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使館是自由之家 大使是自由戰士
我們將向恐怖分子和暴君宣戰，以捍衛和平……我們將在所有的土地上鼓勵自由開放的社會，使和平得以持久。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在範圍日益縮小的獨裁國家中，點綴著許多自由的島嶼，這就是民主國家派駐在那裏的大使館。在北韓、古巴、沙烏地阿拉伯、中國以及其餘的最後四十五國的境內，駐紮著少則若干個，多則上百的民主國家大使館。有些大使館，在一些國家幫助非暴力抵抗運動建立民主的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有時候則透過一些著名人士的來訪，而起到鼓勵作用。
過去在許多國家，已經有許多有關外交官勇敢奉獻的故事，其中也包括一些前共產黨和其他獨裁政權國家，他們都曾努力幫助那些仍然在遭受壓制的人們。
九○年代初，捷克派往古巴的大使普瑞畢克（Peter Pribick）曾任職于自由歐洲電臺。他因鼓勵自由而聞名。他被派往古巴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表明捷克這個自己才剛剛從獨裁統治下解脫出來的國家，願意幫助在古巴的民主興起。他一上任就很快與古巴異議人士建立了聯繫，並開始以各種方式向他們提供幫助。有一天在幾名異議人士訪問大使館之後，普瑞畢克太太的汽車被另外一輛車撞了。撞車者顯然是故意的，其意圖是恐嚇。（這一招是西方駐前蘇聯外交人員都很熟悉的。一九七一年，三名前蘇聯國安局KGB殺手當著我的面恐嚇我的妻子；同事妻子的多輛汽車的擋風玻璃，也都在她們坐在車裏的情況下被人用大錘砸碎。）但是普瑞畢克夫婦仍堅持向古巴民主人士提供協助（注1）。
這些努力中，包括兩名捷克著名人士到古巴的訪問，其中之一是「自由之家」贊助支持的。這兩名捷克人，一個是前財政部長菲力浦（Ivan Pilip），另一位是巴本尼克（Jan Bubenik），一九八九年「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學生發言人。二○○一年初，他們前往古巴與古巴民主人士會面並交流經驗，但是被卡斯楚的特工逮捕，並關押了將近一個月。三十二歲的巴本尼克曾經在「全國民主協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和「國際共和協會民間社團組」（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 on Civic Society）工作，在保加利亞、南非和辛巴威等國進行文明社會建設工作之研究。他們願意冒這樣的風險也說明古巴與民主的距離還很遙遠。
二○○一年十一月，「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成員義大利代表迪布依（Olivier Dupuis）和四名來自「跨國激進黨」（Transnational Radical Party）的歐洲民主活動人士，在寮國因為紀念兩年前的學生民主示威活動而被捕並受審，罪名是「損害國家的安全和穩定」。他們被判「進行反對寮國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宣傳」，並被處以罰款，判處兩年監禁，緩刑而被驅逐出境（注2）。這些民主活動人士之一的克瑞莫夫（Nikolai Kramov）是俄國人。這代表新近民主化的國家的許多公民，對進一步推進民主這個普遍價值觀的熱忱。
這樣的故事還很多。其中一些是美國的大使。但是與大使館能夠提倡推動民主的廣泛機會相比，實際的行動相對還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推進民主方面相對比較活躍的國家，像瑞典、英國和美國等，真正實現的還不到10％。其他民主國家實現的甚至不到5％。實際上，更多的民主國家的大使館起到的作用，反而是維護那些獨裁者的權力，而不是推翻他們。
發揮創造性的好機會
大使和大使館當然要受傳統和實際條件的限制，而且在獨裁者的土地上情況是不容易的。雖然如此，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確信經由支援民主人士來推進廣泛的民主是對和平、安全和繁榮的最佳保證，從而把它做為大使館的基本使命之一，他們會發現機會是非常多的。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前外交官庫伯特．金（Colbert King）敦促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在與經常性壓制人民的獨裁政府和國家打交道時，採取一致的策略。在二○○二年二月二日的專欄文章中，金譴責那些主張在外國「入境隨俗」的做法。這種見機行事的態度在與沙烏地阿拉伯這樣的「盟友」打交道時尤為流行。金引用前外交官員，美軍上校諾斯（Gerald Rose）對這種心態的反映說：「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之間，我在南非任職。我可以作證，美國大使館人員沒有採用‘入境隨俗’的做法。我們代表著美國的價值觀。在南非，我們是‘機會平等雇主’，所有事情都不實行種族隔離。我們對當地的制度持否定譏諷的態度。我們絕不是簡單地‘入境隨俗’，我們按美國人的方式辦事。」我們的代表們應該代表我們認為好的價值觀。其行動應該是民主方式的。
到任
當一個民主國家的大使抵達一個專制國家時，傳統上，他應該向對方政府——一個缺乏法治、違反國際法、侵犯自己人民權力的當局遞交國書。一個以民主為中心的外交，可以讓新大使象徵性地首先向該國的合法代表——他的人民和幫助他們爭取自由的人們「遞交國書」。雖然各國的情況都有特殊性，但總有一些機會。
