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39)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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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因为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我们的宽频互联网入口相对比较畅通,撞机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来到办公室,发现一个中国同事独自在办公室下载并印出所有可以找到有关这个主题的美国报导。当我问起那些列印纸张,他羞怯地承认是他的,并安慰我说美军机组人员可能很快被释放。然后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谈起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好像这样可以掩饰他的所为。只有极小部分的中国员工在办公室有这种方便条件。从一些中国人对世贸中心遭受攻击的早期反应,可以看出他们普遍缺乏这种条件。没有CNN包罗万象的报导,整个事件必然更抽象难懂,因而更容易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要么麻木无情,要么干脆表示幸灾乐祸。
 
 也许美国新闻记者们没有注意,其实侨居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只要花一点费用,使用Anonymizer这样的网路代理浏览器,就可以像驾驶卡迪拉克似的安全漫游网路。大部分这些程式使用安全传输协定(SSL),一种高级加密措施。在美国Anonymizer以及Hidden Surf这类程式可以防止私人公司对使用者埋藏Cookies,或收集使用者的资讯。在中国大陆,他们可以躲避政府机构检查使用者的网路漫游历史,同时可以有效躲开公安部门的Sniffer程式追踪,因为没有任何签名资料。但是这些程式必须在线上付款,才能启动;即使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看懂这类网站的英文说明,有信用卡的用户也是寥寥无几。公安部门更是捷足先登,最后Anonymizer也被封锁了。
  
  二○○一年的夏末,我在俄勒冈大学逗留一天,在物理学家徐道辉(Stephen Hsu)的办公室,看他在黑板上画图讲解中共的防火墙和它的弱点。他讲解得非常清楚。九个月前,他与人共同创建的一家公司“安全网”(SafeWeb)接受邀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科技创投公司(In-Q-Tel)开发一套安全的互联网通讯系统。对徐而言,公司获利是次要的。
 
 徐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逃亡至台湾,这可能与他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关注有一定关系。当他谈到他的“三角男孩”(Triangle Boy)代理服务器,并通过它为中国大陆网民建置一套安全的通讯系统时,他兴奋地眼睛发亮!

  徐解释说,三角指的是大陆网民、防火墙外的众多服务器以及统领这些服务器的主机,而主机是中共当局找不到的,已经有数万的中国网民连上这套系统。在“三角男孩”系统二十个最受欢迎的搜索网站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中国大陆网民每天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服务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网民匿名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甚至可以让网民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网民组织,成为政治运动的前身。徐宣称,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支援为数众多的服务器,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主机的攻击,都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

  徐很乐观,因为美国之音已经开始正式资助“三角男孩”,每月一万美元。美国之音的官员找到安全网是由于沮丧所致。美国之音网站被中共列为封锁目标之一,他们每天给八十万个中国大陆邮件信箱传送的新闻,几乎到不了目的地。徐估计,向一百万中国大陆网民提供“三角男孩”系统(一个月大约可浏览六亿网页),每年所需经费约为一百万美金,即每人一美元。而每年预算三亿美金的美国之音,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援。

  徐让我印象深刻,我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校园。美国人的创新智慧可以击败中共的防火墙,也许这个讯息可以传播过去,只需要一点外界的帮助。然而当我与麦克.罗宾森通信后,才了解到“三角男孩”在理论上仍有破绽,服务器易受假网站、或类似“红色警戒”(Code Red-style worm)病毒的攻击。此外,围绕“三角男孩”的公开宣传已经传到中国大陆,将引发麦克所谓的“梅铎症候群”(Murdoch syndrome)。

  麦克解释:一九九四年,梅铎宣称卫星电视是“对各处集权统治的明确威胁”,中共当局深信其言,于是立即掌控有线电视、拆毁全国的卫星接收碟型天线,并把梅铎的星空电视列入黑名单。我想如果梅铎可以预见对“三角男孩”发动攻击的话,那中共网控当局一定已经开始了攻击行动。
 
 从美国之音的角度看,“安全网”更致命的问题是“烧钱”(资金耗用)太快了(如同其他刚起步的资讯公司)。当徐要求更多资金时,美国之音的工程师开始将“三角男孩”视为新经济时代徒劳无功的产物。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拿到资金,双方的合作细节反而改为将“三角男孩”的地址透过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推广。别忘了,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早就被封了,同时它也是中共当局网控警察最先检查的地方。总之,这个结局让双方都高兴不起来。就这样,中共安全部门很快就镇压了这一反抗(在中国大陆“三角男孩”迅速失去了踪影)。
 
