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五 「香風味」
與《電工手冊》 《六次危機》為伴的新生活之2（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
（接上57）
這段時間，母親停止使用強的松，改吃中藥治她的硬皮病。我們在農村集市上到處為她搜尋中醫開的各種古怪的藥，甚麼龜板、蛇膽、蜈蚣、鱉甲。醫生們建議在天氣轉暖後到北京去找第一流的專家治療子宮出血和硬皮病。為了補償她過去遭受的種種磨難，東城區領導要派人陪她，母親就讓我陪她去。
我們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北上，住在朋友家。現在大家可以互相聯絡而不怕帶來危險了。母親在北京和天津看了幾位婦科醫生，他們診斷出她的子宮裡有個良性腫瘤，建議她切除子宮。手術前他們說只要她注意休息，保持情緒愉快，流血就能控制住。硬皮病專家說她的硬皮病可能控制在局部，如果真能如此，她就沒有生命危險了。母親聽從了醫生的建議，在第二年切除了子宮。硬皮病後來也穩定在局部。
我們拜訪了我父母的許多朋友，他們都已平反了。一些人剛從監獄裡放出來。大家頻頻舉杯慶祝，淚水也不斷泉湧而出。每家都有親人因文革而死，一位老朋友的八十歲母親從家裏被趕出來，睡在樓梯口上，半夜滾下來摔死了。另一位朋友看見我時，忍不住流下眼淚，因為我像他的女兒，她和我年齡差不多。她和同學們一道下放到氣候惡劣的西伯利亞邊界落戶，在那裏懷了孕，心裏害怕，就私下向一個產婆求助。那人把麝香拴在她的腰上，要她從牆上往下跳墮胎，結果她大出血死去。每家每戶都有悲劇，但是我們也談到希望，談到好一點的將來。
一天，我們去看望童先生，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此時剛釋放出獄。他是從東北到四川的「長征」途中我母親的上司，後來當上了公安部一個局的局長。文革開始時，人家說他是蘇聯間諜，又說他主持了在毛澤客房間裡安錄音機，搞「竊聽」——這件事他是受命做的，因為當時毛澤東說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寶貴得無以復加，必須加以保存。而毛澤東說話的湖南口音太重，秘書們很難全懂，有時他們還有在場，所以得把毛的話錄下來。一九六七年初童先生被捕了，關在專關上層人物的秦城監獄。他在單身牢房裡戴著手銬腳鐐關了五年，腿變得像木棍般的細，上身則腫大得像木桶。他的妻子兒女被逼著和他「劃清界限」，家裏的大部份東西，包括所有的衣物，都在抄家時被沒收。林彪垮臺後，由周恩來批准，童先生從監獄裡放了出來，他的妻子也從東北邊界幹校被召回來與他團圓。釋放他的那天妻子給他帶了些新衣服，他劈頭第一句話卻是：「你不應該只給我帶物質東西，應該給我帶精神糧食（《毛澤東選集》）」。一套《毛澤東選集》是童先生五年單獨囚禁期間的唯一讀物。我那時住在他家，看見他每日召集全家學《毛選》，認真得使我覺得悲傷而不是可笑。
幾個月後，童被派往一個南方港口城市去執行公務。長期的監禁使他身體無法承擔繁重工作，他很快就發了心臟病。政府派一架專機把他送往廣州大醫院，醫院裡的電梯沒開，他堅持自己走上四樓，說教人抬上去不合共產黨員的道德。他死在手術台上，死前留下話，不讓家裏人去看他，因為：「他們不應該停下手上的工作。」
一九七二年五月，當我們還住在童先生家裏時，母親和我收到電報，說准許我父親離開幹校了。林彪垮臺後，醫生終於為我父親檢查了身體，結論是他的血壓高得可怕，還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肝硬化及動脈硬化等疾病。醫生建議他到北京來作徹底檢查。他乘火車到成都，然後飛來北京。因為到飛機場沒有公共汽車，非乘機人又不能坐民航的大汽車，我和母親只能在北京城內的民航大樓等他。他顯得又黑又瘦又蒼老。這是他三年半來第一次走出米易的大山。最初幾天，他好像被這個大城市弄糊塗了，說「過街」是「過河」，「上車」是「上船」。在擠滿人的大街上他猶猶豫豫地走，顯得很迷惘。我是又笑又流淚，拉起他的手做他的嚮導。我們住在他在宜賓一塊工作過的老朋友家裏，這人在文革中也受了很多折磨。
