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的使用
和採取武力相比，雖然我們更傾向於有外援的內部非暴力民主變革，但常常事與願違。有時候，我們不得不使用軍事力量驅趕獨裁者，為民主鋪平道路。舉個例子，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打敗了納粹德國和日本，並駐守軍隊，監視這兩個國家完成民主轉型。正如美國企業學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說：「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國的軍隊。」科索沃又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鑒於米洛塞維奇在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所犯下的大規模屠殺暴行，當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準了科索沃時，人們沒有理由相信和他談判會得到任何結果。米洛塞維奇採用了一個非常經典的辦法「邊談邊打」，拖延軍事介入，使必要的軍事干涉經費和風險日增。
歷史已經說明，當社會大部分人留意到，一個嗜好群體滅絕和侵略別國的獨裁者發出煽動民族情緒的指令時，外部軍事力量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前南斯拉夫的戰爭也已經說明，武力不應該總是被當做最後的選擇。拖延會讓軍事干涉變得更加困難，因為這讓獨裁者有更多的時間來鞏固勢力、進一步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造成更可怕的浩劫。獨裁者掌權越久，那些受害的人們就會積壓更多的怨恨，也使得社會重建和復興的成本大增。在伊拉克我們看到了同樣的事實，如果我們在一九九一年就把海珊驅逐，民主轉型會容易很多。國際上「不到最後不訴諸武力」的想法，在盧安達失敗了——這種錯誤的想法導致數以百萬的人死亡，而一九九四年大屠殺的後遺症，使得要實現民主變得極度困難。
大多數的獨裁者，是被受壓迫的人民經由非暴力抵抗推翻的。但是有一種保守思想，阻礙著我們發揚民主，這種思想認為暴力和非暴力界限分明。事實上，這種界限在現實世界中很快就變得模糊了。民主領袖們並沒有創造性地去思考：暴力和非暴力如何互相促進、相互補充，比如，稍微使用軍事力量甚至威脅使用武力，都可能促成非暴力抵抗的成功。民主領袖們也沒有仔細想想，如何恰到好處地利用國際法的強制執行和軍事力量驅除暴君。我們需要更加清楚、並充分掌握暴力和非暴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
制裁獨裁者，而不是制裁人民
與此相關的是，民主國家如何實施經濟、軍事及其他制裁手段。制裁一般都被施加於那些違反規定的國家，給該國每個人都帶來極度的困難——除了那個獨裁者之外。據報導，在國際對伊拉克制裁的十年間，海珊仍然大興土木為自己建造宮殿，使原本就不少的宮殿數目增加為四倍。現在民主人士和政府該反思和改變制裁方式了。他們需要問自己兩個簡單的問題：（一）我們的目的是什麼？（二）什麼方式可以起作用？換句話說，他們需要把愚鈍的制裁手段變為巧妙的武器。
獨裁者在位期間，無時無刻不在對其人民犯罪，對其他國家犯罪。他們是系統地在違反國際法，他們的違法偶爾能夠引起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注意，人們覺得應該反擊、應該懲罰，於是便對整個國家進行廣泛制裁。但是往往事與願違的是，制裁使得獨裁者的統治更加鞏固，而且制裁常常會在民主國家之間製造出裂痕、暴露他們的弱點、以及拖延民主成功的到來。
暴君在廣泛經濟制裁的環境下反倒是越來越興盛，正如緬甸軍人政府、卡斯楚、米洛塞維奇及很多其他暴君一樣，在伊拉克，海珊仍然生活得非常奢華（編注：伊拉克特別法庭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起訴海珊，十月十九日開始審判，現年六十八歲的海珊面臨死刑判決。海珊在一九八二年巴格達北方四十公里的杜傑爾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後下令軍隊攻擊該村，當場槍決十五人，另有約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況下遭到監禁，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徵性的審判後遭處決）。由於制裁所迫，導致了走私和其他形式的腐敗行為，恰恰符合了獨裁者的犯罪心理及手段。制裁中特別允許伊拉克用石油換取伊拉克人民所需要的糧食和藥品。海珊卻把以此獲得的收入用於自己私人和鎮壓的用途，然後指責民主國家的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受苦。對伊拉克的制裁，也暴露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曾經聯合支援制裁的民主國家們開始分裂。民主國家和那些被壓迫的人民，就處在了一種絕對贏不了的處境中；如果在獨裁者沒有退讓的情況下，制裁被取消了，那麼獨裁者就得到了勝利，民主人士則看起來軟弱無能。另一方面，維續制裁則會傷害其人民、並同時分裂民主國家的制裁者們。
要有一個新的、更好的和更大膽的方法，就要認清一個簡單的事實：除非獨裁者被驅逐，否則違反人權的行徑和對和平的威脅將會一直存在；因此，一切制裁的根本目的一定是要把獨裁者驅逐。我們採取的戰略與戰術，應該是要基於那些已被證實有效的方法，而不僅僅是讓我們因「做了點什麼」而感覺舒服的方法。我們應該記住，無效的制裁只會腐蝕對民主的期盼。