 由于美国之音不信任“安全网”这样的公司,下一波攻势的重任落到了骇客肩上。这是由一群北美程式师组成的松散结盟,致力于保证全球互联网的大门敞开,畅通无阻。骇客喜欢做政府不能或不敢做的事,例如利用自由网(FreeNet)这样的匿名网路向中国大陆散发《天安门文件》,同时挑战中共网路控制本身就令人心驰神往。因此,当“安全网”消失后,美国国务院、美国之音以及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人士开始与Peekabooty、Pseudoproxy及 Socket2me等系统的设计者秘密接触,商讨攻破中共防火墙的对策。
 
 这些程式设计者中有个别人与Hacktivismo团体立场一致,这是一个少年电脑骇客团体,正式名称为“死牛教”(the Cult of the Dead Cow)。他们的声明有点反政府倾向,但是我想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会有所转变;从前几个声名狼藉的电脑骇客最近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帮助一些公司保护网路安全,防范他们的昔日朋友。我和Hacktivismo的头领欧司伯.拉费(Oxblood Ruffain)见过面,谈论如何争取电脑骇客理想主义者与美国政府合作,为共同目标努力;这显然很不容易。电脑骇客可能品行不端,但他们不是笨蛋,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行为浪漫且放荡不羁;他们贪婪权力,但是当同伴看到他们与蠢笨的美国政府合作时,他们一下子呆若木鸡。
 
 我想也许华盛顿已经从保罗.布南洛斯基(Paul Baranowski)处获得所需。保罗是Peekabooty的主要开发者。他在Hacktivismo系统外运作,不受公司束缚也花费不了多少钱。他住在多伦多,喜欢穿着黑色服装、总面带着悦人的微笑,好像是个骑马刚进城的少年镖客。“我从未遇见比我更好的程式设计师。”他提供的程式码被确认是点对点系统(peer-to-peer system)。与“三角男孩”不同,它不需大量使用服务器,Peekabooty主要借助陌生人的好意;由一个电脑到另一个电脑,老用户介绍新用户,整个系统有机地扩展。即使公安局的探子混入其间,破坏也很有限,颇像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不致影响整体运作。
 
 这种点对点特性会增进信任,但也可能发生叛变。也可能开始不错,尔后却失利,或要等候多年才能达到相当的数量。美国之音未能接受,保罗于二○○二年春天回到多伦多。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一位名为刘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东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刘雅雅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人权活动家,现居住在南加州。刘在异议人士中作为网路代理人。这个股东提案是从环保人士那里学来的。理论上讲,一旦某家公司在公众面前蒙受羞辱,它会采取行动补救的。

  刘非常了解互联网对异议分子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她也感觉到活动的高潮即将来临。在二○○二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引发的争论已在美国网路上硝烟四起,酿成网路火灾。Slashdot网站(又称书呆子新闻)就美国公司协助中共建置防火墙一事有过火爆的讨论。一些评论性文章开始出现中、法、德、西和越等不同文字版本。几个史丹福大学学生开始谈论把思科从史丹福大学的工业合作伙伴计划中剔除,并说服校方取消了从思科订购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网路电话设备。
 
 在一份一页的备忘录中,刘抨击了思科在中国大陆市场运作的道德堕落,并建议思科为股东准备一份特别年度报告,就目前出售给外国国营实体,用于设置国家防火墙或网路监控的所有思科产品的详细资讯。
 
 七周之后,思科的律师提出一份整整十八页的回应文件。律师拒绝了股东提案,理由是无法执行且具煽动性,股东所提的指控不是事实,并且危险地误导大众。思科无法充分告知股东有关所有产品销售的细节,因为顾客的秘密会遭受侵犯;而且,美国安全部门也在美国监听恐怖分子的行动。难道这项股东提案意味着思科必须向大家报告美国司法单位和国家安全单位现在正在使用的思科产品吗?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刘的提案可照程式进行,但不出所料,提案被大多数股东投票否决。
 
 然而刘在下一年还会回来,思科否认的事情则是北京的产业界人士众所周知的事实。思科的利益冲突是被迫要考虑美国的民主理念,同时又要满足中共的需求。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数名律师要用几个星期来反驳一位愤怒股东的一纸要求。但更大的故事则是思科回应二○○二年春夏两季出现在华盛顿的政治气候。
 
 国会下属的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等机构已开始探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美国世纪和兰德公司等智库均在提供研究报告和证人。国家民主基金会因遭到质疑,被指责与中共当局关系密切以及忽视中国异议团体要求的基金补助申请,因此急起直追,宣布举行若干听证会。国务院的一个机构在做审慎调查,由两党议员组成的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私下盘问了思科和北电网路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情况,以便着手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这个年度报告主要涉及美中贸易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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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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