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主導：讓獨裁向民主轉化的國際中心
目前，還沒有一個從事民主規劃的國際中心，並且在某些方面說來，缺乏國際問題專家。正如前面提到的，以前推進民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那些正在向民主過渡的國家，即「自由之家」所稱呼的「半自由化」國家，這一名詞是用以與那些根本沒有自由的國家作區別。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國際組織從事民主和人權的活動，包括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至於世界銀行也開始認識到，在非洲、中東和其他的獨裁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來自於缺乏良好的政府管理，因此，雖然它沒有明確提到良好的政府管理需要有一個全面民主化的政府，但它已相應地在推動民間社會團體的建設。
但是，按照本書提議的步驟去實施的國際組織目前還不存在，這些組織的任務是專注於獨裁問題，全面的去研究解決這個問題。即使是在民主化的國家，其非政府組織和研究機構對於推翻獨裁政府以及民主規劃和計畫，也相對的沒有多少研究。
然而還是有激動人心的事情發生的。據報導，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曾考慮在秘書處設置一個民主辦公室。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一九九九年通過了一個民主化提案。在二○○○年六月和二○○二年十二月，「民主政體聯盟」（The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分別在華沙和首爾召開大會，大多數國家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並達到共識，認為倡導民主是極其重要的。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更加證明其重要性。也許，建立一個獨裁轉向民主化的國際中心的時機已成熟。這個中心的任務就是，經由執行五年和十年民主規劃和給本土民主人士提供協助，來推動四十五個獨裁國家民主化。而民主政體聯盟足以領導成立這樣的中心。
這個中心以上述的原則步驟來展開工作，使獨裁者接受那些條件，幫助本土民主人士充分利用好這些新機會，並確保民主國家盡最大的努力來施加壓力，使獨裁者依從。
目前，尚缺乏這樣一個讓卓越的民主人士和仍然居住在四十五個獨裁國家的人聯繫起來的中心。這個國際中心應培訓非暴力抵抗的領導人，教導一些策略和技巧，使他們將來可以運用這些策略和技巧，對獨裁政權施壓，並有助於他們最終取代獨裁政權，建立一個新興民主政權。這個中心還應培訓來自世界各國的民主活躍分子，以使其能有效地活動於獨裁政權的不同環境中。也許最重要的是，中心可以幫助民主人士認識到聯合起來對付獨裁者的重要性，及如何準備選前的枱面技巧。來自民主國家的民主活動家在到領事館工作之前，也應該在中心待上一兩個星期，藉以深入瞭解當地的民主活動人士。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可從這種培訓中獲益。
這個國際中心可以像世界銀行那樣和聯合國保持一種鬆散的關係，註冊於聯合國但卻是獨立的機構。這既給予中心做為聯合國機構的合法權益，又可最大幅度減少聯合國中獨裁政權的干擾。而且，由於它不受限於聯合國官方機構和檔，這個中心可以更快的建立和運行起來。中心的領導人可以是有經驗的民主活動家。由獨裁轉向民主化的國際中心的執行總裁，應該是前波蘭外交部長傑瑞馬克（Bronislaw Geremek）那樣的人物，傑瑞馬克幫助波蘭擺脫了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中心的工作人員應包括有推翻獨裁政權實踐經驗的年輕人，如菲律賓人、秘魯人、塞爾維亞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馬利人等。
當然，在推進民主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國際社會和關鍵國家的重視，我們不可能期望來自獨裁政權的任何合作。但是，這種合作還是有先例可借鑒。國際民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以及各國政府在推廣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都和獨裁政府打過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們也倡導了一些重要的民主特性，如私人企業、法律條文和反對腐敗。然而這種努力的效果不夠充分且複雜，這是因為那些合作關係是建立在對民主的理念有危害的基礎上。
