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5）
五、鎮壓反革命
剛解放時，國民黨殘餘勢力和暗藏特務活動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殺甚至聚眾暴亂事件此起彼伏。為此，一九五○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年時間內，中共中央、政務院、中央人民政府接連發佈《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等一系列指示，並於一九五○年底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我父親參加公安部隊時，恰逢「鎮壓反革命」高潮，父親所在部隊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與槍決。不過父親當時在政治部，沒有親自參與行刑。那時國家專政機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僅僅在一夜之間，所有專政機關一齊出動，一個二十萬人口的小小開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監獄裡放不下這麼多人，就關押在已被關閉的妓院裡；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監獄，事先居然沒有走漏一絲風聲。
被逮捕的多是潛伏特務、惡霸悍匪和反動會道門的頭頭。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處死幾十個人。一開始是對著腦袋開槍的，但那時槍斃了反革命分子以後都要照相，對著腦袋開槍以後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認，於是後來下通知說要改成對著後心開槍。不過對著後心開槍也有問題，就是經常打了好幾槍也不死。開封郊外的惡霸地主方×× 就是對著後心開槍執行死刑的，槍決時我父親在現場。方××挨了兩槍後轟然倒地，幾秒鐘以後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來，大口喘著粗氣，眼睛死死瞪著執行死刑的解放軍，把大家看得心裡發毛。正準備補他兩槍，方××喘了好幾口氣以後，又倒在地上死了。後來上面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又來了通知說不許對著後心開槍，一律再改成對著腦袋開槍。
當時開封城裡有一家私人照相館，我父親剛參軍時還去裡面照過像。照相館老闆跟人說話特別和氣。但是沒過多久，照相館的老闆突然被抓走了。原來此人是滑縣的一股土匪武裝頭子，曾經殘害過不少人命。解放以後，他畏罪潛逃到開封開了這家照相館。當時的人還是沒見過什麼世面，他以為從小地方跑到這個二十多萬人口的省城就算是萬事大吉了。鎮反開始之後，兩次排察都沒有懷疑到他，不禁得意忘形起來，在大街上招搖過市，結果不巧被一個當年的熟人看見，立刻檢舉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高效的專政機器的偵察下，這個人的真實面目還是暴露出來，被槍斃了。
公安部隊裡有一個經常行刑的劉排長，是個單身漢，跟我父親比較熟。劉排長是個「老婆迷」，一心想在部隊機關裡找個老婆，總纏著我父親要給他介紹個對象。其實機關裡的女兵多是文化人，有兩分姿色的眼光都盯著那些進城的大首長，根本看不上連隊裡的一個小排長。結果我父親也幫著介紹了好幾個，全都是只見一面就拉倒了。那時物資還不豐富，劉排長在城外槍斃了反革命以後，還要把死人身上的繩子解下來團成一團，再朝刺刀尖上一挑，有時繩子上還沾著血跡。當時正值一九五一年夏天，天氣十分炎熱。有一次劉排長一幫人槍斃完了犯人以後，覺得挺熱的，就把軍裝脫下來一扎，也挑在槍尖上，光著膀子穿個褲衩回部隊。這樣的軍容軍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於是就沿著城牆根走，誰知路上還是被首長撞見了，狠狠訓了他一頓，還讓他寫檢討。死刑執行方法改成對後腦開槍以後，劉排長在把犯人拉出去槍斃之前，在每個人後腦勺上都用粉筆畫了個圓圈，指著圓圈對戰士們說：「看見了沒有，過一會兒就往這兒打」。結果還沒出部隊大門，又讓首長給撞見了。首長一見，氣不打一處來，教訓他道：「就你喇咕點子多，擦掉！」劉排長才不得不把圓圈擦了，又寫了一份檢討。
