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漫談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生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嘉慶九年（1804）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最早的指南器，在公元前5世紀的戰國時代已出現和使用。當時的司南不僅做為度量工具，其寓意還用於謀略和國策。據成書於西元前四世紀的《鬼穀子﹒謀篇》記載：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印刷術的原始技術起源於古代的印章和拓印。戰國時期的印章多是字凹底凸的陰文文字，兩漢後陽文漸漸風行。印章創造了從反刻的陽文文字取得正寫文字的方法，即反文陽刻法。

中國老百姓有句俗話：三代出一個貴族。意思是說，一個人文化氣質的培養是個漫長而艱巨的任務，要經歷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培養出一個氣質高貴的人，事實果真如此。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沉積都要求有個繼承過程，只有繼承了前人的，站在了前面巨人的肩上，我們才能看得更遠，才能有所發展。

清代歷二百六十餘載，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書道中興的一代。清代初年，書法得以弘揚。明末遺民有些出仕從清，有些遁跡山林創造出各有特色的書法作品。

祝允明(1460一1526)字希哲，號枝山，因手有六指，故自號枝指生，長洲（今蘇州）人。祝枝山是家喻戶曉的才子，也是道地的天才型人物，他“五歲作徑尺大字，九歲能詩”，加上他家學淵源，外祖父徐有貞和岳父李應禎兩人都是當時書法名家，因此這位天才在名家的栽培與環境的薰染下，很快就展露頭角。他與唐伯虎、文徵明、徐禎卿齊名被喻為“吳中四才子”。

明代自朱元璋崛起草莽。推翻元朝統治，統一全國，至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檢自縊煤山，歷二百七十七年。在這近三個世紀中，朝廷諸皇帝都很喜歡書法。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後，即著手文治，詔求四方善書之士，充實宮廷，繕寫詔令文書等。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也極愛書法，尤其喜摹「蘭亭」，神宗自幼工書，不離王獻之的《鴨頭丸帖》，虞世南臨寫的《樂毅傳》和米芾的《文賦》。所以，朝野士大夫重視帖學，皆喜歡姿態雅麗的楷書，行書，幾乎完全繼承了趙孟頫的格調。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又號松雪道人、歐波,，湖州（浙江吳興）人。趙孟頫出身宋室官宦書香之家，幼小聰慧，讀書過目成誦，才華洋溢，書、畫、詩、文，甚至音樂、佛學、篆刻樣樣精通，可以說是各個文化藝術領域的全才，其對後世的影響以書、畫最為深遠。

宋朝書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學所致，晚唐禪風大播，禮樂崩壞，為創新秩序理學興起，兩者互制平衡，衍而為意，意之內涵，包含有四點：一重哲理性，二重書卷氣，三重風格化，四重意境表現，同時介導書法創作中個性化和獨創性。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是蘇東坡耐人尋味的書法語錄之一，意思是書寫前沒有刻意求好的作品，往往是自然天成的佳作。正如蔡邕所言，「慾書先散懷抱」，心中無窒礙，自然能夠心手相應，意到筆隨，若一味掛心的想把字寫好，則寫出來的字難免因心急而殭化，或過度匠氣雕飾而流於矯揉造作。

天真爛漫是我師

顏真卿以巍巍豐碑體現出其忠臣烈士的人格，並向開創了渾厚磅礡，迥異於二王的楷書風貌，成為後世典範。顏真卿行書對後人也有相當深刻的影響。傳世法書墨跡有《祭侄文稿》、《爭座位帖》、《劉中使帖》等。其中以《祭侄文稿》這篇可遇不可求的千古傑作最為人贊嘆不已。

話說虞世南去世後，唐太宗常感嘆無人可以共論書藝，於是魏徵便向唐太宗推薦了一位年僅三十六歲的後起之秀，這位年輕書家即是褚遂良。

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更多的時候還是停留在通過個體的親身體驗﹐或是書籍﹐電影等途經了解到的。其實﹐即便是我們自己對自己又真正了解多少呢﹖但通過外人的眼﹐也可以反映每個時代的中國的種種歷史變遷。

4月17日，日本學者《水的信息》的作者江本勝博士應邀來美於西雅圖曉蘭社區學院的禮堂裡做了一次關於水結晶的報告。

漢語成語是中國語言文字的精華，它們大都出自古籍中的神話寓言、經典名言、重要歷史事件等，為文章和人們日常的談話增色不少。其中有關神的成語隨處可見，很常見的成語有「天衣無縫」「天女散花」；「神來之筆」「神至之筆」「神工意匠」「神工鬼斧」 「神工天巧」；「神通廣大」「神色不動」「神采飛揚」「神采煥發」「神采奕奕」「神乎其神」「神機妙算」「神奇莫測」「神氣活現」」神色自若」等等，但很少人能真正知道這些成語出自何處。

毋庸置疑，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神傳的文化，所以「孝」，也是神傳與人的，用於規範人的行為。為甚麼會有這一規範哪？有一種說法：兒女是債，既然是債，就一定會有欠債或討債了，按照輪迴的說法，人在世上活著的時候，會造很多的業（善者也會積無數的德），人與人之間必然會有恩恩怨怨。當再次轉生為人時，這些恩怨都需要有一定的了結，所以很多時候就被安排成了一家人。

