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1966年7月，“文革”運動已由初期當權派掌控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發展到由“紅衛兵爺爺”肆無忌憚大搞打、砸、搶、燒“破四舊”的階段。我在雅安，被單位列為第四類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難保，“天兵天將”們又几次上門查書收書，隨身帶來的一箱書籍也已被收繳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陳墨卻偏在此時突然從成都給我寄來一包書，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藝書籍。其中有一本殘破的民國時期出版的《北極風情話》，顯然是一本禁書。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陳墨一生喜書，無奈家貧，藏書寥寥，忽地將其全部“家當”給我寄來，肯定處境比我更糟，但這樣做于他是損，于我可是禍呀！我無計可施，只得將這包書付諸一炬。
轉眼到了是年的12月中旬，全國各地各路“造反大軍”紛紛出籠，扭轉了前期專整群眾的局面。大大小小的當權派成了批斗的對象。一般平民百姓方從人人自危的厄運中找到一點揚眉吐气的机會。我妹到雅安來探望我，住在我的單位上，代我收到陳墨用一張廢紙寫來的信（托楊楓寄發），無頭無尾，只有草草几個字：“姓鄧的，把書還來！”我猜陳墨也被“運動”整瘋了，僅有的一點“家產”寄給了我，肯定几個月寢食難安，今天下大亂，再無后顧之懮，于是發令收回。但我卻是“坑灰未冷”，書魂難招了。
我諒解陳墨，小小貧民一個，衣食無著，居無定所，尚成惊弓之鳥；名重一時、藏書丰富的老舍之流不投湖自盡，怎對得起毛澤東發起的這場“大革文化命”？
1967年5月，全國武斗興起且愈演愈烈，在成都發生了几場震惊全國的大血案和“成都就要爆炸”聲中，雅安也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我象難民一樣背包打傘回到了成都，躲在號稱“解放區”的東郊電訊工程學院（簡稱成電，即現電子科技大學），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一天，陳墨匆匆從“國統區”的城南穿過一號橋“封鎖線”溜到我家，說想在東郊租一間住房。我說：“成電牆外沙河邊的松柏村許多農民都有空房出租，是前几年成電占地后賠修給農民的磚瓦平房。房新樹多環境不錯。我陪你去問問。”租房很順利。我們僅找了一家農婦就達成了租房協議：租房1間，約10平方米，每月租金5元等等。陳墨預付了1個月的租金，我倆便將屋內、外打掃了一番，約定第2天就搬家俱來。
第2天，我早早地從成電后門到了松柏村，守著“鐵將軍”發呆。等到日上三竿，方見陳墨和一個小伙子汗流浹背地拉著架架車來了，車上捆著床、柜、桌、凳等居家之物。小伙子拉著空車离去后，我和陳墨開始收拾。床是一張西式床，這東西只有大戶人家才有；衣柜帶鏡，非一般家庭之物；寫字桌帶抽屜，儼然有辦公的派頭；更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書籍往几個書架上一放，整個房間內頓時大放异彩！我和陳墨夢寐以求的臥榻之旁書相擁竟成現實。陳墨一臉得意，說：“上頭搶權，下頭搶書，各革各的命！”好一個嗜書如命的陳墨！我無“賊”膽，“傍”上這樣的“富家”，何愁無書可讀？
自1963年11月通過徐坯結識陳墨以來，我倆就成了拴在中國新詩“藤”上的兩個“苦瓜”（或傻瓜），對胡适先生開創中國新詩以來特別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國新詩壇的詳細資料知之甚少，偶有所得如獲至寶，立即相互傳抄以供借鑒。1966年5月我在名山縣參加單位“培訓”，在一家小書鋪淘得一本50年代出版的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竟如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眼下陳墨“暴富”，“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万樹梨花開”，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紅衛兵們忙著“玩命”，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成了李金發筆下的“棄婦”，也成了陳墨們翻牆撬窗竊取的目標；而在春熙路“黑書市”上，陳墨獨具慧眼，專挑有關中國新詩的史料用其他小說交換。這一大堆被長期封殺的民國時期的詩選、詩集、詩刊等，極大地丰富了我們的視野，開拓了我們的境界，提高了我們的蜃□。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聲和呼嘯而過的槍彈聲中，我們躲在松柏村的農舍里讀詩、品詩、論詩、抄詩、選詩、寫詩，便成了我們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野草》這批人一直是書卷气不足、綠林味太重，那是整個社會環境太惡劣和這些人生活在社會底層造成的。
當時，“發配”到會東的徐坯、“發配”到攀枝花（當時稱渡口）的何歸、“發配”到云南開遠的明輝、“發配”到喜德的張基、“發配”到宜賓的羅鶴、“發配”到樂山的九九、“發配”到甘孜的白水、“發配”到資陽的蔡楚、謝庄等，都已先后“逃”回了成都，加之穩坐成都的吳鴻、楊楓、馮里、万一等人，一張被“詩”牽著的网撒在了成都的各個角落，相互之間抄詩、寫詩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也為我們日后搞《中國新詩選》、搞《空山詩選》、乃至搞《野草詩選》等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期間，陳墨搞了1本《中國新詩大概選》，徐坯搞了1本《外國詩選》，我搞了3本《中國新詩選》，甚至將陳墨和我的詩以徐志摩、陳夢家的名義私塞了進去，魚目居然混成了珍珠，使不少詩友受到蒙蔽，受害最深的當屬蔡楚。他直到1980年3月才弄清楚《久別的微笑》詩作者不是陳夢家而是我。這些當年的手抄本能幸存至今，實在是蒼天有眼、為了證明我輩在險惡的環境下是怎樣“偷食”人類文明供果的！
如果說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只有宗教上的意義，那么我們認定的《最后的晚餐》，則是文學意義上的、對出賣文學的偽文人和踐踏文學的暴政的直接反抗！
—原載《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