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瘟疫】帶走倫敦1/5人口的瘟疫

——倫敦大瘟疫
文/秦順天
1664年冬天,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倫敦上空划過,占星家認為這是「惡魔要降臨人間的預兆」,戰爭、饑荒或者瘟疫可能會降臨。示意圖。(Photo by RODGER BOSCH / AF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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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導致了瘟疫?為什麼只在這裡發生,而不在那裡發生?為什麼同在一個城市,這所房子或這一區域有疫情而其它的區域則沒有?為什麼即便在同一所房子裡,是這個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染瘟疫?他們同吃同住同呼吸,睡在同一張床上。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差別?

預言變成了現實

像任何一次災禍一樣,瘟疫爆發前,上天就已經對倫敦進行了預警。1664年冬天,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倫敦上空划過,占星家認為這是「惡魔要降臨人間的預兆」,戰爭、饑荒或者瘟疫可能會降臨。

兩年前,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因瘟疫死亡了5萬人。海峽對面的英國與阿姆斯特丹有非常頻繁的貿易往來,雖然一直對來往船舶實施隔離檢疫,英國卻沒能阻止瘟疫的入侵。1665年春,瘟疫開始在倫敦迅速蔓延。預言變成了現實。

基督教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降臨,「上帝是瘟疫的第一原因」。當時的基督教國家大多也是以宗教療法應對瘟疫。但與其它西歐國家不同,英國政府防疫對策逐漸脫離宗教,向世俗化轉變為以非宗教手段的政策防控。

早在1518年,英國政府就在歷史上第一次公布了瘟疫法,1543年頒布的防疫法令,幾乎囊括了以後的所有防疫措施。1578年,政府重新頒布防疫法,規定如果有人染疫,其所有家庭成員都不得外出,違者嚴懲;染疫者外出遊盪將被沒收財產、剝奪公民權,判重罪甚至處死;沒有染疫的家庭成員若四處遊蕩將被當成流浪者,受鞭笞或監禁。

畫家麗塔‧格利爾(Rita Greer)的作品《The Great Plague(大瘟疫)1665》,描繪的就是「倫敦大瘟疫」期間的慘烈景象。「所有店鋪都關門,街上幾乎看不到行人,城內唯一能夠不時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運屍。每到夜晚,運屍車咕隆咕隆的車輪聲和哀婉的車鈴聲,令人毛骨悚然。」(公有領域)

1664年瘟疫爆發後,倫敦市政府推行了更為嚴格的隔離措施,為防疫的各個環節配備了警察、治安法官、搜屍人、屍檢人、崗哨、護理者等等。政府有權將疫區整體隔離,禁止出入;感疫者或疑似者被警察送入隔離營,不配合的公民被強制執行;為防止公民出逃,政府派專人監控,嚴懲不貸。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控也進一步加強了。

隔離當時引發了很多問題。無病症者被隔離,導致疫病在家庭成員間的傳播,當時的文獻表明,強制隔離造成很多家庭成員死亡,這樣的葬禮約占教區總數的1/3~2/3。

很多民眾把隔離政策看成是政府的懲罰而予以抵制,認為侵犯了他們的權利與人身安全,但往往又此遭到了更重的處罰。隔離被擴大化,不僅染疫人遭到隔離,一些身體健康的流浪人群也遭到限制懲罰。政府以防疫之名,將隔離演化成一種社會規懲手段,趁機加強了對民眾的控制。

當時瘟疫也散播到了法國等國家,與同期的其它國家相比,英國的防疫是最全面的:娛樂活動和聚會全部取消,戲院關門,酒吧歇業;為切斷傳染源,所有貓、狗等都被撲殺了;政府在城區內不停地燃火,認為高溫可以潔淨空氣,在街頭,經常焚燒辣椒、啤酒花及乳香等氣味強烈的物質;菸草被認為可以淨化空氣,有些地區,學校學生都被要求每天早上抽菸,以抵禦病毒散播。

但隔離政策與防疫措施是否阻止了瘟疫的擴散?事實證明收效非常有限。

9月上旬,長滿雜草的倫敦街道,幾乎看不到行人。每到夜晚,運屍車載著橫七豎八的屍體,運到各處埋葬。運屍車的車輪聲及車鈴聲,讓人毛骨悚然,熙攘繁華的倫敦城完全變成了死城。

