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是典型的五個中亞個人獨裁國家中的一國，被前蘇維埃時代共產黨員卡裏莫夫緊緊地操控。卡裏莫夫在布裏茲涅夫後期設法用浮誇的棉花產量的數字來欺騙蘇聯體系，又巧妙地度過了蘇聯的解體。卡裏莫夫總統在二○○○年選舉裏作弊，惡名昭彰，以致連「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都不肯去監控投票，但他仍是那個封建國家的國王，如同另外四個原蘇聯中亞國家的獨裁者一樣。
早在九一一成為反恐戰爭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前，卡裏莫夫就在利用烏茲別克的戰略位置和人口相對較多的優勢。烏茲別克獨立後，卡裏莫夫一直竭力抵抗莫斯科的影響，與其多災多難的鄰國截然不同（塔吉克一直在打內戰，哈薩克有眾多的斯拉夫人口）。在卡裏莫夫的統治下，烏茲別克親近美國，熱心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和平計畫，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站在一起反對俄國試圖對「近鄰」的控制。
由「人權觀察」和其他組織所做的工作顯示，卡裏莫夫政權的鎮壓措施是眾所周知的。在該地區信奉傳統的回教被卡裏莫夫視為威脅，如同任何一個潛在的與他們爭奪權力的團體一樣，所以烏茲別克按照蘇聯的模式由國家統一管理宗教，民間團體經常受騷擾，酷刑也時有所聞。在這樣的環境下，卡裏莫夫把不滿的人民推向「烏茲別克回教運動」（IMU，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之類的懷抱。這個運動於九○年代末在蓋達組織和神學士的支援下，成為很活躍的遊擊隊。在九一一襲擊之前，看上去卡裏莫夫和烏茲別克回教徒好像陷入了互相殘殺的陷阱裏，破壞了居民既受壓抑卻又平靜的生活。
卡裏莫夫是美國反對神學士和蓋達組織戰爭的主要受益者。與阿富汗接壤的烏茲別克邊界成為美國空中和地面部隊極重要的集結區，也是經由鐵爾梅茲（Termez）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運輸點——這一目標幾乎沒有實現。在美國對阿富汗的神學士和蓋達組織空襲中「烏茲別克回教徒運動」損失極大，其成員和其他伊斯蘭武裝分子是神學士政權的左右手。我們不清楚有多少組織結構倖存，人們認為「烏茲別克回教運動」的軍事領袖納曼甘尼（Juma Namangani）已經死亡了。我們清楚的是「烏茲別克的回教運動」造成的威脅已經大大減少。雖然這種威脅是真實的但被卡裏莫夫誇大了，且利用為鎮壓反對派的藉口。
美國對卡裏莫夫政權的影響是極大的。現在「烏茲別克回教運動」造成的威脅已經被擊退了。美國沒有理由不儘快推進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進展。如果不儘快這樣做，美國就冒著史埃及成為美國附庸的風險，從而損害其在中亞的聲譽和利益，正如在埃及的穆巴拉克無原則的附庸關係一樣，在埃及引起了激烈的回應。對民權和宗教自由的壓迫早已導致了一場回教徒的叛亂，否則它也不會形成一股勢力，除非這種不滿情緒能在公共領域得到疏導，否則這種威脅還會重新出現。
在神學士政權統治下的阿富汗，對鄰國烏茲別克的人民而言是一種真正的威脅。現在雖然面臨著困難，阿富汗在國際社會明確並擴大的承諾下，正一步步走向民主。這個事實對周邊的國家都有重大的意義，正如伊拉克的情況一樣，在阿富汗周邊所有獨裁統治的鄰國——伊朗、巴基斯坦、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甚至中國都害怕一個與美國有著密切聯繫的民主的阿富汗。伊朗宗教界和巴基斯坦對逐步穩定的阿富汗民主進程感到擔憂，擔心會給其國內的年輕人和不滿現狀的公眾樹立學習與期待的榜樣。因此這個努力務必成功，因為其影響至關重大，不僅限於阿富汗一國。
烏茲別克目前的形勢相當於民主發展的第一和第二階段，有迅速推進的可能。民間社會已出現了勇敢的人物，包括敢說話的反對派人物，和一群敢為被當局指控的政治嫌疑犯擔任辯護律師的人。二○○二年三月，在去美國訪問的前夕，卡裏莫夫終於允許十年來努力不懈的唯一人權團體註冊了。然而，媒體的形勢仍很淒涼，也沒有任何層級的民主自治。
