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因为我们是一家美国公司，我们的宽频互联网入口相对比较畅通，撞机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来到办公室，发现一个中国同事独自在办公室下载并印出所有可以找到有关这个主题的美国报导。当我问起那些列印纸张，他羞怯地承认是他的，并安慰我说美军机组人员可能很快被释放。然后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谈起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好像这样可以掩饰他的所为。只有极小部分的中国员工在办公室有这种方便条件。从一些中国人对世贸中心遭受攻击的早期反应，可以看出他们普遍缺乏这种条件。没有CNN包罗万象的报导，整个事件必然更抽象难懂，因而更容易使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要么麻木无情，要么干脆表示幸灾乐祸。
也许美国新闻记者们没有注意，其实侨居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只要花一点费用，使用Anonymizer这样的网路代理浏览器，就可以像驾驶卡迪拉克似的安全漫游网路。大部分这些程式使用安全传输协定（SSL），一种高级加密措施。在美国Anonymizer以及Hidden Surf这类程式可以防止私人公司对使用者埋藏Cookies，或收集使用者的资讯。在中国大陆，他们可以躲避政府机构检查使用者的网路漫游历史，同时可以有效躲开公安部门的Sniffer程式追踪，因为没有任何签名资料。但是这些程式必须在线上付款，才能启动；即使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看懂这类网站的英文说明，有信用卡的用户也是寥寥无几。公安部门更是捷足先登，最后Anonymizer也被封锁了。
二○○一年的夏末，我在俄勒冈大学逗留一天，在物理学家徐道辉（Stephen Hsu）的办公室，看他在黑板上画图讲解中共的防火墙和它的弱点。他讲解得非常清楚。九个月前，他与人共同创建的一家公司“安全网”（SafeWeb）接受邀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科技创投公司（In-Q-Tel）开发一套安全的互联网通讯系统。对徐而言，公司获利是次要的。
徐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逃亡至台湾，这可能与他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关注有一定关系。当他谈到他的“三角男孩”（Triangle Boy）代理服务器，并通过它为中国大陆网民建置一套安全的通讯系统时，他兴奋地眼睛发亮！
徐解释说，三角指的是大陆网民、防火墙外的众多服务器以及统领这些服务器的主机，而主机是中共当局找不到的，已经有数万的中国网民连上这套系统。在“三角男孩”系统二十个最受欢迎的搜索网站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中国大陆网民每天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服务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网民匿名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甚至可以让网民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网民组织，成为政治运动的前身。徐宣称，如果有足够的经费支援为数众多的服务器，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主机的攻击，都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
徐很乐观，因为美国之音已经开始正式资助“三角男孩”，每月一万美元。美国之音的官员找到安全网是由于沮丧所致。美国之音网站被中共列为封锁目标之一，他们每天给八十万个中国大陆邮件信箱传送的新闻，几乎到不了目的地。徐估计，向一百万中国大陆网民提供“三角男孩”系统（一个月大约可浏览六亿网页），每年所需经费约为一百万美金，即每人一美元。而每年预算三亿美金的美国之音，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援。
徐让我印象深刻，我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校园。美国人的创新智慧可以击败中共的防火墙，也许这个讯息可以传播过去，只需要一点外界的帮助。然而当我与麦克．罗宾森通信后，才了解到“三角男孩”在理论上仍有破绽，服务器易受假网站、或类似“红色警戒”（Code Red-style worm）病毒的攻击。此外，围绕“三角男孩”的公开宣传已经传到中国大陆，将引发麦克所谓的“梅铎症候群”（Murdoch syndrome）。
麦克解释：一九九四年，梅铎宣称卫星电视是“对各处集权统治的明确威胁”，中共当局深信其言，于是立即掌控有线电视、拆毁全国的卫星接收碟型天线，并把梅铎的星空电视列入黑名单。我想如果梅铎可以预见对“三角男孩”发动攻击的话，那中共网控当局一定已经开始了攻击行动。
从美国之音的角度看，“安全网”更致命的问题是“烧钱”（资金耗用）太快了（如同其他刚起步的资讯公司）。当徐要求更多资金时，美国之音的工程师开始将“三角男孩”视为新经济时代徒劳无功的产物。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拿到资金，双方的合作细节反而改为将“三角男孩”的地址透过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推广。别忘了，美国之音的邮件系统早就被封了，同时它也是中共当局网控警察最先检查的地方。总之，这个结局让双方都高兴不起来。就这样，中共安全部门很快就镇压了这一反抗（在中国大陆“三角男孩”迅速失去了踪影）。