民初以來，中國在文化方面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新文化運動；一是文化大革命。二者的宗旨都是破舊立新，崇洋毀華。二者的結果，則是血洗了整個大陸，慘不可言。對這場文化浩劫最應負責的學者是誰呢？當然是杜威和馬克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哲學家羅素為了兩大疑問，專程來中國尋求答案。一、科學那麼發達，宗教勢力那麼深固的歐洲，為甚麼近代的戰爭總是開始在那裡？二、歷史那麼悠久，人口那麼多的文明古國中國，為甚麼近代總是受人欺負？他經過一年的觀察，得到了答案，因為西方文化是人去支配自然，所以產生科學，也產生衝突和戰爭。中國相反，是順乎自然，是受支配，所以不產生科學，也受人欺負。羅素的答案是對的，只可惜沒有再追問為甚麼西方要征服自然，要支配自然。

六十八、九年間，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主任盧定教授問史學家錢穆大師：「我治西洋史，覺人類一切禍亂，皆自知識分子引起。不知中國史是否亦然？」錢大師回答得很詳細，結論是：「中西雙方求知態度不同，所求得的知識內容亦不同，其人生的意義價值亦不同。」意謂中國士人自有治國平天下的一套，不是西方所能比擬的。

多奇怪啊，同樣是東方國家，同樣在赤色恐怖威脅誘惑之下，可是吉凶禍福，並不一樣。例如日本，不但沒吃甚麼虧，還利用來向美國討乞到很大的利益。例如印度，並沒有赤禍那回事。印尼雖遭受到共黨暴動之禍，但很快就把它消滅掉，一個沒留。阿富汗很小，又距蘇聯近，所以吃虧很大，但並未被赤化。比較起來，最沒臉皮替自己解釋的就是中國，竟不用蘇聯動刀動槍，光憑中國人殺中國人，便把一個堂堂上國衣冠之族，殺成了猶太人馬克斯思想的奴隸，如同牛馬畜牲一般，長期被鞭笞著，被屠宰著，被役使著。

七十九年底，成中英教授在儒學會議中說：「今日台灣社會走向一個沒有人性的情境。」八十七年八月七日，趙耀東先生演講說：「台灣從貧窮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忽視文化，以致倫理道德退化，反映台灣正走向滅亡的時代，可怕的時代，黑暗的時代。」

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聯合報報導，科學家發現了一隻存活在七千萬年前的鱷魚化石，不同於今世鱷魚，它是吃草的。同一天另版，還報導了蘭嶼人的生活心情，說，那裏養豬羊，養雞隻，採開放式，任其自由行走，不會逃失，不會被偷。那裏人們對於土地秉持一種公有分享觀念。可耕地尚多，只要食物夠吃，多餘的地便讓它保持原始林園狀態。樹上果實也是大家的公有財產，想吃的會適時摘下一兩顆；沒有人怕被摘光，或全部據為己有。那裏飛魚季節很熱鬧。

文化的用處在解決人的問題。人的問題很多；首先要認清的是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問題並不相同。要解決人與物間問題，不能不知道物的理，物的理多得不得了，那當然很難很難。而要解決人與人間問題，則只須知道人的理。人的理就叫人性，就叫天良，有憑天良三字就夠，肯好好煉修道工夫就行了。不幸新時代文化竟糊塗到打倒修道工夫，專走求知的路，結果把世界搞得很慘，把社會搞得很亂，把中國人殺得鬼哭神號。一直到現在，那些不要天良的，不但不肯改過自新，甚至對專以提高心性為目的的法輪大法，也敢使盡一切手段去打壓它，消滅它。真想不到，人心之壞會墮落到這個樣子。那麼究竟是誰使得中國遭到這場浩劫呢？事實告訴我們，是杜威和馬克斯。可是他們兩位又沒有三頭六臂，他們憑甚麼血洗中國呢？憑科學人生觀。誰都知道，科學最主要的一招就是實驗。拿物做實驗，你可以搥牠，可以煮牠，可以燒牠……做人生觀實驗一樣，你當然也可以打他、鬥他、殺他，例如殺劉少奇，你可以讓他死得很苦很苦，劉受的痛苦越多，你享受的快樂就越大。不錯，但人心為甚麼要這樣狠毒呢？因為人一旦迷信了科學人生觀，就可以打倒孔家店，就可以不憑天良；而人一旦不憑天良，不但人就成了有知識的禽獸，而且會比禽獸狠毒無數倍。總之，正因為他們完全不要天良了，所以中國人終於被鬥被殺得很慘。直到鄧小平自己害怕被殺受苦，才搞了改革開放。中國人才又有了生機。可是杜威和馬克斯的精神不死，他們的思想還在，所以還不能不搞四大堅持，所以弄得很尷尬。其實不只中共感到尷尬，全世界的人都一樣，也都感到很困惑；究竟替歷史寫終結篇好呢？還是繼續寫下去好呢？究竟做有知識的禽獸好呢？還是做真正的人好呢？我的建議，不妨到書店買本轉法輪看看，讓自己多了解一點宇宙人生真象，再作打算，也許比較妥當些。對嗎？

根据《國際先驅論壇報(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3月26日的消息， 中國藝術品市場絲毫不受經濟的影響，一路走來，風景無限。 在最近佳士得(Christie's)舉行的一次不同凡響的拍賣會上就可以讓人空前明了的看到它獨具活力的原因：美洲，歐洲，遠東的買家們蜂擁而至，就是為了競拍中國藝術品。在激烈的競爭激勵下，世界區域性的經濟不景气對這些買家沒有顯出什么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