民主世界透過「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發出了正面的資訊拒絕監督二○○二年一月延長卡裏莫夫統治的公民投票。華盛頓公開批評了該次公民投票，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性聲明。然而考慮到對這個國家與日俱增的注重，特別是在安全領域裏，在反對神學士和蓋達組織的戰爭後，有許多混雜的資訊，使得狡猾的卡裏莫夫認為他能逃避有關其專制統治的嚴苛批評。在公民投票耍詐後，西方施加多層面的壓力，使民主世界的批評看起來較有深度和意義。但是如果不能堅持下去，這樣的聲明不但失去價值還會使那些受壓制的人懷疑民主國家人士對他們聲稱的價值的承諾。
在與卡裏莫夫打交道時，民主人士應該讓他明白，他們對這個國家的關注並不是認可他的政府，然而，我們發現這樣做是不合法的。合理的姿態應該包括與民間社會的合作，包括民運人士，和準備下次選舉的官方選舉機構。民主人士應該盡力讓統治政權宣佈在三年內選舉新的總統和議會。他們應隨後建立一個可行、自由、公平民主的選舉制度。這種制度不能像上一次公民投票那樣僅是一種形式。就卡裏莫夫對人民鎮壓的程度而言，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然而，具有同樣專制歷史的國家也實現了民主的過渡。
首先能夠做到的是改變烏茲別克國際和國內形象。「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塔什干的機構頗適合擔任此重任。但到目前為止，觀察家認為他們在烏茲別克沒有實力，所以他們主張的政治透明度和責任制根本得不到回應。美國和英國大使館常常略過「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而擅自發表更強硬的主張。儘管如此，他們的努力仍有助「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確定方向並增強實力。目前需要有一個資深的政治家，如前總理一般等級的官員願意加入，來領導「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在塔什干的行動。這個領導人要與駐塔什干的民主國家外交代表合作，去改變「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徒具形式的現狀，進而實現「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旨在推動民主的組織目的。「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應更勇於對烏茲別克及四個中亞專制制度及仍屬於「不自由」的白俄羅斯（所有「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成員），推動追求多年的民主並定下達成時間。
公開外交是推動民主的一個重要手段，在塔什干的民主國家團體至少應該一個月召開一次會議來協調策略及交換資訊。這些民主國家的大使應該熟悉打開封閉社會並願意出入公開場合，而不僅僅滿足於外交上的呆板操作。有些新興民主國家的外交使團裏便有很多曾參與公民反抗活動的主要人物。像斯洛伐克的駐美大使布托拉（Martin Butora），應該適合這樣的角色。他曾參與過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及後來推翻共產黨獨裁總理米凱爾（Vladimir Meciar）的活動，很適任此項任務。其他如公開接見反對派人士，參加對那些政治人物的審判，為民間社團領導人與執政當局舉行招待會，這些都能為烏茲別克打開更大的公眾空間。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給予獨立的報紙和其他媒體獨家採訪外交人員、要員和軍事首腦的機會。許多職業外交官會避免觸怒所在國政府的活動，他們應被那些敢於嘗試的人代替，這些人不準備參加下次的競選，而是履行他們現在的任務。民主國家的大使應該擁有一筆資金可以幫助當地的民主和民權的參與者，不用等著通過國家資金預算程式，而能抓住時機做些事情。民主人士應集中資源為記者和非政府官員設立法律防衛資金等等，以確保他們能在別人對他們進行政治陷害時保衛自己。必要時駐塔什干的大使館（和那些駐在布哈拉Bukhara和撒馬爾罕Samarkand的領事館）應做為避難所來保護那些遭統治集團盯住的政治目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能被交到當地政權的手裏。