由于美国之音不信任“安全网”这样的公司，下一波攻势的重任落到了骇客肩上。这是由一群北美程式师组成的松散结盟，致力于保证全球互联网的大门敞开，畅通无阻。骇客喜欢做政府不能或不敢做的事，例如利用自由网（FreeNet）这样的匿名网路向中国大陆散发《天安门文件》，同时挑战中共网路控制本身就令人心驰神往。因此，当“安全网”消失后，美国国务院、美国之音以及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人士开始与Peekabooty、Pseudoproxy及 Socket2me等系统的设计者秘密接触，商讨攻破中共防火墙的对策。
这些程式设计者中有个别人与Hacktivismo团体立场一致，这是一个少年电脑骇客团体，正式名称为“死牛教”（the Cult of the Dead Cow）。他们的声明有点反政府倾向，但是我想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会有所转变；从前几个声名狼藉的电脑骇客最近已经改邪归正，正在帮助一些公司保护网路安全，防范他们的昔日朋友。我和Hacktivismo的头领欧司伯．拉费（Oxblood Ruffain）见过面，谈论如何争取电脑骇客理想主义者与美国政府合作，为共同目标努力；这显然很不容易。电脑骇客可能品行不端，但他们不是笨蛋，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行为浪漫且放荡不羁；他们贪婪权力，但是当同伴看到他们与蠢笨的美国政府合作时，他们一下子呆若木鸡。
我想也许华盛顿已经从保罗．布南洛斯基（Paul Baranowski）处获得所需。保罗是Peekabooty的主要开发者。他在Hacktivismo系统外运作，不受公司束缚也花费不了多少钱。他住在多伦多，喜欢穿着黑色服装、总面带着悦人的微笑，好像是个骑马刚进城的少年镖客。“我从未遇见比我更好的程式设计师。”他提供的程式码被确认是点对点系统（peer-to-peer system）。与“三角男孩”不同，它不需大量使用服务器，Peekabooty主要借助陌生人的好意；由一个电脑到另一个电脑，老用户介绍新用户，整个系统有机地扩展。即使公安局的探子混入其间，破坏也很有限，颇像地下党的单线联系，不致影响整体运作。
这种点对点特性会增进信任，但也可能发生叛变。也可能开始不错，尔后却失利，或要等候多年才能达到相当的数量。美国之音未能接受，保罗于二○○二年春天回到多伦多。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思科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一位名为刘雅雅（Ann Lau）的女子提出的股东提案（shareholder resolution）。刘雅雅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人权活动家，现居住在南加州。刘在异议人士中作为网路代理人。这个股东提案是从环保人士那里学来的。理论上讲，一旦某家公司在公众面前蒙受羞辱，它会采取行动补救的。
刘非常了解互联网对异议分子之间的沟通至关重要，她也感觉到活动的高潮即将来临。在二○○二年春天，中国大陆互联网引发的争论已在美国网路上硝烟四起，酿成网路火灾。Slashdot网站（又称书呆子新闻）就美国公司协助中共建置防火墙一事有过火爆的讨论。一些评论性文章开始出现中、法、德、西和越等不同文字版本。几个史丹福大学学生开始谈论把思科从史丹福大学的工业合作伙伴计划中剔除，并说服校方取消了从思科订购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网路电话设备。
在一份一页的备忘录中，刘抨击了思科在中国大陆市场运作的道德堕落，并建议思科为股东准备一份特别年度报告，就目前出售给外国国营实体，用于设置国家防火墙或网路监控的所有思科产品的详细资讯。
七周之后，思科的律师提出一份整整十八页的回应文件。律师拒绝了股东提案，理由是无法执行且具煽动性，股东所提的指控不是事实，并且危险地误导大众。思科无法充分告知股东有关所有产品销售的细节，因为顾客的秘密会遭受侵犯；而且，美国安全部门也在美国监听恐怖分子的行动。难道这项股东提案意味着思科必须向大家报告美国司法单位和国家安全单位现在正在使用的思科产品吗？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刘的提案可照程式进行，但不出所料，提案被大多数股东投票否决。
然而刘在下一年还会回来，思科否认的事情则是北京的产业界人士众所周知的事实。思科的利益冲突是被迫要考虑美国的民主理念，同时又要满足中共的需求。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数名律师要用几个星期来反驳一位愤怒股东的一纸要求。但更大的故事则是思科回应二○○二年春夏两季出现在华盛顿的政治气候。
国会下属的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等机构已开始探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美国世纪和兰德公司等智库均在提供研究报告和证人。国家民主基金会因遭到质疑，被指责与中共当局关系密切以及忽视中国异议团体要求的基金补助申请，因此急起直追，宣布举行若干听证会。国务院的一个机构在做审慎调查，由两党议员组成的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私下盘问了思科和北电网路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情况，以便着手起草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这个年度报告主要涉及美中贸易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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