「鎮壓反革命」早期，被鎮壓的幾乎都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潛伏特務、破壞分子、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頭頭、反動黨團骨幹等等。經過一段時期的鎮壓，社會治安明顯好轉，因此說鎮反運動一開始是必要的。給我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的反革命分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個惡霸方××，還有一個國民黨女潛伏特務。那個女特務明眸皓齒，長的非常漂亮，當時正在哺乳期，但運動來了還是要槍斃。臨刑前她的保姆來接孩子，女特務給孩子餵了最後一次奶之後，平靜地把孩子交給保姆，對她說：「孩子長大後，別忘了告訴他我是怎麼死的。」
但是，在中央發佈《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之後，下面因為怕犯錯誤，在執行中「寧左勿右」，導致後期鎮反的擴大化：不但是敵特，就連那些曾在敵偽機關任文職的、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結論沒有問題的，甚至都在新政府部門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來槍斃。他們臨刑前個個痛哭流涕，可無論爭辯還是哀求都沒有任何用處。其中有好幾個，是我父親以前的熟人。我父親雖然也感覺他們那點事實在不該論死罪，但當時自己年紀小，又只是一名普通戰士，也不敢說什麼，只是暗中可憐這些不幸的人。其中，一些被錯殺、冤殺的人後來雖然「糾正」了，但是死人是不會復活的；而另外一些則被人遺忘，成為改朝換代的可憐的犧牲品。
鎮反後期擴大化時，鎮壓的利斧第一次與我們家的家庭成員擦肩而過。當時我的大姑父已經去了朝鮮，大姑留在開封教書。有一個認識大姑的被抓特務誣陷大姑解放前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參加了特務組織。當時與大姑父音訊不通，於是大姑作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單位也立即將其開除公職。在審訊中，大姑寧死不承認自己參加過特務組織，並且想來想去說自己的身份可以由當時學校地下黨的負責人來證明。幸運的是，這位負責人最終被找到了，立即作證說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務，而且是進步青年。就這樣，大姑在被關押了幾個月又被釋放回家。大姑雖然僥倖躲過一劫，但身體從此垮掉了。
六、新生氣象
公平地說，解放後的最初幾年裡，新政權真的給了人們以希望和光明，一些舊社會的無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幾年一掃而光。妓院封閉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街上游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不見了，變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婦女們被組織起來，學文化、學技能，搞社會工作；一些傳染病開始得到防治，到處都在搞愛國衛生運動；就連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癮君子們，在經過幾年勞教戒毒後一個個又黑又胖地回來了。
廉潔樸素的共產黨官員，取代了昔日作威作福的舊官吏。共產黨的幹部都是艱苦樸素過來的，沒有什麼架子。當時開封市的市委書記每天就坐著一輛破軍用吉普車跑來跑去，餓了就下車在路邊小攤上隨便弄幾口小吃充飢。跟今天一些坐著豪華車，每日吃喝玩樂的官員們比起來，那時的公僕作風真令人懷念。
在農村，土地改革之後貧苦農民分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土地。很多無地農民幾輩子當雇農，此時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動，生產積極性異常高漲。我的父親常常看到一些農民直到深夜了還在田中忙碌，幹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頭，流露出對土地的無限眷戀。當時還組織成立了一些互助組，起初都是自願加入的，幾個家庭結合在一起，互通有無、各揚所長；而不願加入的，則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結束後的最初幾年裡，中國農民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那個時候，既沒有嚇人的政治氣氛，沒有人人自危的壓力，也不搞「唯成份論」，經濟狀況一天天地改善，社會風氣一天天好轉。除了少數人確實對新政權懷著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數人成天喜氣洋洋。可以說，剛剛解放的頭幾年，確實讓老百姓體會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而不像後來那麼胡亂折騰的話，或許今天的中國無論從經濟上還是道德上都將是另外一番景象。