全世界的民主政府，特別是「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的成員應該向卡裏莫夫施加壓力，促其政府遵守獨立以來簽訂的國際條約和盟約。就像我們在七○年代和八○年代看到的中歐一樣，這種承諾（儘管這種承諾常常是形式上的）也能夠成為那些勇敢的個人和團體手中有力的武器，促使政府縮小承諾和實踐的距離。許多民權組織都沒有登記的權力，所以實際上是非法的，從而容易被迫害。國際上的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能影響他們立法。另外，我們應該勸導塔什干邀請聯合國的一些特殊機構，例如防止酷刑的特殊報告起草委員會，也應該邀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向塔什干派地區代表，這是卡裏莫夫一直不情願做的事。這些結構在烏茲別克的存在，本身就能在此區域讓人們知道，自九一一以來，伴隨著西方國家對此事的關注，也增加了對民主和保護基本人權的重視。
二○○二年二月，國務卿鮑威爾告訴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他說：「美國將繼續對中亞關注，並繼續駐守在那裏，這是我們以前做夢都想不到的。」最近美國軍隊大規模進入中亞，包括成千上萬的軍人、航空人員、承包人員和設在烏茲別克及阿富汗的指揮中心，可能成為一個非常有力的契機，從而影響民主的實踐，這是那些獨裁者不願意看到的。美國軍隊進駐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那個地區的其他地方，將成為在中亞最明顯的民主世界的代表。美國軍隊和外交官定下的調子在這個地區和他們的邊遠地區產生強烈的共鳴。現在不能只與獨裁者短期交往，也不可誤認安全可以建立在與民主價值完全脫節的基礎上，堅持民主原則才是安全的唯一保障。
我們需要表明為什麼要參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在當地的積極活動，不是對獨裁者卡裏莫夫的幫助，而是為了相互的利益。我們使用的語言和辭彙尤其應表明民主國家的態度。因此從長遠來看，不顧外交慣例方式，讚美與卡裏莫夫這種非民主領導人的合作，甚至稱之為「戰略夥伴」是很危險的。民主國家應謹慎地聲明他們是與合法的團體，即烏茲別克人民為夥伴，根本不應該讚揚卡裏莫夫，否則美國肯定會與這個高壓專制政府糾纏在一起，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扭轉政策與態度。
美國（以及其他西方軍事強國，比如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最重要的是在自己國家部門之間，比如大使館、軍隊和其他的安全部門中協調好相互的工作與關係。在美國方面，這不僅包括在克基安德（Khojand）和堪納巴地（Khanabad）基地的地上部隊，也包括大使、中央情報局局長還有司法部門的代表。此外，這些代表需要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同事互通情報，步調一致地面對烏茲別克的部隊，以及用來鎮壓人民的「內部政務部隊」（MVD，Interior Ministry forces）和秘密情報部門。潛移默化地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法行為，可以給其向民主體制的轉換提供便利。另外，提倡國際部門間的對話也是刻不容緩的。「烏茲別克回教運動」的困境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討論基礎。由於該組織的復蘇將對美國軍隊構成威脅，所以討論這些問題關係到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該組織的社會成員幫助政府鎮壓宗教和民眾自由，對我們的軍隊也構成威脅。如果公開宣佈民主國家相信「烏茲別克回教運動」已被消除，特別是經由當地媒體宣佈，將有利於去除卡裏莫夫用來鎮壓人民的魔鬼兵團。像「自由之家」這樣活躍的非政府組織應與美軍合作舉辦一個有關軍民合作的強化研討會，歡迎國際和當地人權組織以及烏茲別克的安全部門參加。這樣的集會不僅使烏茲別克的不同部門在民主國家的監督下相互聯繫，也給美國軍隊一個機會好好地評估當地對手如何對付人民以保護自己的體制，從而幫助美軍調整在烏茲別克和中亞其他地區的策略。
我們也應鼓勵美軍和其他人士與當地人民接觸。當前的「部隊保護政策」雖有道理，但它阻礙了部隊與當地人民接觸的機會，同時符合了像卡裏莫夫（或與其類似的沙烏地阿拉伯政府）這樣獨裁者的利益。如果美國的部隊不被看成是侵略者，他們就更能表現出是當地居民的夥伴，敵人就不能稱美軍為「佔領者」。這種基地部署實際上是展示正規及自願軍實力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力量的大好機會。他們對經濟的影響也很重要，有利於廣大民眾，而非僅局限于那些代表當權者（或當權者所指定）的人。