第二個先例是，起始於一九七二年，在赫爾辛基召開的「歐安會」（CSCE）。蘇聯想經由對話，將二次大戰後的中歐及東歐蘇聯勢力下的各國邊境線合法化，並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注2），同時，蘇聯也希望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而對歐安會來說，除了這兩個議題外，還有一些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提出的第三個議題，就是促使政治自由化。當就第三個議題和蘇聯領導層交涉時，包括季辛吉在內的眾多外交家和觀察家都不夠重視，他們只認為這是需要提及的一個話題，但不值得深入探討。雖然如此，蘇聯第一書記布裏茲涅夫和他手下的人卻更瞭解這項議題的性質，他們激烈持久地反對提議，但沒有成功。隨後，他們試圖把這些提議變成簽署後可以不需遵守且無人過問的檔之一。一九七五年蘇聯和其華沙公約組織被說服簽署另外的關鍵檔：《國際民權及政治權利盟約》和《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歷史證明，在蘇聯境內及其他共產黨獨裁國家的赫爾辛基監督機構，對於似乎「堅不可摧」的蘇聯及其盟國的倒臺起了重要的作用。
東歐和蘇聯的民主人士，藉其領導人在人權文件上的簽名，來證明獨裁政府的非法和卑鄙的偽善行為。這一歷史仍然令那些在白俄羅斯、中亞和高加索的民主人士記憶猶新，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是「歐安組織」（編注：OSCE，由歐安會CSCE改名而來）的成員，歐安會檔也適用於這些國家。捷克的「七七憲章」（Charter 77）民運組織就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例子。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深夜，捷克劇作家卡迪維司（Pavel Kabdivsky）、哈威爾（Vaclav Havel）及作家瓦克理克（Ludvik Vaculik）在布拉格通往捷克聯邦大廈的路上被捕（注3），當時他們帶著三頁標題為「七七憲章」的文件。該憲章指出：「政府於一九七五年簽署了《國際民權及政治權利盟約》和《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於一九七六年三月生效。遺憾的是，在歡迎這一憲政變革的同時，我們國家的基本人權只是書面上的說法而已。」檔中接著列出了在共產黨統治下「秩序正常化」之後，一些違背基本人權的情況。正如哈威爾的傳記作家凱尼（John Keane）指出的：「憲章中的指控是嚴重的，捷克共和國本應朝向自由和沒有階級的社會邁進，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不講法律的極權國家，一個不受監督的党國機器下的永久人質。」「七七憲章」明確指出，它不是一個革命組織，而是「由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職業的人，基於為了使公民權和人權在我們國家以至全世界得到尊重，進而得以達成個人和集體奮鬥的共同願望，而組成的非官方的自由公開團體」。由哈威爾和其他幾個人發起的由二百四十三個公民簽名的「七七憲章」民運組織成立，正好趕上聯合國「政治犯年」（Year of Political Prisoners）的開始，及以貫徹赫爾辛基公約為主題的貝爾格勒會議的前夕，因此適時地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七七憲章」成為西方的熱門話題，在捷克也是廣為人知，因為共產黨動用全部的媒體，花大筆錢印製了大量免費宣傳品反對它。
包括「七七憲章」章程、哈威爾後來寫的關於「生活在真理中」標題為《無權者的權力》的論文，以及根據「赫爾辛基最終協定書」（Helsinki Final Act）進行的其他民主運動，他們互相呼應支援。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布紮克（Zbigniew Bujak）寫下了《無權者的權力》一文對他們行動的激勵：「我們是在一九七九年尤瑟司（Ursus，牽引機）工廠讀到這篇論文的，那時我們正處在最低潮，受‘波蘭工人保護委員會’（KOR）的啟發，我們在商店、各種公眾場合或與人談話中，一直到處講述工廠、國家和政治的真相。在那時，人們認為我們這樣做很蠢。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為什麼我們冒這個險？由於看不到任何立竿見影的哪怕是微小的影響，我們開始懷疑我們這樣做是否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是否應該想些其他的辦法，其他的路？正在這時，我們讀到了哈威爾的文章，為我們的活動奠定了理論基礎，鼓舞了我們的士氣，我們沒有放棄我們的運動。一年後，也就是一九八○年八月，情況明朗化了，當權者和工廠的管理層實際上非常怕我們，我們變得重要了……回顧團結工會和‘七七憲章’民運的勝利，我看到，他們是哈威爾文章中理論和預言的實現。」（注4）
