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十五)

怀念赤脚医生
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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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问一万个乡下人,你希望拥有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是什么?九千九百九十 九个人会茫然无措看你。农村人的悠久习惯是:小病不理,中病久拖,大病犹犹豫豫去看医生,绝症和重病——对不起,等死!

时代在进步,农村也在进步。但也有些方面,农村面临的却是退步。农民的医疗保障在退步是其一。“赤脚医生”在乡村曾是很流行的词语,也是很受农民欢迎的一类人。现在,曾经在每个村落都出现过的赤脚医生不见了,都穿上鞋袜打扮得光光鲜鲜走了。

乡村当然还有医生,且有两种。一是祖传的中医,往往不是医术全面的中医, 而是只懂得其中一项两项医术的医生。比如,每个村或许有一个懂得接生的婆婆,又有一个治蛇毒的高手,还有一个治跌打损伤的郎中……这些人没有医师执照,他们也不是靠诊治病人为业。他们是农民,种田做菜之余,一旦左邻右舍遇病,他们就临时去当医生。这类人的医德天下第一,不要你先塞他红包,你不给他说几句好话也绝不给你脸色看。他们的眼里只有病人,治好了人家他们比病人家属还兴奋。

还有一种人,是从城镇医院退休的原籍在农村的老人。回到家乡利用自己的老 屋,或是跑到附近小市镇上租个小小门店开诊所发挥余热。他们一般都带了个小徒弟, 那是他们的儿女或亲友的晚辈。这类小诊所当然医疗设备不齐,药物也不丰富。但他们收费低廉,服务态度极好,很受农民欢迎。

2003年10月,我在深圳摔伤头部,缝了10余针。医生叮嘱每天去换纱布,深圳每换一次,收费30元,小护士撕扯沾满血痾的旧纱布时痛得我龇牙咧嘴;因出差,在广州换了两次,每次收费20元, 医生还不赖,给我涂凡士林轻轻撕扯;到湖南的乡下后,去一间乡村小诊所,每次 2元。老医生陪你聊天,说话间不知不觉把纱布给换了。

可是这类乡村小诊所只能解决感冒低烧等小病症,大病重病则无能为力了。而打一针吃几片药就能解决的小病小痛等问题,乡里的人绝不会跑到城里医院去。

“城里的医院哪,去不起!”这不是牢骚话,而是叹息声。

去不起,首先是因为医疗费太高,住院费、手续费、药费……这是明里的费用,暗里的我不说你也清楚。其次是因为即便病人家属通过众人拾柴火焰高靠亲戚朋友帮忙东挪西借有了一笔医药费,他们愿意按时乖乖地缴纳各种费用,但农民一般在城里没啥社会关系网,进医院后,哪怕病人已到了“奈何桥”边再不拖一把就要呜呼哎哉了, 也仍旧难免遭到冷遇。“没病床、专家没空、缺药……”五花八门的理由应有尽有,个个好像都是事实,由不得可怜又厚道的农民伯伯不信!

此时,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老实巴交的农民想学着时髦的作法战战兢兢去塞红包,天可怜见唷,他们竟还不知道塞给谁才对劲。

各大保险公司在城里很赚几把后,已有保险推销员向农村挺进。广东的农民逐渐开始掏腰包买保险了。买了保险是否真如巧舌如簧的推销说的逢凶化吉分解危难,他们还有点疑惑。但有一点可肯定,在政府目前给予的农村医疗保障暂时还基本上处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时代,他们的心里毕竟由此而来而多了点希望,尽管这份掏钱买来的希望着实比较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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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

作者简介:

蔡成,中国青年作家,现居海外,在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共发表近200万字作品,长于散文、随笔创作,已出版有《左手跟右手下棋》、《花花草草与人生菩提》、《情人看招》、《生命向左转弯》等散文、随笔集。

