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The Unknown Stor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93)

48 浩劫降临(中) 1966~1967年 72~73岁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大纪元配图《九评》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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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接着把红卫兵暴行从校园引向社会,首当其冲的是文化人和文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身旁的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旧文化”。最早被捣毁的是传统的商店招牌、街道名称。长发、裙子、高跟鞋成了那些在街头挥舞剪刀的大孩子的牺牲品。从此以后多年,中国人只能穿平底鞋和千篇一律的外套裤子。

八月二十三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当天下午,一群群红卫兵,多是女中学生,来到北京市文联的大院里。那时候,红卫兵有了自己的“制服”:绿军装(有的是父辈传下来的,有的是染的)、红袖章,手拿小红书,腰上系着带铜扣的宽皮带。那天日头特别毒,作家们被集中在文联院子里,在“××站出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出列,脖子上被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木牌,上面写着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用铜扣皮带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打去。

作家们接着被塞进大卡车,运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图书馆。那里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用它们点起一堆熊熊大火,把几十位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交加。挨打受辱的有年近七十的作家老舍,第二天,他投湖自尽。

打人的地点、火烧的道具、被打的人物,都经过事先策画安排,用来代表“旧文化”。受害者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迄今为止被官方尊为“人民艺术家”,拿他们做毒打对像毫无疑问是最上层的决定,松散结合起来的少年红卫兵只是打手。

为了使这天的暴行顺利进行,毛在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给军队和公安人员分别下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八.二三”后,红卫兵暴行在全国升级,“抄家”开始。当局把牺牲品的姓名、地址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像四川的负责人,就要专管“民主党派”的“统战部”,把非党知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儿子做领袖的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四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要警察同红卫兵“取得联系”,“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中共统治下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抄家。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针对心有疑虑的人,谢说:“连周总理都支持。”

有了上面的引导,血腥的抄家席卷全国。红卫兵超越名单的局限,到处破门而人。他们烧书、撕画,砸唱片、毁乐器,凡是沾“文化”边儿的东西都在扫荡之列。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受毒打。在《人民日报》 “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己家里被打死。有的被拖到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那里如今是刑讯的地方。一九六六年八月,大街小巷到处是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拷打审讯的怒喝声,受刑者的痛苦呼叫声。

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张单子,说红卫兵抄家打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指使,周恩来插手进来保护受害者。事实上,单子上的人都是毛泽东要保护的,“中央文革”的事周恩来也都管。名单要保护的不过几十个人,而据后来的官方统计,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仅在北京就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家被抄,打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毛也曾伪善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少红卫兵得以用这句话作盾牌逃避打人,挨打的也希冀以此保护自己。可是,打人的、被打的,都看得很清楚,行凶的人完全不受惩处。暴力当然也就继续了下去。

毛要红卫兵抄家还有实际的目的:把民间尚存的财富挖出来送进国库。据后来的官方数字,北京红卫兵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万多两、白银近三十五万两,还有无数现金和名贵的书、画、文物。有些文物用来出口换外汇。

抄家所得放在文物管理处,对毛、林、周、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庭开放。江青选中的有一只十八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在“咱们不白拿,给钱”的“原则”下,她付了人民币七块钱。类似的毛政权的所谓“不腐败”的表现,还包括领导人开会喝茶付茶叶钱。至于众多的别墅,成群的仆人,随叫随到的专用飞机、火车,还有无数其他特权好处,都是一分钱也不用付的。

爱文物的康生从抄家中所获甚丰。管抄家物资的人说,康生经常自己来挑来选,“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在抄家的时候,康老还特意嘱咐过我,说谁谁家的东西出来时,让我告诉他。”

爱看书的毛泽东则开出长长的书单,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旧书据为已有。用紫外线照射消毒,这些书便堂而皇之地摆上伟大领袖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以这些书为背景,毛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同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无一不为这些书所显示的毛的博学倾倒,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感慨地说他好似身在“学者的书斋”。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书斋”倒像纳粹元帅戈林(Hermann Goering)用来陈列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画的画廊,那里的书留着真正主人的斑斑血迹。

毛政权用红卫兵抄家还解决了其他实际问题。其中之一是住房的极度匮乏。中共掌权多年,基本上没为一般城市居民造过新房子。如今,被抄的人家被迫挤进一两间小屋子,把其他房间腾给趁火打劫的邻居。同一个屋顶下住着的人们,就像仇敌一样彼此痛恨。

许多家庭在抄家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农村。毛政权一直在想办法减少城市人口,因为他们得为城市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而放到农村就不管了。在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抄家浪潮中,将近十万人被赶下乡去。据作家郑义描述,在北京火车站的大厅里,一群随父母被驱逐出京,即将登车起程的孩子们被勒令在大厅里跪成一片,一伙身着黄绿军衣,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甚至有人拎起开水壶,朝着孩子们淋去,大厅里一片惨号。

