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茲利用邦尼斯改變策略
上文提到，國務卿舒茲認為是該換一個新大使的時候了——實際上就是一種新類型的大使——去接管在聖地牙哥（智利首都）的使館。於是，他選了邦尼斯（Harry Barnes）。邦尼斯曾任新德里大使，是一個行事溫和、善於言辭，屬於事業型的外交家。他會以一種安靜的方式，盡力幫助智利重獲民主政治。
邦尼斯以善於運用語言而聞名。在他周遊印度的時候，他用北印度語，和各個階層的人交談；印度政府也因為邦尼斯的聞名而感到不舒服。「對於我來講，他們的不舒服正是對邦尼斯的道地推薦。一個語言的魔術師，去智利吧。」舒茲寫到，「在新的崗位上，他會同樣地把自己溶入智利人的生活和文化中。」邦尼斯選了鐘斯（George F. Jones）做為他的使團的首席代表。鐘斯是一個拉丁美洲專家，曾在哥斯大黎加周遊過。
舒茲並且在國務院內做了另外的人員調整，以便推動智利以及其他國家走向民主政治。原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阿伯拉姆斯（Elliott Abrams）代替了牟特利（Langhorne Motley），成為負責美洲國際間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什艾夫特（Richard Schifter）取代了阿伯拉姆斯原來的位置。這兩個人和舒茲一起工作，推動使智利返回民主圈的政策。當時，德科（Mike Durkee）是南部地區事務辦公室的主任，鐘斯說他是「絕對的實力派」。
在上任之前，邦尼斯一邊在華盛頓集中學習西班牙語，一邊努力去獲得實質性的政策導向和援助。邦尼斯認為他有明確的使命去：（一）推動早日回歸民主；（二）促進全面的人權；（三）支援自由的市場途徑。舒茲認為這樣一個議程會有成效，並且智利在民主的課程上並不需要太多。理念和傳統早已經注入了智利社會。」除了從政府直接獲得援助外，邦尼斯也利用他在華盛頓的時間建立起了一個從非政府組織和國會尋求支援的網路，這在美國對智利的政策上起了至關重要且在歷史上得以更加進步的調和作用。
邦尼斯就在鐘斯評估完了當代智利的政治前景之後，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上任了。鐘斯的評估並不樂觀。反對派已經設法聯合成了一個大的聯盟——「向全面民主過渡的全國協議」（the National Accord for the Transition to Full Democracy），包括以前存在的「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和兩個右派黨派，其中之一是前內政部長賈帕（Sergio Onofre Jarpa）的「獨立民主同盟黨」（Union of Independent Democrats）。在新羅馬天主教紅衣主教佛瑞斯諾（Juan Francisco Fresno）的鼓勵下，協議對於民主統治快速過渡制定了詳細的議程。協議包括呼籲全面的人權和公民權，政治團體的合法化，選舉總統和國會。皮諾切特政治集團對此協議不予理睬。當皮諾切特在一九八五年的聖誕夜召見紅衣主教佛瑞斯諾時，拒絕了紅衣主教想要討論此協議的任何嘗試。在送主教出門和等待合影的時候，他對主教說：「我們最好就是跳過這個話題。」這種反應使反對派陷入了無望的恐懼之中。同時，協議之外的強硬左派轉向了暴力鬥爭，說明在小集團中出現了最壞的情況，而且傷害了那些企圖避免暴力政變的民主黨人。一個外交官把這種反常的迴圈說成是一個「良好的共生關係」。專政、恐怖主義和宗教過激主義，確實是相互依存的。
邦尼斯在到了智利後不久，向舒茲報告說：「對於許多智利人來說，美國是絕對真實的，一部分原因是智利以前的政權統治中有民主的先例和聯繫，一部分原因由於在美國受過教育有影響力的智利人為數很多，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共同的經濟哲學。不管什麼原因，我們被視為有天生力量的典型。我們所想、所說和所為在地球和世界事務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邦尼斯向皮諾切特遞交國書時，他引用了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言論，「在我們國家……我們相信更加民主是治療民主政治弊病的最好良藥。」這個評論深深地刺中皮諾切特的痛處。智利外交部拒絕為邦尼斯大使安排在稍後一段時間做為新任大使和高級官員的傳統會晤。
那以後，邦尼斯開始很公開地和許多政治反對派見面，包括「基督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領導人維爾德斯（Gabriel Valdes）。和維爾德斯的會面顯然更加激怒了皮諾切特集團。那以後不久，致力於為皮諾切特集團的受害者及其家庭提供道德支援的天主教團結牧師會，于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十日在大教堂為人權日舉行了一個燭光守夜的活動。邦尼斯參加了這個守夜活動，表達對智利政府的極大不滿。鐘斯對這一舉動的評價是「痛恨！暴怒！莫名其妙！美國大使把自己和天主教堂的那些共產主義者聯繫在了一起。」舒茲注意到一個親政府的報紙登了一幅漫畫，畫的是「邦尼斯手裏拿著一根蠟燭，在他旁邊是一個戴著滑雪面罩、手裏拿著一個炸彈的恐怖分子。智利政府想要把人權和恐怖主義進行同等宣傳。」但是，邦尼斯使它歸正。在他到任的一個月之內，他公開表示了和智利人民的團結。這種變化當時就被注意到了，很有價值。