正如「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部的執行主管威廉．舒爾慈（William F. Schulz）寫道：「提起經濟制裁，成功的紀錄顯然是成敗混雜的。單獨的經濟制裁往往不能推翻一個政府，反倒帶來人道的大災難；但是如果把制裁做為一個更大的戰略中的一部分，有針對性的制裁則可能帶來有益的影響。」（注11）
一般而言，我們知道什麼方法可行，什麼方法可以驅逐獨裁者、帶來民主。首先，由人民決定他們承受極限的時刻，從而開始努力以一種和平但有力的方式除掉獨裁者。民主國家公開參與、支援該國人民的民主努力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就像我們在塞爾維亞、菲律賓和智利所做的。要使巧妙的制裁行之有效，不能僅靠幾個人或幾個政府來實施，也不能只持續一兩個月或一兩年。我們首先需要集中所有民主政府和個人的力量，團結才能保證成功。然後我們需要在獨裁國家內外的民主鬥士中、在民主政府中、國際商業及其他組織中，就新的戰略與戰術達成共識。
全世界民主力量被分裂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無法建立和闡明一個有創造性、有力以及和平的戰略來對付獨裁者。缺乏這樣的戰略，民主力量往往終歸四分五裂，而且往往互相傷害。
要求下臺
最有力的單項制裁是迫使獨裁者下臺，這必須是在宏觀層面上完成的。我們必須保證，二○二五年絕對是所有獨裁者下臺的最後期限。但是，每個獨裁者退位的最後期限，必須視其具體情況而定。有些時候，最後期限顯而易見，比方說在選舉到來之際。而無一例外的是，在國外民主力量的合力支援下，獨裁統治下的民主人士將成為設定最後期限者。
對於獨裁者極其殘暴的行徑，境內外民主人士應該高聲且持續地強烈要求獨裁者退位或將其驅逐。在民主政體中，一旦領導人疏于職守，按規定他要立即辭職或在下屆選舉之際被撤職，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及總理很少有執政超過一或兩屆任期的，而獨裁者們通常在位幾十年，大多數人希望永遠保有特權。人民必須限制暴君的勢力。除非煽動性的言論被用於合法化暴動，否則是不會血洗首都的。事實上，記錄和解釋事件的人總是那些親歷者，否則這些事件無法被公認與銘記。這麼說來，美國詩人安君．瑞馳（Adrienne Rich）是正確的，她說「在我們的生活中，言論就像街道、水管、電話、微波爐、放射能、生命複製實驗室及核電廠等一樣真實的。」（注12）如果說思想是動力，那麼言論就如武器。獨裁者們深知這一點，而現在則是讓民主人士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了。
當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尋求中國政府批准他的衛星電視頻道在中國開播時，應「主人」的要求，他這個異國「客人」同意把某些西方新聞頻道從節目中拿下去（注13）。但梅鐸覺得，看到這些未經審查的西方新聞會驚慌失措的，並非中國老百姓，而是共產黨獨裁政權。然而梅鐸以「國家」及其獨裁者是互通性概念這一說法為幌子，逃避了這樣一個事實：他俯首于暴君。結果，民主社會的媒體及政府諂媚於獨裁政權的例子源源而來，「中國認為」，「伊拉克認為」，「埃及認為」……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紐約時報》駐上海記者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寫道：「大部分中國人‘繼續支援共產黨，維護統一，反對全體中國人民都懼怕的動亂。’」
民主對於中國的商家或農民並無危害，感到危害威脅的只是中共當局。民主對獨裁政權的威脅在於，民主為政治權力提供了更高度的合法性基礎：而非民選的領導人只會反對或詆毀「受人民之讬進行統治」這樣一種觀念。雖然和前蘇聯的冷戰已成為過去，殘餘的共產勢力及其他獨裁政權和人民自治願望之間的戰爭仍未結束。我們形容中國政權的這句話——「當今世界僅存最大的共產國家」，必須能讓我們時刻不忘這一事實。就連「共產主義者」一詞也不再被民主世界的上流社會用來形容中國、北韓、越南、寮國及古巴的體制，只有共產獨裁者們還在翻來覆去地用它。二○○三年二月，新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告訴來訪的卡斯楚：「同樣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古巴的意識形態及理念相同。」（注14）
我們寧願膽小地用「專制」這個詞，也不用「獨裁」。
當中國共產黨開始用「邪教」一詞來形容被其殘酷鎮壓的法輪功時，西方網路及報紙很快跟著拾起這一用語，並廣為傳用，從而不公平地在千百萬人們的頭腦中扭曲了這一精神運動的形象。最近，中共也開始用「邪教」一詞來稱呼那些不願接受共產政府的控制而被迫轉入地下活動的基督教派。
從一方面來考慮，西方國家那些編輯與制定新聞的人士，採用了獨裁者的欺世之言，並不令人驚訝，他們都是些鸚鵡學舌的外交家，向來擅長以花俏而委婉的言辭討好敵對勢力。雖然表面的外交意圖是避免對抗，但是隨著全球化媒體的發展，其結果卻產生了一種遷就性語言。描述及解決與獨裁者之間的問題，並不需要用像「非常有才智的」、「有洞察力的」及「我的朋友」這樣的辭彙，而這些辭彙卻在二○○一年三月被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用於描述穆加比（辛巴威獨裁者）（注15）。