七、在部隊裡
剛參加解放軍那幾年，受到新的社會風氣的影響，年輕的父親誠心誠意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政治上十分積極。時值朝鮮戰爭，父親就主動請纓參加志願軍，到朝鮮戰場上去。領導不批，父親又是寫決心書、又是鬧情緒，跟過去電影裡的那些年輕積極分子一個樣。領導雖不批准，但卻很欣賞年輕人這種熱情。
五十年代是我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時期，當時中蘇關係火熱得不得了，尊稱蘇聯為「老大哥」。當時全國上下都不允許說「老大哥」的一句壞話，連蘇聯軍隊出兵東北的種種暴□行也不許說。父親所在部隊原來隸屬於第四野戰軍，連隊中尚有幾個東北籍老戰士，發生在幾年前的那些蘇軍強□奸、搶劫暴行他們還歷歷在目，因此總免不了會在私下場合裡發洩出來。這些老兵稱蘇聯軍隊為「老□毛□子」，一張嘴就是：「老□毛□子可壞著哪，比小日本壞多了。」我父親沒去過東北，對此體會不深，對東北戰友的話半信半疑。只是當時有一點特別不明白：為什麼解放前老師說中國版圖像一張秋海棠葉子，解放以後就變成雄雞了呢？既然都是搞社會主義，為什麼蒙古不能在咱中國的版圖內搞，非要獨立呢？
當時蘇聯曾給予中國很多援助，從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觀地講，蘇聯在五十年代援助給中國的技術和設備都在當時的蘇聯來說也是最先進的。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取得那樣大的起色，與蘇聯在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蘇聯援助中國的一百五十六項大工程在中國胡亂折騰的二十年間，起到了支撐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的作用；直到今天，蘇聯援建的一些項目，如一汽、武漢長江大橋等，仍然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出力。當時蘇聯的援助，甚至還包括供醫學院解剖用的屍體。我父親的一位上級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參與接收過這些屍體，男男女女幾百具，都裸體同在一個大池子裡泡著，對死者實在是不尊重。據他說，這些屍體都是蘇聯勞改營裡庾斃和處決的政治犯。
不過，蘇聯老大哥也並不是天天學雷鋒做好事的。後來市面上又來了一批蘇聯產的花布，本來是蘇聯的滯銷貨，就傾銷給中國。當時部隊號召人人買「老大哥」生產的花布，還稱之為 「愛國布」。可是這些花布實在不適合向來衣著保守的我國老百姓的口味，一時間在市場上滯銷了。部隊首長一看人們響應者寥寥，於是就自己帶頭買了些花布，給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隊幹部戰士紛紛拿出自己本來就不多的津貼來買「愛國布」，一時間部隊裡成了「花花世界」，到處都是花背心、花短褲、花襯衣、花裙子。
五十年代，正是中國各條戰線捷報頻傳的年代。在部隊裡，這些捷報往往是在軍人們在食堂就餐時宣佈的。當時父親部隊的食堂桌椅板凳不夠用，多數軍人就圍成一圈蹲著吃飯。經常會有一位政工人員從外面急匆匆跑進來宣佈：「同志們，告訴大家一個特大喜訊：我國× ××的產量已經突破×××大關！」這時軍人們就放下手中的碗筷，熱烈鼓掌。還有一次，是傳達一個「我國人口已經突破六億大關」的「特大喜訊」，仍舊是熱烈鼓掌。當時的人們，除了馬寅初等少數有識之士，無論從國家領導人還是普通老百姓，並沒有預見到這巨大的人口會給我國帶來怎樣的壓力。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因人口過度膨脹帶來的人民生活貧困、環境破壞加劇、資源消耗過快、失業現象等嚴重問題凸顯出來時才如夢初醒，可惜為時已晚。
