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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9日訊】40 病房晤談
校長告訴我，華東醫院有位姓張的人打電話給我，說我的“郭伯伯”住在801病房，要我放學后去看看他。
華東醫院並沒有我的熟人，又有哪個“郭伯伯”住院呢？這電話是不是打錯了？
“電話沒打錯，那位張同志說得明明白白，他就是找駱駝老師，你這個名字不大會有人重复的。”校長肯定地說，“放學后你到醫院去一趟就明白了。”
我來到華東醫院，找到801室，輕輕地敲了兩下，房門悄悄拉開。開門的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
“請問這里有位姓郭的病人嗎？”
那人微笑著點點頭，悄聲說：“您是不是駱駝？”
我點頭稱是，那人便做了手勢讓我進去，這時，里面的病人高聲喊問：“是駱駝來了嗎？”
我一面答應著，馬上轉過屏風，就看見病人高高地靠坐在病床上。我立刻認出來了，這不是川南區党委的首長嗎！就是他派我到華東來的。
我十分惊喜，快步上前，拉住他的手說：“原來是郭伯伯啊，真想不到！”
郭伯伯馬上向我介紹那位男同志：“這是張秘書，我的助手。”我和張秘書握了手之后，便關切地問郭伯伯患了什么病。
“血壓稍微有點高，不要緊的。”郭伯伯不以為然地回答說。
“這點小病難道四川治不了，而要長途跋涉几千里來上海住院？”我很惊訝。
“你郭伯伯已經离開川南几年了。”張秘書回答說，“他現在是人民大學的党委書記，現在來上海攷察﹐順便到醫院來檢查一下。”
郭伯伯不談自己的病，确問我：“這一向過得怎樣啊？我覺得我們分手仿佛多少年了，怪想你的。”
“來上海的時候，我本來以為會去台灣……”
“不必從頭細說了，”郭伯伯打斷我，“這些過程我都知道了，你先是在情報局工作，后來調到煤礦設計院﹐現在當了中學老師，對不對？”
“哎呀，你怎么知道得這么詳細？”我惊訝地問。
“我自然是通過一定的途徑了解的。我現在想了解一下你的家庭情況— 你的小家庭生活。”
我簡單地說了說，隨后告訴他我已經收到妹妹的兩封信和一百美元支票。
他立刻感到興趣，要我詳細講講。
他說：“要知道，你妹妹是代表你父親寫的信。你父親的身份不允許他寫信給你。下次你再寫信的時候，別忘了帶我問聲好。你不必提起我的名字，只要說‘二伯伯’﹐他就明白了。”
我點點頭，他又說：“我和你父親是童年時代的同窗好友。長大后，我們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他參加了國民党，我參加了共產党，成了敵人!”說到這里，他笑了，“可是我總希望他能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為革命做點貢獻﹐這樣對他本人也有好處。你說呢？”
我又點點頭。
“至于你，”他接著說，“你已經是個革命者，你背叛了家庭，這很好，但是你不能想到背叛父親。為了革命事業，你必須同父親保持聯系。從現在起，當你同你父親打交道時（通信也是打交道），你應該想著你代表著共產党方面。今后所有從台灣來的信，你都得轉交給我。我很忙，你以后就交給張秘書好了，行不？”
“行啊，我以后就同張秘書聯系。”
“好，就這樣說定了。現在你談談自己的情況吧，你認為當前的形勢怎么樣？”他在考我呢。
我沉吟了片刻，覺得對“自己的伯伯”不應有顧慮，于是對“大煉鋼鐵”，“三面紅旗”，“自然災害”和“人民公社”的种种弊端都談了自己的看法。當談到繼母的被打和叔叔的被處決時，我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動，聲調也變了。
郭伯伯認真地听我訴說。待我告一段落時，他才慢慢地說：“你的意見還不少呢，我也听別人說過這些意見。不過我認為你是青年團員，你應該冷靜些。”稍停，又說：“最近党中央全會在北京召開了。毛主席和劉少奇宣布‘三年自然災害’已經過去了。從今年開始，國民經濟將有所好轉。事實上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包括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因為蘇聯在逼我們還債。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本來講好他們免費提供武器，我們出人，可現在他們翻臉不認帳，把所有的武器都作為賣給我們的，逼我們還債。”
“毛主席不是說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嗎？為什么在小弟弟陷入困境時反而威逼我們呢？”
“自從蘇共第二十大開過后，他們的党就變質了，不再是共產主義者了。在二十二大，他們又更加瘋狂地攻擊侮辱斯大林，我們中共就同他們進行斗爭，這樣，國際共產主義就發生了分裂。蘇共領導集團是一個修正主義集團，他們已經變成社會帝國主義。他們成了我們的敵人。他們現在也反華，和美帝一樣。但是中國人民有堅強的意志，我們在党中共領導下，已經克服了各种困難。我們在繼續前進。毛主席號召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你一定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你認真讀了毛主席著作后，你腦子里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我耐心地听他講，但是對于這种強烈的政治宣傳，我沒有多大興趣，所以我一聲不響。
后來話題又轉到當前的事情，他說：“以后每當你給父親寫信時，都不要忘記自己是個革命者，不要受親人感情的影響。寫信是為了革命工作，不是私人通信。至于你和我的關系，儘管你可以喊我‘伯伯’﹐但實際上咱們是同志關係。在人類的稱呼中，‘同志’這一稱呼是最寶貴最親密的。‘同志’意味著咱們在為同一個目標而奮斗，在工作上，我們一起流汗，在戰斗中，我們一起流血，必要時甚至一起犧牲。你跟張秘書的關系也是這樣，明白嗎？（我又點點頭）至于你的繼母，根据你所說，她是被打死的。這不奇怪，她是地主，想必她殘酷壓迫農民，農民才打她，你作為一個革命者，就不應該埋怨農民了。”
“可是毛驢是個大坏蛋。”我仍憤憤不平。
“如果他真是個坏蛋，那他怎會當上村干部呢？你錯了，你應該堅定地站在農民方面。”他的態度變得嚴肅起來，“而你的叔叔作為一個反革命分子被鎮壓了，你就更不應該有任何牢騷了。”他是在批評我，我無話可說了。
最后他告誡我：“今天我們的談話不是私人聊天，而是在談工作，你必須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包括你們的校長在內，這是党的秘密工作，沒有秘密就沒有工作。”
停了一會儿，他又說：“下星期我的療程就完了，我就要回北京，以后你就同張秘書保持聯系好了。你現在回去吧，下星期六再來。”
歸途中，我感到悶悶不樂，很明顯，今后我不能自由地和妹妹通信了。所有從台灣寄來的信都得轉交給張秘書！我所有的回信也必須向張秘書報告。至于稱呼，我稱他“伯伯”，他稱我“侄子”，這是虛偽的感情，他說我是他的“同志”，可是我覺得我已經成了人質了。
至于毛驢，我不能同意郭的看法，即使毛驢當了村干部，我仍認為他是個大坏蛋。
回到家，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杜娟，她同意我的看法。她說：“雖然我們今后不能自由寫信給台灣親人了，我們還是幸運的，我們有了郭書記作后台，今后給台灣寫信就沒有危險了。”
星期六，當我又來到醫院時，郭書記交給我一首他寫的詩，要我給父親附去，詩的題目是“憶弟”，內容是：
我昔困風塵，寂寞寒山寺，
天下誰知音，奔波只一弟，
飢餓揮長鞭，好戲終散場，
弟小出經商，我做小孩王，
一別三十載，魂夢不相忘，
夢醒人不見，涕淚沾衣裳，
日昨過大彭，春風仍料峭，
欲借好風吹，桃花盡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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