在與獨裁者的代表或獨裁者本人見面之前，大使可以先與民主人士會面。見面方式越公開明顯，影響越大。比如在緬甸，新任大使可以首先給翁山蘇姬家裏打電話，在二○○二年五月之前，她一直被軟禁在家裏。以這種方式來表明，我們認為她是合法當選的政府首腦。在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美國大使邦尼斯（Harry Barnes）首先公開會見了一些反對派政治人物，包括「基督民主黨」領導人維爾德斯（Gabriel Valdes）。邦尼斯大使對我說：「我決定利用我的就職講話來強調民主。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向公眾露面，我可以公開向皮諾切特這樣說。」在布達佩斯，我在就任大使不久就在令人矚目的蓋勒旅館的主餐廳會見了克義斯（Janos Kis）和瑞克（Laszlo Rajk），他們在一九八六年是匈牙利的兩名頭號民主異見人士。（我現在後悔的是，這次會面是在遞交正式國書之後——如果在之前就好了。）我告訴克義斯和瑞克說，我是為他們和匈牙利人民赴任的，當我問他們怎樣能夠幫助他們。他們的要求是歸還他們的護照，我們馬上答應了這個很簡單的要求。然後才開始談更大的話題。
在大多數國家，都有標誌為爭取自由的地方，當然也有代表壓迫與征服之處所。新大使到任後，應該快速公開地與代表自由的地方聯繫在一起。比如在北京，大使可以向當地和國際媒體發表聲明，然後在前民主牆的地方、或者在一九八九年學生和工人們被所謂的「人民解放軍」屠殺的橋上，擺放用彩帶裝飾的花圈。或者在活動中表明他的國家和其他民主國家的立場。
邦尼斯在就任智利大使不到一個月，就參加了教堂裏的一個燭光晚會和一個人權日遊行活動。這是由「天主教團結牧師會」（Catholic Vicarate of Solidarity）組織的活動，支援與悼念被皮諾切特當局關押、殺害或流放人士的活動。
大使在任何地方或者事件的聲明中，都要清楚地說明政府要求他做的事情。聲明中首先表達，對當地人民的尊重和深切關心。大使應強調：他將加強兩國人民的直接聯繫和合作。
他應該宣佈他的政府想幫助該國（比如中國、古巴、沙烏地阿拉伯）人民經由實現民主權利和制度，來掌握自己的未來。對人民的關心、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合作、使人民更充實——這三個要素是無法用價值衡量的外交活動的關鍵部分。
當地名人和人民的聲音
大使及其政府應該明白，大使本人可以成為當地名人，並成為當地暫時無法說話的人民的代言人。比如像《紐約時報》的文章所寫的：「美國駐肯亞大使哈姆斯頓的真正貢獻是倡導變化。他在一九九○年五月剛抵達不久的一次講話中說：‘美國的經濟援助應該給那些提倡民主制度、捍衛人權，和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哈姆斯頓的這番評論，給當時只有僅僅幾個人的反對派運動注入了活力。」哈姆斯頓在私下寫給膽小謹慎的國務院的信中，他的職業外事辦副官為哈姆斯頓辯護說：「在肯亞人心中，哈姆斯頓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象徵。他很可能是在肯亞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我們大使館經常收到肯亞各行各業民眾對他為真正關心自己國家命運的人帶來希望的讚揚。」（注3）
我自己任駐匈牙利大使的經驗也有類似之處。當時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格若利（Mary McGrory）寫道：「帕瑪是個充滿活力的人，他像是個離經叛道的奇異人物一樣。他代表著匈牙利人幾乎可以自己體驗到的一個民主政府。」（注4）我離開布達佩斯兩年之後，一家匈牙利報紙的調查發現，我是在匈牙利最受歡迎的十個人之一。每一個美國大使，每一個民主國家的大使，都應該努力成為在專制制度下飽受痛苦人們心目中最歡迎的人。
在獨裁統治環境下的這種特殊角色，要求我們在挑選大使時格外用心。正如在民主國家裏競選官員的人必須向人民講話一樣，那些到北韓、緬甸、或者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當大使的人應該具有贏得當地人民歡心的能力，而不是取悅獨裁者。形式上可以是多樣的。比如，一個到北京做大使的華裔美國人一定要強調兩國人民的緊密聯繫。一個信回教的印度裔駐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大使也可達到類似效果。
選擇大使也表明不同的著重點。選擇誰或是什麼樣的人做為大使，可以強烈地表明對民主的重視及其優先性。比如選擇前《時代》雜誌編輯格蘭瓦德（Henry Grunwald）擔任美國駐維也納大使，向這個仍然受過去戰爭影響的國家發出了正確資訊，因為格蘭瓦德曾經是個逃出被納粹併吞的奧地利猶太人難民（注5）。
在一些回教國家，大男人主義也許是阻礙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如果民主國家協商起來，在一定時期都派女大使到沙烏地阿拉伯這樣大男人主義的國家，一定能夠鼓勵沙烏地阿拉伯婦女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因此在這裏美國的作用是很關鍵的。一些人會挖苦說，把女大使送到回教國家會削弱影響力。但是可以肯定的說，至少對美國來說不是這樣。比如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溫蒂．錢柏林（Wendy Chamberlin）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迫使巴基斯坦獨裁者穆夏拉夫改變做法一事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不管美國派什麼人去，他都應該受到等同他所代表的大國一樣的尊重。顧慮獨裁者的偏見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應該考慮的事情，這樣會給希望得到我們鼓勵和幫助的人民及獨裁者當局送去最不好的資訊。我們應該在婦女受歧視的國家的所有大使館的前面都貼上這樣的標語：婦女權力平等就是說「婦女也是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