我父親在部隊裡的津貼每個月只有二元四角，但部隊實行配給制，生活還是挺不錯的。父親當兵沒幾年，我國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制度，漸漸地擴展到一些日用消費品要憑票供應，開始出現了排隊現象。而上級對此的解釋是：排隊現象說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五十年代，電台裡放的是蘇聯歌曲，圖書館裡擺滿了蘇聯文學書籍，軍人身上穿的是蘇軍的斜紋布套頭衫，頭上戴的是蘇軍的船型帽。「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成為每一個年輕人堅定不移的信念。受到這種中蘇友好大氣候的影響，父親也對蘇聯的一切發生了濃厚興趣：蘇聯音樂、蘇聯文學、蘇聯歷史，伊薩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說、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詩歌……蘇聯的文學與藝術，影響著這個單純的年輕人。我父親特別喜歡普希金的詩歌，後來見到市面上有賣普希金石膏像的，就買回來一尊放在自己辦公桌上。有一天一個首長來父親辦公室時看到了，就問這是誰的像；父親回答說是普希金的。那個首長沒什麼文化，又問普希金是誰？父親回答說是俄國的一名詩人。首長聽了以後批評父親說，小國，你有文化，要多讀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書，不要讀這些無聊的玩意；這個像放在這裡不合適。父親聽了，只得服從命令，把普希金像拿回家裡了。不過，父親私下裡仍在讀普希金的詩歌，直到半個世紀以後，父親臨終前躺在病床上向兒子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仍能隨口背誦許多普希金的長詩。
一九五三年三月，「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和偶像斯大林去世了。三月中旬開封市各界幾萬人在華北運動場召開斯大林追悼大會。那天正下著濛濛小雨，遠處傳來了汽笛聲。開封市婦聯的一名四五十歲的婦女幹部，在主席台上發言時哭得竟然昏了過去，真不知道她怎麼會對斯大林這個外國人有那麼深的感情。時年十八歲的父親披著雨衣站在靡靡細雨中為斯大林默哀，雖然沒有那位婦女幹部那麼誇張，但也和其他人一樣流著眼淚，真誠地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當時父親想：斯大林逝世了，我們可怎麼辦？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搞不搞？長期以來被神話的斯大林的去世，使得當時世界各國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的人們都有一種成為「孤兒」的感覺，就像天塌下來一樣可怕和迷惘。
八、霓虹燈下的哨兵
一九五三年以後，我父親隨部隊先後移防廣州、武漢等大城市，成了一名「霓虹燈下的哨兵」。他們剛到廣州時，廣州附近的反革命分子尚未完全肅清，上街時需要配槍。而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匪徒，經常埋伏在城郊的甘蔗地裡，謀殺單個外出的解放軍戰士並搶奪武器。匪徒們一般採取的作案方式是：從背後串出用鐮刀割斷喉嚨，殺人搶槍後就逃走，等到屍體被發現時也不知道是誰幹的。在接連發生了幾次針對單個戰士的謀殺搶槍事件以後，部隊裡有了命令：不允許戰士單獨到郊外去；如果需要執行任務，必須三人以上同行。
在漢口時父親住在漢口鄱陽路一帶，辦公地點就在江漢路上一座原銀行的大樓內。父親在武漢期間，恰逢一九五四年長江流域大洪水。從四月份開始到秋初幾乎天天下雨，以至於父親對武漢這個「火爐」城市完全沒有熱的印象。在夏季連下幾場暴雨後，長江水位超過了漢口地面好幾米，比歷史最高的一九三一年還要高一米多。當時叔叔放了暑假，從河南來武漢找父親和大伯玩，火車到了孝感以後，前面幾十公里的鐵路、田野全都淪為澤國，只得坐輪船到漢口。那時武漢的長江大堤還是土製的，被洪水浸泡久了存在垮堤危險，我父親作為一名軍人，兩個月時間裡和戰友們一起，日夜守護在大堤上排查險情。由於上游分洪措施得力，到了那年十月洪水退去，漢口和武昌都得以保全。
當時在這些大城市裡，還殘存著舞廳、夜總會等「資產階級醉生夢死的場所」。有一次父親跟隨一位首長逛街，這首長是農民出身，進城不久，對大城市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因此走進到一個夜總會裡。穿著公安部隊軍裝的他們一進入夜總會就引起了驚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樂隊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實實地低著頭一動不動。首長見狀，連忙小聲對父親說：走吧，人家都怕咱們呢！
