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居拾尘：新桃换旧符
哥哥有一件猪肝色的开襟绒衣，前身布满菱形格子，每个格里都“囚”着一只动物。爬在树枝上的猴子，那么长的卷尾就是一丁点也甩不出衣服上的小格。它为什么不能像动物园猴山里的猴子那样，偶尔逃脱藩篱窜入隔壁的展览馆，在自由的街市上和我不期而遇呢？哥哥穿不下之后，绒衣传给了我。我的抗拒可想而知，不要说那种完全属于男生的暗沉阴郁，一个小兜的内侧还被他寄放过吐出来（以备反复嚼食）的泡泡糖，留下一小块硬嘎巴儿。每次把手揣进衣兜，这沉疴都在提醒我它对前主人的忠心。
哥哥的衣物中也有我十分属意的，比如那件白色翻领短袖，左胸绣有荡于浮波的三只黄鸭。可惜，一个下雨天，小衫吊在院子炉火上烘干时不巧坠落，煤炉子也不是什么戴着高帽的魔术师，却早已默默练就“白衫化黑烟”的把戏。上一次见闻这样的黑浪滚滚是哥哥玩火点着了小学校边的大松树，还是张阿姨的儿子宝廷哥哥因为患病锯掉了一条腿，不能上学闷在家中不断划亮一盒接一盒的火柴？当你追问宝廷哥究竟在火焰里看到了什么时，大家只是撇撇嘴巴，当作没听见。他莫不是和我有类似的经历，在牙医诊室的黑皮升降座椅上看到医生用镊子从我牙齿里夹出了一只手脚齐动的黑虫？宝廷要不是比我大太多，我一定亲自穿过路旁开满丁香的阴凉小径，爬上他家二楼，安慰他，问询他。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会率先袒露虫牙之秘辛，告知他世间知音本就是如此稀有难寻。
如此说来，我位于五斗橱倒数第二层的衣服抽屉里就只有哥哥穿小的二手货源么？答案是否定的。那里不仅会添换新衣，而且新衣还总和我最为期盼的新年紧紧相连。
黄历新年的具体日期好像棋盘上跳来跳去的骏马，总叫人琢磨不透。大约十二月底，或是一月初，一场大雪后的夜晚，我和爸爸出门买馄饨宵夜，自行车总会在某处冰雪中滑倒，就在仰面摔进雪被的一刹，刚巧看到靛蓝夜空中特别低垂的一枚亮星，那时，那问题会自然吹破大松树下寂寥静谧的空气：“爸爸，究竟还有多少天才能到新年哇？”
这之后不很久，妈妈会在某个晨间，錾花镜前细心整理头上四边垂须折成三角形的围巾，我早已自行歪戴好母亲手织的樱粉羊毛帽等在门口，哈几口气融开大门玻璃上的冰晶，用手指随意画着太阳或是小草。换乘过几次公交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城里”——王府井大街。匆匆推开妇女儿童用品商店的大门，锃亮的柜台后就是新衣的源泉。可是，你要想真正靠近柜台，就非得拿出小鲤鱼跳龙门的坚韧和决心，不知有多少“鱼”妈妈带着她们的各色子女从北京四九城甚至外地汇聚此地，都只为“过新年，穿新衣”。
不屈的妈妈怒海求生，撕扯中跟售货员阿姨隔着“鱼群”浪涛吼叫着尺码，岁数，身高……在她还希求什么颜色时，被售货员断喝这就是这个码子的最后一件，周遭立刻响起其他买家妄图截胡的多重声浪。我们成功捕获这件橘黄色织暗花的双排铜扣猎物游出漩涡中心时发现我的毛帽早已在众人脚下随波逐流，妈妈的围巾滑稽地垂在脑后，发卡侥幸被几丝头发连接悬于前额中间，我为她出门前的精心打扮深深遗憾。
走出衣店不远就是百货大楼，母亲早已重整好衣衫，牵着我直奔大楼一层另一处人潮万般汹涌的“富贵繁华”地——糖果柜台。无边的玻璃箱盒里流淌着五彩缤纷的各类糖果，人群热烈地仰起头，仿佛围绕在糖果铸造的彩色大船边等待登船，且慢，这柜台高处大船中央正有一位掌舵的大嗓门儿张姓船长（百货大楼明星售货员张秉贵先生）。这位叔叔卖糖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更兼大声与每一位买糖“粉丝”交谈。最为吸睛处还是他的绝活儿“一抓准”（张先生卖糖仅凭双手就能抓出你要的分量），有人凑热闹买个七八两他也能一把到位。
与其说是买糖，大家更是来亲测他的功夫，惊诧他的妙技。我特别赞叹他的算术学问，不管你买上多少单价不同，重量各异的糖果，叔叔都能同时心算给你报出总价。我暗暗描画自己平时答不上数学题时待人颇为凶蛮的数学老师，此刻正茫然站在糖果柜台后和张叔叔打擂台，老师算不出数急出一身白毛儿汗的窘样逗得我在人群中兀自哈哈大笑。好在四周分外嘈杂，妈妈正系紧小围巾，满头大汗奋力追星（起码多买了半斤糖），没人注意到头脸被挤歪卡在柜台侧面的小朋友正聚精会神地大声取笑数学老师。
进城办新衣年货这趟美差通常以在东风市场吃大包子完美收官。小孩吃大包直接下口咬不透彻，我借鉴蹲在放学路边学到的蚂蚁战螳螂之法，用筷子慢慢戳开包子皮，先探囊攫取喷喷香的紧致团馅儿，再转圈蚕食掉暄暄腾腾的浸油面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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