生活在這種政府領導之下的人們對他們的處境不抱任何幻想：他們沒有自由，這一事實無法掩蓋。除非全世界哪怕是口頭上團結一致來強調事實，否則，「民主對於人類安寧而言並不重要」的謊言就會得以強化。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對於每一個最終推翻專制政權的民眾運動，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和政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長年反對專制政權，支援專制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然而，當伊拉克人民看見法國外交官將海珊描述成雙邊關係中文明的合作者，當聯合石油公司不願意批評有生意往來的緬甸軍人政府——每當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及機構不去譴責無視個人自由和人權的政府——飽受暴君壓迫的人們也沒有勇氣採取策略、反抗暴政，因而也就無法改變現狀。相反的，專欄作家迪爾（Jackson Diehl）寫道：「如果美國更常向苦難中的民眾提供真誠的幫助，反抗極權政府，讓極權政府在抗議聲中越來越痛苦不堪，美國的聲望和影響力就會更大。」（注16）
肯定自由前景的語言和如實報導獨裁者罪行的用語同樣重要。但是，當我們的領導者終於站出來為民主直言時，媒體往往輕視了語言的力量。二○○○年三月，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成為第一位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言的美國國務卿，她點名指出中國是不尊重基本人權的政府之一。然而，《華盛頓郵報》卻指稱她的表現僅僅是象徵性的而已（注17），十分惡劣地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如果「象徵」意味著沒有影響力，那麼紐約港口就不會有自由女神像，而挑戰中共暴政的中國學生們更不會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一個同樣的女神雕像。
被暴君囚禁的人們足以給在精美紅木桌邊和暴君談判的人好好上一課了。美國大使霍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在他關於巴爾幹半島的文集中，把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描述成一個彬彬有禮、魅力煥發的人，然而，那幾年他和西方外交官嘗試容忍這個暴君在巴爾幹半島的暴行，但最終失敗（注18）。塞爾維亞非暴力學生運動「抵抗組織」（Otpor）的領導人之一波波維克（Srdja Popovic）稱米洛塞維奇為「死亡的鼓吹者」，斯爾迦和其他異議人士組織起來反抗，直至他們剷除了這個暴君。
對於美國視為對戰略有益但暴政橫行的地區，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愚昧地努力抑制這些地區的不穩定因素，而常常忽視了這些區域夥伴在本土的罪行。美國國務院對亞洲和中東這些暴政國家的無視人權表示絕望，卻不去鼓勵及引導幫助這些國家中的獨立社團、地下媒體或非暴力運動。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極權政府卻更清晰地表述了他們所面臨的政治挑戰。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面對著共產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公眾反對聲浪，鄧小平指稱天安門的抗議者們企圖「推翻共產黨、國家和社會主義體制，代之以親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注19）他也許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學生抗議者們的行為，但並沒有委婉其詞。
我們不願明講：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我們不願告訴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他國家：我們想要多黨民主、自由選舉、獨立貿易社團，以及獨立的商業電視臺、電臺和報紙。相反的，我們總是委婉地泛泛而言「尊重人權」或者著重於某個單獨的虐待案例。我們沒有表示獨裁者必須下臺，我們只談論著改革。我們沒有表示我們支援以非暴力的策略和方式驅逐暴君、迎來民主。我們應該表達我們的想法，名符其實地稱呼世界上僅存的獨裁者們為「死亡的鼓吹者」、「自由體制的敵人」及「歷史的失敗者」。
我們不應該羞於使用奚落的方式。二○○二年一月，喬琦．安．基爾（Georgie Anne Geyer）在《華盛頓時報》發表文章，提到了卡斯楚對她寫關於卡斯楚一書的回應（注20）。最讓卡斯楚惱怒的是基爾在他一張沒穿襯衫的照片下寫的說明：「一個毫無活力的卡斯楚在打枱球。」他不喜歡「毫無活力」這個詞，它在西班牙語中意味著體力上、精神上衰弱——最糟糕的是——性功能衰竭。「很偶然地，我擊中了所有的所謂獨裁者、元首、強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領袖、全面蠱惑人心的政客或土生土長的超凡領導者的主要弱點：極度自負。很有意思的是，當記者竟敢逼近這種自負時，得到的回應是如此強烈的憤怒，比我們對這些人的政策及其愚蠢和野蠻的任何批評所得到的回應更甚。從本質上而言，在政治上他們就像歌劇中的女主角一樣，總是最大限度地使他們的私生活、他們真實的政治個性——甚至是他們大腹便便的肚子——保持遠離公眾的視線。」
當然他們這種擔心並非無理性的，獨裁者很清楚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民眾的畏懼之上。一旦他們的真實面目被奚落並曝光，從而削弱了民眾的畏懼心理，他們便時日無多了。對於民主人士和政府，獲取每一個獨裁者的內幕消息並廣為傳播相當重要。其他政府用自己便利的方式對獨裁者表示不敬，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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