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下）文明流放
五
秋天來了，我們又到草原上去打細長的「小葉草」。打草方法同樣，但一□一□地就地先曬乾，然後用木杈垛成一個個兩人多高的草垛，分佈在草原上，隨時都可以拉回餵馬，故曰「馬乾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的秘書焦勇夫等十幾人進入完達山，專伐堅硬的柞木，在勞改新生的老師傅們的指導下製作爬犁，準備隆冬季節向山下拉木頭。不到一個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著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舉國轟轟烈烈「大躍進」的歷史新階段。850農場「大干水利」的人馬，號稱黑龍江省鐵道兵農墾局水利第一師，下屬各分場各組一個團；我們雲山畜牧場號稱第六團，下轄五個連：一、二、三連由一、二、三生產隊的轉業軍官、農工和內地來的「支邊青年」１組成，被認為是「左派」精英連隊；四連是勞改新生連隊；五連就是來自各個生產隊和打草隊的「右派」所組成的「右字號」連隊。
全稱為「支援邊疆建設青年」。
這五個連，在雲山場部東北方向十幾里外的沼澤大草原上一字排開，按人數的多少和地勢的高低分段包干，開鑿同一條四到八米寬、一米五到兩米深的大干渠。團連排都有軍旗，全部實行軍事化，紅旗漫卷，軍號嘹亮，氣勢頗為壯觀。
在這亙古荒涼而今甦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連」的領導班子，由各自率領本生產隊「右派」來的隊幹部組成。小雲山第四生產隊的隊長者尹擔任連 長，畜牧二隊打草隊的指導員劉文擔任指導員，「三間房」和「五間房」第三生產隊一位姓朱的原少尉軍官任副指導員。我們看得很清楚，他們似乎都在暗暗地摽著 勁：看看誰負責改造的「右派」表現得最出色。
我們這個排的排長是電影演員郭龍泰，成員都是打草隊中最棒的。劉文又從中挑出原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的勞動干將組成一個班，成為全連第一排的第一班，滿心想把這個班培養成思想改造中的優秀典型。
我就在這個班。劉文鼓勵我們「大干一冬，苦戰一春，為爭取重新回到黨的懷抱而奮鬥」。
對於我個人，劉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庫」工地，他看我勞動得很賣勁，與人抬土上大壩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擔都被壓彎了，他就曾叫我「悠著干」：
「老戴，我們相處的時間雖不長，但對你的為人我已經瞭解了不少。你是個好同志，吃虧就吃在嘴上，太耿直。應該牢記北京的教訓啊！」
人非草木！對他的心意我心領神會！
這時，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凍，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們這個排，尤其我們這個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勁，毫不畏縮。每天開工，我們都要先用 大鐵鎬鑿開兩尺多厚的凍土層，然後用鐵鍬一口氣甩出下面的軟土，不然一會兒就又凍硬了，又得用鎬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額，深更半夜也不 收工。第二天天還沒亮，軍號一響，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窩，扛起鐵鎬鐵鍬，用急行軍速度，趕到十幾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幹活，等送飯的馬車來了才吃早飯。這樣，每 天的睡眠時間最多不超過四小時。
就這樣，還要不斷地「放衛星」——三天小衛星，五天大衛星。就是說，一個月30天，要放大小衛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連續苦戰了56個小時。幾乎人人都滿身大汗，口噴白氣，只穿著薄薄的棉毛衫褲。一說「歇口氣」，只有五分鐘，連忙披上棉襖，站在溝裡拄著鐵鍬就睡著了。
曾在「三間房」當著眾人的面，與王震將軍對過話的原國民黨上海市副市長「吳老」吳紹澎，此刻反穿著他那件黑羊皮翻領大衣，操著手，腋下夾著一 把小手鋸，肩上搭了個裝著斧頭和鑿子的工具袋，鬍鬚上還掛著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腳低一腳地在溝邊上慢慢地來回走，向溝下反覆嘟囔著一句話：
「哪位要修鎬把鍬把(嘔欠)？……」
後來為了節省上下工長途跋涉的時間與精力而多幹活，我們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凍透了的草原沼澤地，割幾把草，把被窩鋪在透明的冰層上，連夜苦戰。 照明用的木柴和廢柴油供應不上，大家都自動把鋪蓋下面墊的草抽出來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鋪在冰層上或凍土上。早晨軍號一響，戴著棉帽或狗皮帽縮在被窩裡 睡覺的腦袋竟鑽不出被窩，因為被窩頭被呼氣呼濕了，都凍成了冰殼兒，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層冰霜。大泥魚似的靴子，更被凍得梆梆硬，怎麼也伸不進腳。有時候 窩窩頭也凍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掄起劈柴的大斧，把它們劈碎了再往嘴裡塞。開水供不上，大家就鑿開沼澤地的冰層吃冰塊，還把這叫做「冰激淋」、「冰棍兒」。 真正是意氣風發，滿不在乎。
六
第一條干渠的土方任務，我們連搶先完成了，並迅速轉移到西邊幾里地的第二條干渠。劉文指導員認為我們幹勁很足而生活大艱苦，特別給我們半天時 間搭小窩棚，讓我們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嚴寒中，「上蓋藍天下鋪地」了。我用幾根茶杯粗細的樺樹桿，搭了一個從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頂小窩 棚，棚頂和棚後及兩斜側捆紮了薄薄的一層「小葉草」，前面的進出口擋了塊凍得鐵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鋪了一層草。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確實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飄霜進雪，呼呼地透寒風。外面零下40度，裡面也高不了三兩度。早早晚晚，都得戴著棉手套吃飯，小鐵杓兒也常常凍在嘴唇上拿不下來。
有一次，正當小鐵杓兒凍在下嘴唇上的時候，出工的號聲響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塊皮，流了不少血。
夜間睡覺，仍然要戴著棉軍帽把頭縮在被窩裡。為了第二天早起不讓靴子再凍得伸不進腳，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護寶貝疙瘩似地把它們塞在大衣與棉被的夾層裡。
這種種艱苦，對我來說都不在話下。且不說槍林彈雨下的生死考驗都不知經歷過多少次，就說這冰天雪地的熬煉也早領教過了。1948年元旦前，在 蘇北鹽城南面30里地的伍佑一舉圍殲蔣介石的王匡部隊，我就曾和戰士們一樣在小河溝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凍傷過一隻腳。1952年1月底，在朝鮮前線採訪羅 盛教烈士的事跡，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嶺，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濕了的棉軍衣，也曾凍出了一層硬殼。同時我深知此時此刻的北大荒，環境就是這樣，不是 誰故意對我們過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艱苦，都去住高樓大廈，那麼新的高樓大廈會從地皮下自己冒出來不成？
到此為止，大家認為自從來到北大荒之後的流放生涯還是一種「文明的流放」，人格還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於天氣越來越寒冷，土層凍得越來越 厚，常常要三四個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鎬」，才能把凍土層鑿開一條裂縫，所以大家的體力消耗也越來越大。儘管大家沒有怨聲歎氣，精神仍很飽滿，但畢竟像俗 話常說的那樣——心有餘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額，確實越來越艱難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劉文指導員，突然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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