我們該好好談談了。」

　　我擰過頭去，不再理她。

　　蘭姐品著綠茶，看上去興致很好，她今天帶了一副淺色的眼鏡，雖然話說得慢條斯理，但總讓我感到鏡片後面閃著寒光。

　　「你當不了英雄，我們不會讓你當英雄，比如王彤，你看他在講壇上、沙龍裏高談闊論什麼憲政、民主、自由，滿懷激情，一腔熱血，在你這樣的小姑娘眼裏，可謂翩翩才子，一代英俊。其實，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人物，我們一個警告，他就夾著尾巴跑了。這些人連汪精衛都不如，汪當年革命時還『慷慨歌燕市』、『不負少年頭』呢。」

　　 原來王彤一直在他們的掌控之中！

　　 「不要難過了，老戚很快會放。」蘭姐輕描淡寫的說。

　　 「真的？」

　　 「當然。老戚這樣的人，關在裏面不如放在外面，反正他總是要罵的。政府犯不著爲他讓美國人找麻煩。」

　　 「那新青年學會呢，不銹鋼老鼠呢？」

　　 「他們不一樣，這些人恐怕要關一關，如果不抓幾個，北京高校學生裏面不知道要出多少老鼠、老貓，豈不要天下大亂，再回到89年？」

　　 原來抓人後面有這麼多的利益計算。

　　 「那爲什麼又放王彤走呢？」

　　 「他是博士呀，雖說這年頭博士多如狗，但抓一個博士，對政府來說還是個麻煩，將他流放美國跟抓了他沒什麼兩樣，如果他還想回來，即使在美國，他也不敢像老戚一樣亂罵。」

　　 「爲什麼不抓我呢？」

　　 「抓你？我們會那麼傻嗎？你是學生會幹部，我們黨依靠的力量，我們還指望你爲國家出力呢。抓了你，只能製造一個敵人，一個『民運英雄』。前些時候，這樣的傻事確實幹過，但今後不會了，應該利用學生中的健康力量，分化和瓦解敵對勢力對學生的影響。」

　　
我問：「是不是所有對政府的批評都被視爲敵對勢力？」

　　 蘭姐說：「有些言論已經不是批評了，有些人不僅有言論而且有行爲，例如有些組織在海外向外國法院起訴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有些人公開組黨鼓吹暴力推翻政府，有些人潛回國內發展成員發動工農運動，這是任何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某些人雖然沒有顛覆政權的具體行爲，但是他們與這些敵對勢力互相配合，醜化黨和政府國際的形象，攻擊國家領導人，給國家的外交工作和商務活動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他們的行爲已經成爲某些西方國家對我國施壓的籌碼，作爲國家安全機關，我們能夠視而不見嗎？」

　　我反駁蘭姐：「你這是只站在政府的立場說話，你應該看到，老戚也好，王彤也好，絕大多數的異議人士都是獨立知識份子，他們沒有推翻政府、取而代之的野心，他們批評政府，是因爲政府的政策出現了問題，是因爲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專制、腐敗和社會不公，這些不是敵對勢力的蠱惑宣傳，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政府做了壞事，社會出現問題，自己諱病忌醫不說，還要堵民衆之口，我不相信這樣的局面能夠維持下去。」

　　「說得好，可你說的只是一個淺層次的問題。中國社會遠遠不像你說的這麼簡單。一切社會問題的探討都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上。」蘭姐說：「從現實看，中國有13億人口，如果普選，中國會出現成千上萬的政黨，什麼樣的政治主張都可以出臺，共產黨丟掉政權不是最大的麻煩，台、疆、蒙、藏生事，民族主義擡頭，國家四分五裂，經濟發展中斷，在中央政府權威弱化，地方勢力必然群雄四起，到那時，憲政也好，民選也好，不過是民國初年的「城頭變換大王旗」。

純子的筆記到這裏葛然而止，我打電話問她，怎麼沒了下文？她反問：「你還想知道什麼？」

「你爲什麼要離開北京？離開人大？」

「你覺得那地方還能待嗎？」

「爲什麼不去美國？」

「你的問題居然和蘭姐一樣。」(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