烏茲別克沒有獨立的廣播電臺，只能依靠外界對大眾傳播消息。用烏茲別克語及其周邊其他語言播放的「自由之聲」（Radio Liberty），應充分播放與聽眾相關的節目。「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那樣的邀請聽眾打電話進來的「叩應節目」（Call-in programs）並不昂貴，但影響很大。獨裁政府控制的電視節目通常遠遠不如其他媒體富有娛樂性和資訊性。因此，阿富汗的開放使得跨區域的，並且適合邊界及阿富汗境內烏語觀眾口味的電視頻道得以發展。同時，我們應注意不削弱喀布爾當地政府的影響，烏茲別克人民看到同胞製作的娛樂和新聞節目會削弱卡裏莫夫在國內控制消息的能力。此外，也可迫使卡裏莫夫批准在烏茲別克國內成立一個由獨立的烏茲別克團體擁有的電視臺。電視臺應盡可能與外國夥伴合作以保證其獨立性。
除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在烏茲別克派駐外交人員和部隊的政策方式以外，民主國家還需要積極調動烏茲別克非政府系統的參與。交換教育和專業人員是很有價值的投資。經驗證明「福布萊特計畫」（編注：Fulbright program，是美國政府資助的國際教育交換專案之一，目的在於促進美國人民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的相互交流，每年全球約有四千七百名赴美留學生受惠于此資助計畫）是推動民主化進程的無價資產，廣泛幫助美國瞭解世界各地的情況。我們明顯地看到對烏茲別克和其中亞鄰國的關注提高。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在烏茲別克尤其重要。雖然民主國家的影響不斷加大，這些組織仍然至關重要。在前蘇聯提倡法律獨立的「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中、東歐法律協會」（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Law Initiative）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除了參與行政與司法體系，他們也參加了在白俄羅斯實行「生活法律」（street law）這樣的教育計畫，幫助人民認識他們的權利受成文法律的保障。人民在與國家政權衝突時可以運用其權利，這個概念應深深打入烏茲別克政治體系中，幾乎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民主概念了。
在更開放的政治方面，德國瑙曼基金會（Naumann Stiftung）和美國國際共和協會（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等政黨基金會應該公開與受到打擊的反對派「團結運動」（Birlik）和「民主黨」（Erk）聯繫，幫助他們準備選舉。使政府接受民主國家希望促成的選舉制。
二○○二年十月「自由之家」在塔什干（編注：Tashkent，烏茲別克的首都）的「人權和資源中心」（Human Rights and Resource Center）舉辦了一個公開的就職典禮。美國、英國和德國大使與會致詞，對烏國令人震驚的人權狀況給予極大的國際和國內關注，遠遠超過預期的效果。該中心的存在和盟友的幫助，使得烏茲別克的人權團體能夠採用更具策略的方法和更積極的方式。環境問題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公共話題，因為他們毫無疑問具有政治影響。烏茲別克的棉花業需要大量水源，控制水源對國家的生態穩定和人民健康有重大影響。在許多集權體制的國家中，民間的環保組織對政府的腐敗與怠忽職守起到監督作用。在烏茲別克討論這樣多方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很明顯，當前對棉花業的依賴不是長久之計，其受益者只是貧窮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民主國家應鼓勵並提倡國際環境組織參與當地的問題。西方國家應該吸取過去三十年學到的教訓，可讓在烏茲別克的軍事基地對環境影響採取開明的態度，為當地人民著想，如此不但擴大我們與當地的正面關係，還會對比出當地政府不聞不問的態度，使他們受到人民的責備。
單獨對其中一項計畫盡力並不能使烏茲別克民主化，但是如果我們靈活運用，並有計畫、系統地灌輸真正的民主概念，就會在較短的時間內產生重大成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