根據記錄,從10月份開始,倫敦每週的死亡人數為一千人左右,之後每週死亡人數繼續攀升,高峰期每週有七千人死亡。8月到10月期間,倫敦就掩埋了七萬多疫亡的屍體。

1666年9月,倫敦城遭遇一場大火後,瘟疫就地消失了。有說法認為,大火燒掉了衛生惡劣的房屋及裡面的瘟疫源頭——老鼠和跳蚤,導致瘟疫消失。但流行病學的統計表明,在整個歐洲的所有城市,瘟疫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神祕消失的。

這場倫敦大瘟疫,使倫敦損失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超過十萬人。

1666年9月,倫敦城遭遇一場大火後,瘟疫就地消失了。圖為畫家麗塔‧格利爾(Rita Greer)的作品《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1666》,描繪1666年的倫敦大火後第三天的情景。(公有領域)

亞姆村:贖完上帝派給人類的罪行

現代人熟知的亞姆村的故事,被認為是倫敦大瘟疫中成功隔離的案例。其實如果還原到當時全民信仰基督教的氛圍中,還會有更多的解讀。

亞姆村位於倫敦西北的德比郡,1665年9月,倫敦寄來的布料樣品使亞姆村的一個裁縫染疫而亡,之後三個月,亞姆村的42名村民相繼感染死去。

當村民想逃出亞姆村時,教區牧師說服大家留下來。牧師認為,如果是上帝的旨意,逃跑也不能躲開瘟疫,還會傳染別的地區,「我們要留在這裡,贖完上帝派給人類的罪行,如果我們不出去,就不會有更多的人被上帝懲罰了。」

牧師表示寧可自己死,也不願意把瘟疫傳給周圍的村鎮,這表現了他甘願自我犧牲的善良願望。其實,倫敦瘟疫爆發後,就有二十萬人從城裡出逃,後來政府出動警力,強制隔離了疫區,人流被禁止出入。疫區周圍很多地方都自我封路,攔截出逃者進入,當時逃出亞姆村的人,也有被歧視的記錄。

按照基督教的解釋,既然瘟疫是神對有罪之人的懲罰,若因瘟疫而死,可能就是在「贖完上帝自己的罪行」,人應該坦然面對,以獲靈魂的最終救贖。歐洲黑死病時期,馬丁‧路德也勸說眾人不要逃亡,他曾說:「當神的管教臨到時,我們最好是對死亡做好充分的準備,而非對其充滿恐懼。一心持守那愛的原則和自己的職分。」

所以,亞姆村民不出逃的行為,也體現了他們對瘟疫的理解。幸免於難的村民瑪格麗特後來說:「這確實非常可怕,但我們每個家庭都因虔信上帝,並不憂懼死亡。」儘管活下來的人越來越少,村民仍堅持到戶外空曠的草地上參加禮拜,他們禱告懺悔,希望村子儘早得到「上帝的赦免」。

當亞姆村死去了75%左右的居民後,瘟疫自行消失了。

受倫敦大瘟疫波及的「瘟疫小鎮」亞姆。(公有領域)

能驅散上帝憤怒的,是潔淨我們的心靈

從14世紀的歐洲瘟疫肆虐時,人們就普遍認為,瘟疫是上帝對人類縱慾、道德淪喪的一種懲罰,是神靈憤怒引起的邪靈入侵了人體,也就是說,瘟疫不產生於現實空間而是神界,人們只能通過祈禱、懺悔等方式,淨化靈魂,尋求上帝諒解,以平息神怒,消除瘟疫。

當時文獻中,記載了很多用宗教療法治癒疾病的奇蹟。如,患有不育症及淋巴結核的婦女,經神父觸摸,疾病馬上消失,一年內生下雙胞胎;坎特伯雷的聖托馬斯用稀釋的血液治癒了失明者、精神病人、麻風病人和失聰者等等。

直到16世紀,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區爆發瘟疫時,還經常舉行盛況空前的祈禱儀式及宗教大巡遊,祈求耶穌、聖母瑪利亞或聖徒們的寬恕。

但在那時的英國,此類活動被嚴禁舉行,傳統宗教療法幾乎被完全拋棄,政府以法律手段推行隔離政策,雖然宗教人士認為其「不符合基督教的崇善原則」。

早期醫學從屬於神學,人們相信神是一切肉體和靈魂苦痛的主宰,身體的治癒必然伴隨著靈魂的治癒,所以,神聖(holiness)和治療(healing)有著相同的詞根,拯救(salvatjon)和治癒(cure)也是由同一詞根演化而來。

天使擁簇著耶穌受難時所綁縛的柱子,象徵受難與救贖。西斯汀禮拜堂的《最後的審判》局部。(公有領域)

