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怎樣看高行健？
答：是個有才氣的優秀作家。
問：瑞典文學院認為他的《靈山》是一部「20世紀無與倫比的傑作」，你說呢？
答：優秀同「傑出」或「偉大」有距離；就正如高行健同托爾斯泰、羅曼٠羅蘭、普魯斯特有距離，顯然，《靈山》同《追憶逝水年華》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後者所表達的內在生命的全部豐富性，至今足以令人震撼！
問：你是否覺得你同高行健存在太多的分歧？
答：恰恰相反，我覺得我同他有諸多相似或近似的地方，如關於所謂「純文學」的看法、小說創作形式的不確定性或流變性、虛無人生中的對隱逸文化的心靈追尋，甚至我們的出生地雖然在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地方，但僅隔幾十哩地，那一帶山清水秀，出了高行健贛州人以為在於山水靈秀。但我覺得高行健有一種幾近文化人格的缺失，令人十分遺憾。他是個精神冷漠的人，無論對人還是對這個世界，如男女之間，他的作品所表達的只有欲，僅僅是欲，沒有一絲一毫的情。與其說是他的超脫，不如說是他的人生一大不幸！一個人活在世間不愛人也不被人愛，是你厭惡了生活，還是生活厭惡了你？活得令人絕望！因為我們活著，總是懷有期待，不僅是男人和女人之間，也包括人和世界之間。高行健對世界也是冷漠的，他不僅作為一個人不愛人，也不愛這個世界，對別人的苦難漠不關心，拒絕責任、良知和道義擔當。在他看來，對苦難的關注，對社會暴虐的反叛和抗爭都是可笑的、令他「超現實」地厭惡的東西；而不自問這種「厭惡」和「嘲笑」是否極端自私、苟且和怯懦的遁詞？！對於他個人，抱什麽人生姿態是他的自由選擇，但絕不是值得鼓勵的傾向，這是有悖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崇高理想精神的。
問：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高行健的先後兩次表態，一次是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六四」時期，他表示有生之年，不再回到那個極權主義的中國；一次是獲獎之後，表示他不會借獲獎的國際聲譽去批評中國政府？
答：這就是高行健！他的表態是根據不同的需要。他所追求的是個人苟且的自由，不是使生命向上升騰的健全的自由，包括對別人痛苦和普遍自由的關注。他前面的話是說給西方聽的。事實上，中國和體制是兩回事，而人制定的體制也可以由人去改變的。你可以對某種社會體制不喜歡甚至持批評立場，但並不等同於你不愛生你養你的一方水土，在情感和精神上割斷同你的家國故園及同時代人的任何聯繫。高行健並沒有受到多大折騰，在中國那個體制下，他曾有幸受到過完備的高等教育，並且曾一度享有上演、出版和發表自己作品的機會，他完全沒有必要如此宣佈同「中國」的徹底決裂。多少真正受到過那個體制傷害的人，對往昔的痛苦卻持寬容態度、對中國卻仍然滿懷感情並對它的未來滿懷信心。他的後一句話是說給當政者聽的，也大可不必，你批評或不批評誰無須向誰去表態，而獲不獲獎並不是我們對世界包括中國是否持異議或批評立場的先決條件。一個人格獨立自主的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表達自己的見解並維護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不管這種見解和自由言論是否能為被受到批評或抨擊者所容忍和接受。一個精神獨立的人，在任何時間和任何空間條件下都是獨立者，他不因時空條件變化或堅持或放棄自己的言論自由和精神獨立。高行健活得很無奈、很苟且，他並不持本質意義上的本真異議，他也拒絕這樣的角色。自由對他而言只意味著自私，因為他只關心自己的一己利益。包括他所聲稱的只僅僅為自己寫作，似乎和社會群體沒有任何關係，既然「冷」到這種程度，就大可不必追求發表並坦然接受人類社會授予的榮譽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因為這個獎的理想傾向的普世性，絕不獎勵一個隻為自己苟活而對普遍自由冷漠無情的人！
問：你讀過高行健的作品嗎？
答：以前讀過他一本談小說寫作的小冊子。後來讀過他的一個劇本《夜遊神》。他有個好像名叫《車站》的劇本，印象中類似荒誕戲劇《等待戈多》，屬模仿之作。最近去找來讀了他的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作品《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
問：你怎麽看這兩部書？
答：前面已經談過，他是個優秀的作家，他的「小說」有他自己的寫法，正如我自己有我對「小說」的認知和寫法。縱使一些同樣優秀或更優秀的小說家及有自己欣賞習慣的讀者可以認為他寫的不是小說。這裏無須去評說誰是誰非，他高興怎麽寫是他的事，你願不願意讀是你的事。對所謂「純文學」的看法我們是一致的。他的《靈山》是去貴州、四川、湖南竄來竄去寫的，也可以當遊記去讀，當然它也是旅遊觀感、道聽塗說、筆記、小品、議論構成的小說。其中有些文筆極為精彩。它沒有完整的故事，但似有似無的靈山本身就是主題和隱喻。它的散亂無序並不意味著作家不懂得怎樣去貫穿組織情節，相反讓人讀了覺得作家有份瀟灑的才情，這本書的內容包括了許多東西，如草海、道士、巫術、龍燈、龍船節、原始森林、土匪、雜耍、孝歌、野人傳說等大多是貴州風情。其中貫穿一路拾來的女人性的描寫等等。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作為一個自由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同那些自覺不自覺受制於「党的文學」的作家的作品相比較，無疑更優秀、更具有普遍的精神價值。但其文學語言及創作實力，置放在整個當代中國文學的背景上來考量，高行健並不具超越別的作家之上的人文綜合成就。瑞典文學院對《靈山》的評語，認為這是一部「20世紀無與倫比的傑作」，可以解讀為其視野中的中國文學「無與倫比」的局限！高行健的另一部作品《一個人的聖經》除了性事，所觸及的文化大革命，只給人「造反派」、「走資派」、「紅衛兵」這麽一些浮面和簡單的印象，他根本沒有抵達這場「革命」文化的運動的本質和深處，更遑論對半個世紀來廣義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及中國人的苦難的觸及。它很難給人以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震撼。相反使人感覺高行健像一隻飄浮血海上的球，「厭惡」血海，又置身其中；飄來蕩去，又無關痛癢。對人們的痛苦投以漠視；對生命的抗爭極力回避，除了過把癮，當了幾天機關造反派的頭兒，見好就收，最後乾脆做個漠視、等閒人間疾苦、超乎「善惡之外」的逍遙派和旁觀者。我怎麽也難以得出「這是一本描寫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書」的宏論。面對中國空前絕後的這場浩劫、以及半個多世紀來「廣義文化大革命」的人間慘劇，高行健的作品所傳達的，多了一份苟且，少了一份血性！他的文化人格所表現的，是對良知的輕蔑和嘲弄！
唐山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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