2002年开始,蔡成怀着社会忧虑之心,从繁华的深圳出发,先后19次前往福建、湖南、江西、安徽、广东、湖北、广西、浙江、上海等省市农村,开始“风土中国”系列丛书的创作,接触过中国农村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文字记录和照片拍摄的形式,与 120多位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开展面对面的直接采访,先后成书《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地工开物 ——追踪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老江湖——追踪神秘的传统江湖术》、《角落—— 99个民间人物的背影》等四部著作。其中《在乡村行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方农村》一书的删改版已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引起众多忧国忧民人士的关注。《广州日报》、《深圳商报》、《城市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扬州晚报》、《海南日报》、《中国新书》等报刊杂志曾进行报导和激烈讨论。与此同时,由于该书以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平面直观、真实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存在的大量问题,因此受到指责和批驳,被指为“无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飞速发展”,有对 “三农问题”扩大化之嫌,是否定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抹黑之作。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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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个别乡村跑一跑,你会发现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这些地方显得有些有气无力。为躲避有关部门的追查,他们往往是倾巢而出一窝蜂跑城里去了。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等工业蓬勃发展的珠三角城市里,三五步就可能见到潮汕人开设 的士多店(小小杂货店)。他们宁愿在城里吃苦受熬,也要坚持不懈地猛生孩子,哪怕已生了三个四个孩子,只要是女孩,他们仍难以甘心,不生一个带“小棒槌”的男孩绝不肯罢休。而即便没逃进城里,而守在村里生孩子的妇女,因为不少农村基层管理机构采用“只罚不管”(罚款了事,不严厉制止)的措施,超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 民工进城要在城里站稳脚跟,得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这些是看得见的证件支出,看不见的是意外支出——我敢打包票,进城打工的众多民工也许都遭遇过不同性质的敲诈勒索。要么是保安大哥、要么是难辨真假的警察叔叔、要么是个别社会渣子人员……反正多少得被强迫着支出一点子不想出但又不得不出的钞票。
  • 乡村小妹们本来与“黄祸”无关,没有一个乡下女孩当初是扛着“小姐”的大旗进城的。但当她们在上当受骗之后,在走投无路后,父母的教诲就在五颜六色的诱惑面前显得挺苍白了。任何城市,无论法制部门的口号喊得多么强烈,从事性交易的场所总是或明或暗的角落出现,性产业严重“超标”。而这些从事性产业的女孩,也确实有大部分来自乡村。失业的农村女性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危机驱使下,蜂拥进城来谋求个人的发展机遇,而城市里阳光灿烂的大多数“机遇”没她们的份,城市却又将她们扔进了阴暗灰色的命运底层。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将所有“小姐大军”来一通迎头痛击,却不去探求性产业兴盛而无奈的“来龙去脉”,只能算是社会冷漠者的行径。
  • 我在中国乡村奔来跑去,无论我坐在穿山越岭的火车上,还是横江踏水的汽车上,我始终发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神色紧张又满脸热切的人们。行李架上横七竖八堆放着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与大布袋告诉我:他们,是南下或东去的打工者。
  • 10年前,农村的生活垃圾也是极少的,而且许多是可再生利用的垃圾。南方农村早先年一直有积肥的习惯,就是将动植物的尸体 ,再加上生活垃圾放到一个土坑里或直接抛在化粪池里,过一定时日的发酵,就成了肥效奇佳的“绿肥”。但现在,这种很繁琐的积肥方式少有人去理却了,肥效高但污染严重的化肥彻底代替了传统的农家绿色环抱肥料。
  • 当城市愈来愈重视环保意识时,乡村的自然环境却开始袒露出危机了。

    “要致富,先修路。”越来越多的铁路开始穿越乡村,但因铁路的出现导致的致富优势还没袒露出来,铺天盖地的垃圾已先行了。

  • 乡村学校的孩子们除了教科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课外读物。

    当今中国一年要出版20万种图书,但农村学生,一年到头能看到的课外图书也许不到1 本。孩子们没有课外读 物,大人们则除了从电视画面里得知天下大事外,报刊杂志也极少见到,更别提买本少则十来元多则几十元的书了。

  • 乡村小学过去年代的民办教师基本上没了,但校领导或村干部的儿女临时被请去当短时间的老师还是存在。乡村小学教师一般都住在学校附近,在学校是老师,回到家里就是农民。 他们在学校里握着粉笔给孩子们上课,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握起的就是锄镰犁耙。这不像城里的学校,一心一意当老师的极少。
  •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句老话,但在而今的农村,仍能经常听到。这话,难免被众多的城里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农民很懂得读书作学问的重要性。实际并非如此,而是乡下人有种传统的意识:读书,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 有个在广东打工的人给我算过一笔账:城里人在城市中心广场上培育管理一亩草坪一年到头各类费用加起来最贵得花费2000元左右;农村种好一亩地,算上350元的化肥、农药、种子钱,再加上一年到头的农工费约450元(农工贱,没法),共800元。由此可知,城里的草贵过乡下的稻!另一个人则告诉我: “过去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今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少地方腾出农田建郊野公园搞绿化。说这话的人还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的他乡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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