文藝復興後期,醫學漸漸脫離神學,醫學家注重在表面物質空間抑制病毒的傳播,人們被指導如何做好瘟疫的預防,似乎通風良好、環境清潔及飲食得當就可以免疫,當時的醫生被稱作「從宗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內科醫生似乎更懂得解除瘟疫造成的發熱,外科醫生對祛除皮膚表面的膿瘡和腫塊有了更多的經驗。

但史料中,沒有發現因治療而痊癒者,卻發現有因手術而喪命的例子。醫生所付出的努力並沒有實效,更多的只是安慰而已。不論在家庭還是在隔離醫院中,病人最後或者病死,或者不治而自愈。

政府認識到不潔空氣、水或羊毛布料及沒有理葬的屍體等會攜帶病毒傳染瘟疫,便立法加強城市的公共衛生的維護、清除各種垃圾污穢,但這是產生瘟疫的根本原因嗎?

英國清教徒牧師查德頓當時對此悲嘆道:「能驅散上帝憤怒的,不是打掃衛生、保持室內與街道的清潔,而是潔淨我們的心靈,使我們的靈魂遠離罪惡。」

16~17世紀的兩百年內,倫敦城內就有十餘次大瘟疫,平均每一二十年就爆發一次。瘟疫期間,人們轉向宗教對瘟疫的解釋,開始關注靈魂的救治,佈道就比平時更為興盛。所以每次瘟疫爆發總是伴隨著新教、清教主義的發展,但瘟疫過後,很多人還是故態復萌。

1665年大瘟疫爆發時,倫敦已經從使用木材做燃料變為使用煤炭做燃料,工業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經濟的飛速發展,吸引了各種人到都市發展。隨著人文主義的張揚,個性及自我被推崇導致慾望膨脹,人越來越關心肉身的滿足而非靈魂的提升,酗灑、賣淫、同性戀、亂倫、賭博等非常普遍,褻瀆神靈、違反上帝旨意的各種傷風敗俗在倫敦已成為時尚。當時就有虔誠的教徒憂心忡忡,認為上帝的懲罰即將降臨。

1665年大瘟疫爆發時,倫敦已經從使用木材做燃料變為使用煤炭做燃料,工業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示意圖。(AFP)

當然,現代人會更接受後世所謂「科學」的推斷,認為密集的人口及衛生條件的惡劣,促成了倫敦大瘟疫的爆發,而政府和市民缺乏防疫意識,使災難難以避免。

但必須注意到,作為現代衛生防疫制度的起源國,當時英國的醫療水平及防疫能力已遠超同時代其它國家,而且,英國早就實施了歷史上首例瘟疫法,其嚴苛的隔離措施堪與現代相比;如果說政府和市民缺乏防範意識造成了這場災難,那麽,歷史上無數次的瘟疫,哪一次是在人類有準備時襲來?如果說人口密度大、居住條件差、流動性強是瘟疫爆發原因,為什麼很多地區瘟疫的蔓延並不具有相同的條件?

倫敦大瘟疫讓我們看到的是,儘管政府採用了很多措施,面對瘟疫,人能掌控的因素微乎其微。瘟疫最後還是收取了它索要的死亡人數後,突然間同時從各地撤離,最終是它饒過了人類,而不是被人類的醫學及防疫政策打敗。

倫敦大瘟疫時,一名叫尼古拉斯德的醫生說的這段話或許會讓我們思考:「是什麼導致了瘟疫?為什麼只在這裡發生,而不在那裡發生?為什麼同在一個城市,這所房子或這一區域有疫情而其他的區域則沒有?為什麼即便在同一所房子裡,是這個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染瘟疫?他們同吃同住同呼吸,睡在同一張床上。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差別?是上帝的智慧在區分,在一段時間中,他保護這一部分而不是其餘的那部分?我們不得不相信,在這樣的危險時刻,上帝是管理我們的唯一的神」。

21世紀的今天,人類的醫療發展及公共衛生的改善已經「先進」到歷史最高水平,為什麼卻還是難以阻隔武漢肺炎在全世界的蔓延?人們需要反思的,應該不單單只是物理層面的防控與隔離了。@*#

參考資料:

默頓《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
蹇常磊《16-17世紀倫敦的瘟疫與社會》
鄒翔《16、17世紀英國的瘟疫及政府應對》
陳凱鵬 論近代早期英國防疫對策特點
馬丁‧路德《給身處瘟疫饑荒者的建議》
笛福 《倫敦瘟疫親歷記》
孫豔燕 世俗化背景下的英國政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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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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