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庭
美國是世界上實行法治的先驅國家之一，我們曾經帶頭創辦了在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和「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這些國際法庭在推翻獨裁者上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些獨裁者觸犯了國際法，並且都被判有罪。那麼為什麼仍有許多人，在華盛頓堅決反對建立國際刑事法庭？顯然，是因為擔心那些不推行法治的政府，會在這個法庭上擔任法官，這樣會詆毀這個法庭的誠信，甚至被用來審理美國和美國士兵在促進和平和民主過程中所謂的犯罪行為。解決這一窘境的方法之一是，由美國來說服其他民主政體聯盟的國家，國際刑事法庭的法官必須來自于尊重法治的國家，即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同時，我們也可以繼續運用特別法庭，或是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來將我們要關注的案例，送上國際刑事法庭。
對獨裁者進行刑事訴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必須使用。曾協助處理大批戰犯的前美國大使大衛．薛夫（David Scheffer）說：「在柯林頓政府期間，我常常孤獨地作戰，整理伊拉克統治集團的犯罪記錄、並設法起訴那些涉及的伊拉克官員。至二○○○年底，我們的調查組已經收集了上百萬頁的檔……證明伊拉克政府的反人類罪成立。然而，儘管犯下了二十世紀最惡劣的罪行，仍沒有伊拉克官員被起訴。我努力想使聯合國批准成立一個特別的國際刑事法庭，但在各國的首都、紐約、甚至在柯林頓政府內部，遇到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通常的藉口是，我們需要海珊的合作進行監察和制裁，而這樣的刑事訴訟會妨礙這類合作」（注5）如果真有對海珊的起訴，我們可能就不需要選擇使用武力了。
南斯拉夫和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經驗和先例。這些特別法庭，代表現行的國際法律，涵蓋在特定時期、特定國家發生的犯罪案例。我們也可以建立綜合性的國際特別刑事法庭，既有國際的參與，又有當地的介入，可能適用於獅子山共和國和東帝汶（East Timor）的案件。這些綜合性的國際特別刑事法庭的好處是，當案件了結，國際參與退出，所建立的機制可以增強地方的立法和監督能力。
當獲得自由後，有關國家主張重新審理前政權犯下的罪行，這樣的例子非常多。通常，這種重審最好在那些民主完善、經由非暴力方式取得政權的國家進行，就像德國的例子，統一後的德國審理前東德時期犯下的罪行。但是，像衣索比亞這樣部分自由的國家，當前的統治者是經由武力擊敗前得克（Derg）政權的，再運用一些合理的法律標準來審理前馬里安（Mariam）政權的罪行。在大多數的案例中，獨裁者是對自己的公民犯下了罪行，因而，當時機成熟時，運用當地的法治來審理這些罪行更為合適（當需要時，可得到國際民主專家和國際監督的協助）。
國際議會合作
和國際刑事法庭（ICC）一樣，「國際議會聯盟」（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Union）亦受到獨裁者參與的玷污。例如，由獨裁者卡斯楚在哈瓦納主辦二○○一年國際議會聯盟的會議。許多這一類的「議會」都不是自由選舉出來的，按議會的定義嚴格來說，他們都不是議會。他們代表部分世界上四十五個獨裁者的利益和獨裁統治，而不代表選民的利益。因此，美國議會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議會，對國際議會聯盟少有興趣。
事實上，如果能把世界上民主選舉的議會聚集在一起，將是極其重要的。自由選舉產生的議員，當然比大多數的外交部官僚，更能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來理解民主和專制獨裁的差別。歷史上，美國國會就比執政部門，特別是國務院，更先認同在國外促進民主的重要。總體而言，民主選舉的議會，不僅對在世界上推廣民主更加支持，而且有能力提供需要的資源來促進它的發展。
在民主事業上，議員們能逾越黨派一起工作。當三藩市的自由派人士南茜．培羅希（Nancy Pelosi）擔任眾議院民主黨主席時，保守的共和黨眾議員克瑞士．考克斯（Chris Cox）宣稱：「對全世界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評論的：「十多年來，考克斯和培羅希組成了一個為自由而戰的兩人國會小組……嚴厲譴責各地的獨裁政權」（注6）。
民選的議員們也可成為優秀的民主使者。參議員拉薩爾特（Paul Laxalt）在驅逐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中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一直對智利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施加壓力，英國國會議員對緬甸的獨裁政權進行了強有力的公開譴責。曾任國會議員的南韓總統金大中，清楚瞭解這些向北韓滲透、直接和獨裁者打交道、開展民間專案、打開隔閡的冰山等方式，都是通向統一、民主和和平的重要途徑。這裏，並不是支援金總統所說的每一句話或其採取的每一個步驟（他不太願意談論在北韓引進民主的必要），但他確實努力使北韓對外開放。與「圍堵」、大面積經濟制裁或「惡意忽視」的辦法相比，這顯然是一個更好的方法。
從君主到民主
民主政體聯盟的另一個工作是，建立一個特別的工作組來引導君主制度走向民主。世界上七個獨裁國家是王室統治，還有很多國家是國王在一定程度上參政。推進民主的一個基本方法是，讓西班牙國王璜．卡洛斯（King Juan Carlos）為首的憲政王室民主政體聯盟成員國，幫助那些王室統治的國家向憲政王室過渡，也可以讓沒有王室歷史但有轉型經驗的民主國家來參與協助。在第九章中，我們會對這一提案更詳細地說明。