美國國會繼續擁護智利的人權和民主。一九八六年一月，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在他的拉丁美洲之行中訪問了智利。他一直是皮諾切特政權的批評者。皮諾切特集團本來強烈反對他的訪問，但是美國政府說服了智利允許這次訪問。為了甘迺迪對智利政府的多年批評，智利政府在聖地牙哥機場對於他的來訪安排了一個「粗暴的」歡迎儀式；幾個前來會見甘迺迪的反對派人物當場被毆打。然而，當機場裏那群租來的歡迎人群散去之後，聖地牙哥擁護民主和人權的民眾熱烈歡迎甘迺迪參議員。
期間，華盛頓對其他幾個獨裁者不放在心上。一九八六年二月，菲律賓的馬可仕（Marcos）專政和海地的杜維利爾（Jean-Claude Duvalier）的專政結束了；美國劃定了最後界限，結束他們的統治，給這些獨裁者提供一個和平的出路。甚至連白宮的參謀長黎根（Donald Regan）對皮諾切特政權也緊張不安，他曾經在支援菲律賓的民主政治的問題上與舒茲是死敵。在被問到美國是否正在試圖廢除皮諾切特政權的時候，他回答說：「不，不是現在」——對皮諾切特還是多所顧忌。舒茲記得在一九八六年初發生的一次爭吵，那是一次「在行政部門內未公開但是卻很激烈的爭吵，形成了在智利問題上完全不同的立場。」一九八六年三月，美國第一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議上發起決議案，在人權方面譴責智利。這項議案呼籲皮諾切特政治集團停止對人權的折磨和其他虐待行為，並且採用民主制度。一直以來，美國喜歡「平靜外交」（quiet diplomacy），避免如此公開的譴責。但是，這次行動給智利的政府和民主力量留下了強烈的感想。用舒茲的話講，「雷根總統的行政部門現在顯然支援迅速回歸民主的政治和對基本人權給予更大的尊重。智利人民在美國和智利民主事業的團結中得到安慰。所以，皮諾切特政府和他的支持者們認為我們的聲明和行動——具體或象徵性的——‘干涉’了他們的國內事務，而民主分子們把這些視為支援和尊重的表示。好比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以後要接受人權國際公約的干涉恰恰是對的。」
就在那一年稍晚的時候，一個智利軍方的巡邏隊攔截了兩個十幾歲的年輕人，懷疑他們參加了聖地牙哥的反政府示威，他們把這兩個年輕人泡在汽油中焚燒。被燒死的十六歲的智利人羅傑斯．乃哥瑞（Rodrigo Rojas de Negri）具有美國永久居住身分。另一個智利人昆塔納（Carmen Gloria Quintana）嚴重燒傷，但是倖存了下來，她非常感謝美國大使館為她尋找醫療所做的努力。
邦尼斯大使和妻子白特絲（Betsey）受「智利人權委員會」的邀請，回到聖地牙哥參加了羅傑斯的葬禮。其他幾個外交官也參加了葬禮。在羅傑斯的棺材旁，大使夫妻以及其他外交官和羅傑斯的親屬合了影。照片是在靠著窗簾放著的花圈前拍的。邦尼斯說：「拍照的時候（那些合影的人所不知道的情況），窗簾打開了，露出有兩個主要的恐怖組織徽章的橫幅。」第二天，親皮諾切特的報紙在頭版放了一張照片，並寫到「政府發起的評論：美國藉由大使的出席在支持恐怖主義。」員警沖過去用催淚瓦斯攻擊了葬禮外的大規模示威人群，以及參加葬禮的大使和其他人。
幾天以後，助理國務卿阿伯拉姆斯告訴智利在華盛頓的代辦說：「智利政府必須認識到驅散葬禮的政治後果。他認為很難讓在美國人民信服僅僅由於拿著佈告或一點推擠和喊叫，就用水炮去對付是正確的。」但是，參議員何爾姆（Jesse Helms）在智利訪問的時候，和皮諾切特以及其他政府官員會面；他只是在他到達智利後的五天左右和邦尼斯見了一面，訓斥他說「用最輕蔑的方式把美國國旗放在了共產主義者中間。」以鐘斯的觀點，參議員「認為皮諾切特畢竟在除去阿葉德（Allende）中已經對人類做了貢獻。對不進行選舉的小欠缺，他已經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嘲笑。」據鐘斯說，何爾姆對邦尼斯保留了特別刻薄的批評，他認為邦尼斯是一個「左翼大使，他正在試圖損害這個高貴的政府。」何爾姆回去之後，試圖召回邦尼斯，但是沒有成功。相反的是，邦尼斯得到了舒茲國務卿和雷根總統，以及許多國會成員毫無保留的支援。
一九八六年以來，智利的經濟正在逐步恢復，比它任何一個鄰國都有好得多的結構條件。在這一點上，一個新的世界銀行結構性調整貸款正在考慮之中，但是不像以前那樣給予政治的考慮，缺乏顯著的民主進程，以及對羅傑斯案例的調查都已經包括在平衡的因素中。然後，事件開始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在北部海岸發現了古巴的武器彈藥庫。九月七日在皮諾切特去他的農場途中發生了一起計畫周詳、極其近距離的謀殺皮諾切特未遂事件。一個共產主義革命組織聲稱對此事件負責。由於這起真實敵對示威行動，皮諾切特集團重新進入圍攻狀態。國務院就此發表一個聲明，表達對「在沒有任何訴諸司法復審的途徑下的審查制度、鎮壓和武力重新部署的絕對權利」的關注。雷根總統也給皮諾切特發了一個對謀殺企圖和新的鎮壓措施表示悲痛的照會。十一月，結構調整貸款更加劇了國務院和其他管理部門的不和。自七月份以來，國務院一直在想要用無投票的形式制止這筆二十五億美元的世界銀行貸款，但是被白宮否決了。白宮只允許節制。舒茲一直想傳送關於智利持續缺乏民主進程的明確消息。然而，他只能在雷根總統腦中充滿邀請皮諾切特來華盛頓商議貸款的想法中得到一些安慰。舒茲對雷根總統的這個想法感到憎惡，據說，他告訴總統說：「你不能邀請這個人，他雙手沾滿了鮮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