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驅逐最後四十五個獨裁者
如果不懷抱夢想，就不會擁有成果。
——奧斯瓦多．帕亞（Oswaldo Paya）古巴烏勒拉計畫（Varela Project）
這些政治領袖們對待世事的不同觀點，正如同刺蝟和狐狸之間的區別一樣：狐狸知道許多瑣事，但刺蝟知道一件大事。
——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
我們所知道的一件大事就是，世界上僅存的獨裁暴君正逐漸在消失，自由民主社會明顯的優越性，使他們面臨滅絕的命運。而我們在短短一世代的時間中，就證實了這一點。自一九七二年到二○○二年，全球「完全自由國家」的數量就增加了一倍。二○○二年自由國家有八十九個，加上五十六個「部分自由」的國家後，約占全世界總國家數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及總人口數的百分之六十五。
從葡萄牙、西班牙到波蘭和俄國，再從智利到南非，以及菲律賓和印尼，一個悄然無聲且出人意料的非暴力革命，正在橫掃全球，並持續發展壯大中。在二○○二年，就有二十九個國家于民主自由化方向獲得進展，然而也有十一個國家在追求民主自由上受挫。今日世界上大多數回教徒都生活在民主選舉的環境中；甚至連籠罩在頑劣暴力的反對勢力陰影下的伊朗人民，也一次次在投票箱和街道上表達了他們對民主制度的普遍渴望；臺灣證明了民主同樣可以在華人文化中生根發芽；東歐亦已拋棄那曾存活半世紀之久的共產主義。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進展，讓我們有信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完成全球民主化的任務。那些仍生活在專制下的人們，沒有理由不融入民主自由的主流社會中，來選舉他們自己的領導者、閱讀獨立的報紙、加入獨立的貿易聯盟，以及在和平與包容下實踐他們的宗教信仰。
根據「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年度報告，截至二○○二年底，世界上僅存四十七個不自由國家，以及四十五個獨裁國家——其中黎巴嫩被歸類為不自由國家，因為它被敘利亞佔有，並被敘利亞的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控制；雖然阿富汗進步明顯，但由於在首都喀布爾外問題不斷，它仍然被列為不自由國家，不過顯而易見，其總統卡賽（Hamid Karzai）並不是獨裁者（參見表格2.1）（注1）。
正是這四十五個獨裁者（而且皆為男性），阻礙了超過二十億人民來獲取他們應得的自由！這些殘存的少數獨裁者必須被消滅，並且以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體制來取代：定期自由選舉、自由媒體、自由貿易聯盟，以及獨立的司法─—此宣言是經聯合國成員國大會全數通過的（注2）。現在我們必須堅持讓那些獨裁者們兌現他們對人權宣言的承諾，但這也僅是個開端，緊接著我們必須準備好因應可能發生的困難和危險。
首先，無論在專制鐵幕之內還是其外的人們，都必須大立建構這個信念：民主不但可成，也是必成的。第一個戰略目標就是加強這種信念，歷史是站在自由這一邊、普通人民有能力擺脫壓迫者，這是一個簡單明瞭的事實。
其二，民主人士必須被組織起來，以聯合發揮其在專制內部、在民主國家中，以及內外力量連結上的作用。獨裁者看待這些民主人士的反對勢力，會比看待我們這些「專家」更認真，因為他們明白，如果民主人士能堅持奮鬥到底，獨裁者終將失去權力。
其三，民主人士必須發展政治及經濟上的手段和技巧，以達到非暴力推翻壓迫者的目的。最近二十幾年就有許多成功例子：印尼學生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反對蘇哈托（Suharto）；主要由青年組成的波蘭團結貿易聯盟運動推翻了耶爾左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匈牙利學生剪斷了匈奧（奧地利）邊界帶刺的鐵絲網；東德的年輕人推倒了柏林圍牆。藉由這些案例，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許多經驗。
對於生活在暴政下的人民來說，剷除獨裁者將是該國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務。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我們不斷地見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獨裁國家內部的認知覺醒、策略組織、有協調且非暴力的行動等方面的變化，將會帶來勢如破竹的民主成功。然而國際社會所起的作用，相較之下卻顯得不太明顯。事實上，境外民主勢力只要稍做努力，就能帶來相當重大的影響。不難想像，如果能有個創造性的策略，輔以資金和決心做為當後援，境外勢力將能頗有作為。
然而是什麼使我們退卻了？坦率地說，我們局部停滯不前，是因為國家安全、國際關係、外交政策、情報等領域，甚至連新聞界都仍受早期的陳舊思想所束縛。這些領域的觀念架構，是在一個與當今都截然不同的時空環境下（甚至早至上個世紀初期）所發展的。他們或許比其他領域更少經歷變革的衝擊而顯得陳舊不堪，因此根本性的重大改變總是姍姍來遲。他們所願意承認的基本行動者，就是由這些獨裁者所統治的「國家」及「政府」。
「實力」的定義，首重其軍事力量，然後是經濟力量。「關係」則是指政府之間透過外交部門建立的關係。「良好的關係」意味著和那些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人相處良好。「穩定」一詞備受青睞，但它同時也意味著缺乏變革。
這樣的心態恰好說明了為何影響國家和國際安全的重大發展，幾乎總是讓外交部、國防部、智庫、學術機構和媒體感到詫異萬分。每一個民主健全國家的國安及外交政策體制，都是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從諸多個別的民主發展或策略發展下所權衡出來的。諷刺的是，獨裁者通常對此根本不感到訝異。