漸漸地交誼舞開始流行起來，全國上至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下至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辦舞會。剛剛進城沒多久的部隊官兵都在學跳舞。父親所在部隊一位首長也迷上了跳舞，由於他的老伴是個「解放腳」（【注】「解放腳」指舊社會婦女纏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沒辦法跳，於是他就找女文工團員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親作探子，每天監視首長和哪個文工團員跳了舞，說了些什麼，有什麼異常情況。
武漢公安總隊第一任司令員名叫張德發，是個正師級老革命，年紀並不很大。進了城之後，他與一個資本家的小姨子結婚。後來，他逐漸走上了貪贓枉法、官商勾結的道路。張德發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請示上級挪用公款與資本家做生意，結果全賠進去了，「三反」中，被定為「蛻化變質分子」槍斃了。二○○三年，中央電視台放電視劇《江山》，我父親看了以後，對裡面的情節和人物總是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那一段時間，正是大力提倡 「社會主義大家庭」友誼的時期，來自蘇聯、東歐和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客人很多，文藝演出接連不斷。我父親喜歡文學藝術，每場必看，在武漢看了蘇聯紅軍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朝鮮人民軍藝術團、匈牙利歌舞團、波蘭瑪佐夫捨歌舞團（【注】瑪佐夫捨是波蘭地名，位於現波蘭共和國中部地區，該地區以民間舞蹈 「瑪祖卡」聞名於世）、烏克蘭小白樺藝術團和東德警察藝術團的演出。蘇軍紅旗歌舞團是蘇軍藝術水平最高的文藝團體，演出時盛況空前。其演奏的曲目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神聖的戰爭》和《太陽落山》這兩首歌。當時父親有一位戰友，看完演出後激動不已，說聽這兩首歌時「渾身起雞皮疙瘩」，父親聽後大笑：「起雞皮疙瘩可是個貶義詞啊。」那位戰友連忙爭辯，說：「哪裡呀，我這是激動，從來沒聽過這麼震撼人心的歌！」朝鮮人民軍藝術團水平則比蘇軍歌舞團差遠了，父親只記住了他們那個報幕員，報幕時嘴裡發出「歐窮空龍……」之類難聽的喉音，演出內容全記不住了。東德警察藝術團來了四個人，當時穿的衣服跟納粹的還有點像，肩章如同銀色的麻花一樣，全是吹銅管樂的。來自貝多芬和巴赫故鄉的藝術家們確實不同凡響，銅管樂吹得如同絃樂一樣柔和，在中國演出了很多場次，當時招待得相當豐盛。可能是因為當時東德正處於戰後重建階段，生活過於艱苦，那四個東德警察後來竟然不想走了，堅決要求到中國的各大城市、大廠礦、甚至農村去做常年巡迴演出。
一九五五年，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父親被評為準尉軍銜，我們家以前曾有一張他當時的照片，穿著嶄新的蘇式軍服，胸前別著紀念章，顯得英姿勃勃。可惜後來搬了好幾次家，那張照片找不到了。年輕的父親有文藝的天賦，什麼樂器拿來一學就會，又非常勤奮刻苦，無論鍵盤樂、絃樂都很精通。後來，父親在部隊文工團幹過一段時間，而他的手風琴獨奏《東方紅》還曾經在電台播出。有一年元旦，在武漢璇宮飯店（【注】位於今武漢市漢口江漢路）召開了來華專家聯歡會，部隊派父親他們幾個為來華的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們助興。聯歡會上觥籌交錯、歡聲笑語，一片團結友誼的氣氛。
在武漢時，我的父親還看了一部西班牙電影《黑帆》，講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時，新教和舊教之間教派衝突的事情。電影的一些情節至今他還記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舊教的勢同水火，各自手挽著手組成隊伍大打出手；抓住「異端」教派的人以後，就把這些人綁在鐵柱上燒成焦碳……看完這部電影以後很久，父親一直想不明白這部電影在講什麼意思：裡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幹嗎非要爭得你死我活？為什麼一定要用如此殘酷的方式懲罰那些異端？這些疑問困惑了我父親很久，直到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看到電影中的情節在中國各地街頭一點都不走樣地上演時，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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