非政府領域
另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政府之外創建一個世界民主人士的新聯盟。這包括那些仍在獨裁者統治下受苦的和在外界提供幫助的民主人士。事實是，民主的種子已經種下，只是需要澆水了。
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九九九年成立的「世界民運組織」（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它起始於一次研討會，研討會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聯合「印度工業委員會」（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所籌備的，本部設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首都新德里。這次會議雲集了世界上四百多位民主人士和活動家，奠基成立了世界民運組織做為民主人士的活動網路，規定了至少每兩年開一次會，其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二○○一年世界民運組織在巴西聖保羅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工作小組研究了如何在轉型國家中幫助發展仍然脆弱的民主，亦有但較少地討論了怎樣突破獨裁政權。第三次世界民運會議計畫二○○三年在南非舉行。
另一個有效的民主種子是「非政府組織論壇」，它和「民主政體聯盟」的部長級會議同時舉行，從而使和獨裁者抗爭的民主人士聲音有機會經由論壇被民主政府聽到。民主人士之間互相交換意見和戰術已被證明是成果豐盛的。對與會者來說，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的人在進行類似的戰鬥是非常感動人心的。另外，民主國家的代表能聽見這些民主人士的心聲，是很有意義的。在網際網路時代，民主人士和民主團體之間常規的通訊更為可行，獨裁者更難以偵察到。
利害攸關
在過去的十年中，未能針對暴君維持一個統一的戰線，其損失是巨大的。幾年前，《財政月刊》（Financial Times）前專欄作家毛泰摩（Edward Mortimer）寫道：「新世界秩序的真正設計師並非像小布希這類人，而是像米洛塞維奇和海珊這樣的獨裁者，他們迫使這個世界對他們做出反應，從而根本上控制了國際日程。」
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塞維奇嫺熟于利用西方和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存在的分歧，使其不能保持一致。這幫助了他的政權免于在克羅埃西亞戰爭、波士尼亞戰爭、後戴頓時代、科索沃戰爭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干預及以後，受到真正決定性的壓力。民主國家不斷地對米洛塞維奇採取不同的政策，從而給米氏較大的活動空間去操縱和利用他們。
民主國家和南斯拉夫民主人士之間缺乏磐石般的團結，幫助米氏保持了權力，導致了流血和鎮壓的發生。在這一事件中，欠缺了美國的主導。因為美國不願領導盟軍，來制止貝爾格勒（編注：南斯拉夫聯盟的首都）指揮的波士尼亞塞爾維亞人（Bosnian Serb）的「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使得回教基本教義派成為被困的波士尼亞政府唯一的外援。當美國最終捲入時，卻又錯誤地把它的巴爾幹政策建立在獨裁「夥伴」身上：米氏和他的克羅埃西亞同夥突傑曼（Franjo Tudjman）。這兩人都鎮壓國內的政敵，並秘密合夥肢解波士尼亞。戴頓（Dayton）之後，義大利和希臘經由購買塞爾維亞的通訊壟斷權，給了米氏所需要的資金，從而使其在一九九七年選舉後，得以馬上兌現支付養老金的承諾。當科索沃危機加劇時，歐洲國家不願制裁米氏，民主國家亦未能迫使俄羅斯切斷和獨裁者的關係，來顯示它的民主信度。九○年代錯綜複雜的巴爾幹危機，詳實地顯示了當民主國家在反對獨裁者時，不能統一步調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海珊更善於加劇並利用民主國家之間的政策分歧。法國退出了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聯盟，更注視著海珊控制的經濟，以獲取商業優勢。由於缺少促進伊拉克改變的有目標政策，美國只好用制裁代之。直到最近，如何把伊拉克從獨裁政權中解救出來，並融入國際社會，仍未有嚴肅的論證，更不用說統一的意見。伊拉克人民受壓迫如此之久，就是因為民主國家未能設計好統一而有效的計畫，來驅逐海珊、建立伊拉克的民主，從而在中東樹立一個積極的典範。
當世界民主史無前例的發展時，在伊拉克的民主推進卻毫無章法，這一事實令人震驚，我認為，簡直就是令人咒駡的！儘管民主政體聯盟仍處在嬰兒成長階段，但它可以提供一個框架，來糾正那些民主國家缺乏團結的缺陷，幫助建立一個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制定一個統一的策略，把民主推廣到其尚未紮根的地方，也就是最後的民主新大陸，從而打開其封閉的社會。
注1：傑克遜．迪爾，〈民主被淹沒〉《華盛頓郵報》，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2：理查．敏，〈另一個冷戰？〉，《歐洲華爾街時報》，二○○○年六月三十日。
注3：威廉．撒丁，〈需要自由的議會〉《紐約時報》，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4：迪爾，〈民主被淹沒〉。
注5：大衛．薛夫，〈審判他是因為他有罪〉《華盛頓郵報》，二○○二年九月十二日。
注6：伊．J．迪奧尼，〈培羅希：人權好消息〉《華盛頓郵報》，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