當然，單單把民主高度理想化宣揚是不夠的，也應確實地判斷那些棘手且一觸即發的現實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專家們經常藉「現實」來當他們長期短視的藉口，這使得民主的根本價值大打折扣。其實在真正的「現實」社會中，民主的傳播才是最能保障人道，以及最能保證我們自身安全的方式。簡而言之，我們在道義上對民主的關注支持，也將與我們所要追求的安全與繁榮目標完全符合。
然而，最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民主化變革雖然沒有出人意料，但是變革的阻力卻常常來自那些民主化的國家，而且人們也沒有因此從中汲取教訓。不論是華盛頓、巴黎、柏林、東京或是其他地區國家安全體系中的保守分子仍堅信，在中東、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是不可能在中短期內能有顯著的民主進展。這些保守觀念認為，在這些地區大力推行民主反而有礙穩定、欲速則不達，甚至是有悖自己國家利益的。大多數觀點認為，我們應該致力於避免新興民主國家的倒退，打擊那些光天化日之下嚴重違反人權的獨裁者，並大力且溫和地鼓勵逐步邁向民主的運動。
這種誤導的普遍保守觀念，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冷戰時期的許多重大失誤，並影響至今。一個經典的例子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一九五三年幫助推翻伊朗民主選出的領導者，把巴勒維（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樹立為華盛頓的反共產主義獨裁者（注3）。正如所有的獨裁者“盟友”一樣，巴勒維更熱中於自我利益的保護，而非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優先，包括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期間也是如此。美國對伊朗民主運動的反對，卻塑造了一個惡意反對美國、忠於恐怖主義的政權。而以民主途徑反對巴勒維腐朽政權的方式被否決，就成為一九七九年革命後尋求廣泛公眾支持的關鍵因素，而這一機會反過來又被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劫持利用，形成了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專政。錯上加錯的是，為了尋求一個足以和德黑蘭恐怖新政權抗衡的力量，美國專家在伊拉克物色了一個人：海珊（Saddam Hussein）。
那些習慣外交政策思維的奉行者們，試圖把美國的安全建立於世界其他地區暴政的基礎上，這樣做不僅十分失敗，而且破壞了美國在全世界的信譽。每當提及人權和民主，美國人往往嘴上說得都很漂亮，但對於那些在美國支援的獨裁統治下受苦的人民，如伊朗和伊拉克人民，我們卻成了膽小的偽善者。今天，在伊朗，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從回教基本教義派中覺醒，進而開始支持民主。伊朗人民兩次以壓倒性的多數票選出改革派總統默罕默德．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而現在他們則公開抗議他對獨裁者哈米尼（Ali Khamenei）的妥協。美國現在有第二次機會可以改正來把事情做好，就是在伊朗人民反抗其獨裁政權時積極鼓勵伊朗的民主運動。但是我們必須清楚知道我們支持的是誰、支援的是什麼，而不僅僅是我們不喜歡什麼。
大使們經常發現，他們會陷入本國老套思想與其所得的第一手政治現實之間的兩難境地。舉個例子：儘管葡萄牙在薩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獨裁統治四十年後，左翼的軍事力量，即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勢力成功奪取了政權，於一九七五年來到葡萄牙的美國大使佛蘭克．卡路斯（Frank Carlucci）卻敏銳地覺察到了一個非常現實的民主化可能性。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建議卡路斯大使按照美國的操作常規行事：共產統治的存在已是一個既定事實，我們應該僅致力於牽制它即可。然而卡路斯仍舊依循他的民主直覺，和葡萄牙民主人士配合，經由選舉擊敗了共產黨（注4）。
我自己也曾經歷過類似的情形，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我是當時的美國駐匈牙利大使。由於大使館積極地支持匈牙利國內的民主改革，以致外交部長霍恩（Gyula Horn）向當時的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抱怨，我也因此被華盛頓召回，並迫切要求我減緩這種舉動。在接下來的一九八九年夏天，老布希總統在匈牙利訪問期間，我安排了這個國家的一些民主運動領導者和老布希總統在我的客廳裏見面。後來，國務卿貝克告訴我：“馬克，我知道他們是你的朋友，但是他們永遠統治不了這個國家。”這是美國式的老套思想。那時，匈奧邊境的鐵絲網已經被剪斷。四個月後，柏林圍牆也倒了。我的「朋友們」很快贏得了大選。他們中的一個，維克多．歐邦（Viktor Orban），後來成為了匈牙利總理。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他是「費德茲」（Fidesz）學生運動的領導者，這個學生運動在驅逐共產主義最前線戰鬥，然而他們卻幾乎被西方完全忽略。
一九九九年，印尼學生成功地推翻蘇哈托和蘇卡諾的腐敗獨裁統治，此舉震驚了西方的外交官、媒體和專家們，一切盡在不言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