在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提心吊胆,生怕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们或者自己动手烧书,或把心爱的书拉到废品店当废纸卖,或把珍藏的艺术品藏来藏去最后还是在恐惧中毁掉。毛泽东几乎把“文化”从中国人的家庭里一扫而光。家庭之外,一大批古迹,中华文明的标志,也被红卫兵扫荡破坏。仅北京一地,一九五八年保存下来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

古迹中的佼佼者受到保护。单子上自然有天安门城楼,毛还需要站在上面受大众欢呼。它们由军队进驻,有的关了门,人民也就无缘涉足。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曾反对毛要“从天安门城楼望出去,看到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建设指示”,认为“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他被抄家批斗,宝贵的藏书大部分被毁,一家大小被赶到一间二十四平方公尺的小屋里。在摄氏零下十度的严寒里,小屋的墙上、地上结著厚厚的冰霜,窗上的玻璃被外面的小孩一块块打碎。梁思成不断在病中,几年后默默去世。

人们一般认为红卫兵对文化的摧残是“乱打、乱砸”,中心是一个“乱”字。事实上,大部分行动并非自发,而是毛政权指使的。在“八.二三”毛说“北京太文明了”之前,红卫兵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毛发话的那天,第一处古迹才被砸: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塑像。之后破坏重要古迹时,上边常派有专家到场,把最宝贵值钱的文物挑出来送进国库,其他的拉到工厂作废铜烂铁熔掉,或到造纸厂化作纸浆。

在破坏文化上,毛政权是导演。这突出表现在对孔子故居孔府的大破坏上。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他的家也是文物苍萃的宝库,历代帝王,来这里朝拜,修建了宏大的古建筑群,留下了大量碑刻和无数艺术品。文革开始,当地人接到命令砸孔府。人们不忍心下手,于是“中央文革”专门把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派来。出发之前,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举起拳头,用当时特有的语言,“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庄严宣誓”,誓词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的死对头”。砸碑时,“中央文革”的指示具体到可砸什么,不可砸什么,“以明清划线”。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到场告诉红卫兵该保留哪块碑,红卫兵便在上面写一个“留”字。

江青是毛毁灭文化的主要助手。在她的严厉管制下,文革十年,直到毛去世,书绝大多数被禁,只出了几本所谓小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黑字体的毛语录。画倒是有几幅,歌倒是有几首,无一不是歌颂毛的。舞台被江青的八个“样板戏”独霸,银幕上也只有寥寥几部钦准电影。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沙漠。(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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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彭真似乎还想跟苏联取得联系。克里姆林宫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自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来,毛不要任何领导人去苏联。三月初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说不接受苏联邀请。
  •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终于开始了策画多年的大复仇、大清洗:“整我们这个党”。由于工程浩大,毛决定一步步来,首先从文化领域人手。这就是为什么大清洗名为“文化大革命”。毛用江青打头阵。毛看中她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曾对家里人说:“江青这个人很毒,比蝎子还毒。”说着毛伸出小指头勾了一勾,作出蝎子尾巴的样子。
  • 回北京之后,毛没有立即对刘少奇采取行动。他很可能是想等第二次亚非会议开完后再动作。会议定于六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同很多亚非国家元首打过交道,在会议前夕清洗刘会给毛造成不良影响。
  •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毛泽东疑心大起,怀疑中共高层有人跟苏联合伙要密谋推翻他。对毛来说,只要没有苏联插手,中共党内什么样的反对者他都能对付。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两次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可如果克里姆林宫下决心搞掉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里应外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 大饥荒过去了,经济复生了。在容忍刘少奇等人经济政策的同时,毛泽东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项目重新扶上马去,如人造卫星和核潜艇。当他听说现代武库中有一种新的很厉害的杀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时,毛当即拍板,说:“死光,搞一批人专搞,叫他们吃饭不做别的。”
  • 受软禁的彭德怀一九六一年十月被允许回乡一次。从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都听说他为老百姓仗义执言受了罪,给了他英雄般的欢迎。一两千人涌到他下榻的老屋来看他,有的拖着半饥半饱的身子走了一百多公里路。人们跟他有说不完的话,彭德怀天天不停地讲,嗓子都讲哑了。
  • 大跃进开始时,刘少奇虽然不满,行动上仍随波逐流。当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彭德怀在庐山大声疾呼时,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没有跟彭站在一起。但刘少奇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一九六一年初,他知道全国已饿死了三千万人。这年四、五月间,他回到湖南老家去视察。
  • 毛泽东选择了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作为“毛主义”宣言。赫鲁晓夫没有受到指名攻击,南斯拉夫的铁托做了替身。文章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后,趁著“五一”劳动节,中共从亚、非、拉请来七百多名同情者,把他们作为毛主义阵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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