經由站出來暴露邪惡政權真相的實際行動，捷克、波蘭、俄羅斯、匈牙利和東德的政治異議人士，幫助奠定了重要的群眾基礎，最終擊敗了極權政府。我們希望類似赫爾辛基的民主進程出現在中東、亞洲和非洲。
要記住這一點，獨裁者十分顧及他們的面子。他們喜歡在門面上得到來自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特別是與錢有關的國際組織的承認和認可，他們需要和世界的先進國家保持良好關係，而這些先進國家都是民主國家。當獨裁者為鞏固其政權而以掩飾、玩弄與操縱的手段來延續更長的統治時間的同時，他們也會受到民主國家因貿易和投資造成的巨大影響，有時，這種影響會迫使獨裁者考慮和他們國內的民主人士調解。
為什麼要參與其中
當然非常重要的是，不能讓獨裁者拖延更長的時間。每一個國家的民主進程計畫，要對民主進程三階段的每一個階段確立最後期限，要和各國政府、國際財團及非政府組織的努力結合起來。當由於獨裁者的不配合而錯過最後期限時，要有針對獨裁者及其朋黨，而不是對人民採取漸進的經濟制裁。如果獨裁者拒絕在一定期限內向民主過渡，一開始就完全不配合，那麼，可以動用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或特別法庭審判獨裁者，解除他的權力。
這樣的規劃和實施是不是有道理、是否有必要、會不會事實上產生相反的效果？畢竟，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即使缺乏國際社會的這種特殊努力，許多獨裁政府仍令人驚訝地被推翻了。複雜和階段漸進的規劃有強制性、費用又高，需要投入政治力量，而且可能被獨裁者利用。努力去實施這樣的計畫，可能造成緊張的局勢，或者，使得民主活動人士畏縮不前。歷史已證明，本土民主活動人士最終會成功。為什麼不直接的鼓勵他們走上街頭，推翻獨裁者？
這種推進民主發展的規劃有不容忽視的策略原因。許多獨裁者簽署了如《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章程》，新的類似《赫爾辛基公約》等的大量檔，民主規劃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下一步，從書面文字到實施民主的行動。
這樣的規畫，有助於民主政府之間、以及和獨裁國家內的民主人士之間的廣泛瞭解。例如，許多人認為，阿拉伯國家需要更長的時間實現現代化和民主化，加速其進展的行動可能導致其不穩定，從而產生更糟糕的政府。然而，不儘快開展這樣的行動，那些最糟糕的反民主的政府，幾乎可以肯定會加入到獨裁者的行列，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合法的民主進程來改變這個鏈結。當然，這是從伊朗王朝事件中得到的教訓，由於沒有認識到伊朗王朝是多麼脆弱，且沒有支持溫和改革的伊朗民主派，導致給何梅尼和他的繼承人哈米尼大開方便之門。
參與政治發展計畫和活動項目中的另一個原因是，改變我們和獨裁政府打交道的內容和重點。目前，我們只是陪他們玩他們的政治遊戲，局限在具體事件或某一暴行上打交道。長期以來，只是著重在結果而不是原因，我們要求獨裁者釋放某個人，而不是迫使他們分階段的走向民主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要讓所進行的抗爭有特定的授權和合法性，民主規劃和訂出最後期限可以鼓舞當地的民主人士，使其工作更有效。民主規劃的最低承諾是，最終要消滅獨裁。對獨裁合法性的挑戰，是參加這一實踐的主要原因。
如果獨裁者頑固拒絕與民主規劃合作，那麼這種民主計畫對於在民主國家中，特別是對外交部乃至某些人權組織中的發言人來說，將很難把週期性的釋放犯人或某些政府聲明當成是勝利的「進程」。民主規劃應該是加速獨裁者的滅亡，而不是阻止或延緩其最後時日。如果在民主計畫的期限日之前，全國性的聯盟和勢態就已形成，那麼，就要把期限日提前。當重要的民眾基礎形成後，民主進程就會有眾多突破，變化就會很快。採用這裏建議的方式走下去，會有助於鞏固極重要的民眾基礎。從這個概念來講，即使是不成熟的計畫，其結果也是好的。
本章前面提到的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最近和烏茲別克獨裁者卡裏莫夫簽訂了一項二十頁的協議書，詳盡地提到了要建立一些特定的民主機構。現在，我們必須緊接著提出一個民主進程規劃和時間表，應用在烏茲別克。這是很令人鼓舞的事，來自前蘇聯大家庭的卡裏莫夫很可能如二十七年前布裏茲涅夫在赫爾辛基一樣，低估了這一協議的力量。
注1：〈世界人權宣言〉在許多參考書上都有，也可在聯合國的網站上下載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注2：艾．波得《從赫爾辛基向維也納：赫爾辛基過程的基本檔》（烏德勒支，荷蘭：馬提那斯．尼弗，一九九○）。
注3：約翰．科尼，《瓦次勞．哈威爾：政治悲劇的六法案》（紐約：基本書局，二○○○）。
注4：科尼，《瓦次勞．哈威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