除了這人和童先生外，我父親沒去看任何人——因為他還沒有平反。和我充滿樂觀的心情相反，他心事重重。為了使他高興，我纏著他和母親在三十八攝氏度的高溫下游覽全城。有一次，我硬拉著他和我去爬長城，我們乘上一輛擠滿人的長途汽車，車裡汗臭熏天，塵土又嗆得人透不過氣來。我不停地東說西說，他呢，掛著抑鬱的微笑聽。突然，坐在我們面前的農婦抱著的一個小孩大哭起來，農婦一巴掌打下去。父親忽地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朝她大喊：「妳怎麼這樣打孩子！」我連忙拉他的袖子要他坐下，車裡乘客都在看我們，因為公開干涉他人的這類事很不尋常。我嘆了口氣，想起父親從前怎麼打京明和小黑。他變多了！
在北京我也看到了做夢也不敢企望的新書。那年二月，尼克松總統訪問了中國，中國官方說他是「打著白旗來的」。美國人是頭號敵人的這種想法和我所受的一些別的灌輸一樣，早已從我頭腦裡消失了。我很高興尼克松訪華，因為隨著他的訪問，中國出現了一種新氣氛。在這種氣氛裡，一些外國書籍翻譯出版了。這些書都是「內部發行」，但「內部」是甚麼，沒有明確規定。結果是只要是一個通過職務、身份得到一本書，他的朋友們就都能看到。
我也看到幾本，有尼克松的《六次危機》（Six Crisis），當然經過一點刪節，特別他有那幾段反共歷史；胡伯斯坦（David Halberstain）的《出類拔萃之輩》(The Best And Brightest)；夏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以及沃克(Herman Work)的《戰爭風雲》 （The Winds of War）。這些書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動態，使我喜不自勝。《出類拔萃之輩》對肯尼迪政府的描寫讓我對美國政府的鬆弛氣氛驚嘆不已。書中寫實的筆調也令我大為折服，它們是多麼冷靜、超然！對照中國宣傳媒體的說教、譴責和斷言，甚至尼克松的《六次危機》也成了平和文風的典範。我為《戰爭風雲》中氣勢雄偉的時代描述所懾服，更被它偶然提到的西方婦女穿著講究、多選擇所吸引。我當時二十歲，只有幾件衣服，式樣跟大家一模一樣，不是藍的、灰的，就是白的。我合上眼，想像著撫摸那些我從來沒見過、穿過的漂亮衣服。
這些新鮮空氣自然是林彪垮臺後整個政治風氣的一部份，但尼克松的訪華也給鬆「緊箍咒」帶來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增加國外的信息說是因為中國人不能顯得對美國一無所知而丟了面子。學習英語不再是大逆不道了，而是革命事業的需要，為了「在全世界廣交朋友」。儘管尼克松沒有去成都，為了避免嚇壞了尊貴的外賓，文革初期被紅衛兵改成殺氣騰騰名字的街道和餐館，也恢復了舊名。「火藥味」改回「香風味」。
就是在這種氣氛裡，我在北京呆了五個月。我一個人獨處時，總想到戴。我們沒有通信，我給他寫了詩，但都沒有寄出去。慢慢地，對前途的嚮往戰勝了對舊情的眷念。特別是一則消息使所有別的想法都黯淡無光，自十四歲以來，我第一次看見了一個從不敢夢想的前途——上大學。在北京有很少數的學生已於前一兩年入學了，看來全國大學不久就要統統開學。周恩來強調了毛澤東的一條語錄，「大學還是要辦的」，以使重開大學合法化。我焦躁地等著回成都去準備功課考大學。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回到工廠，看見了戴。我的悲傷心情已變淡了，他也顯得平靜，只是偶爾露出一絲憂鬱。我們再次成了好朋友，但不再談詩了。我埋頭學習，在準備上大學，雖然不知道上大學要念甚麼。這可由不得我，毛澤東說過「教育要革命」，內容之一是大學讀甚麼專業由國家分配，而不由個人興趣——個人興趣是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罪惡。我只得學習所有主要的課程：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英語。
毛澤東還指示大學生不得來自傳統渠道——中學畢業生，必須從工人、農民和士兵中選拔。這對我倒正合適，我是真資格的農民，而且現在又是工人。周恩來決定舉行入學考試，雖然他得把「考試」這個詞改成瞭解考生「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根據毛澤東的另一條語錄，毛不喜歡考試。上大學的新程序是：首先由申請者的工作單位推薦，然後參加入學考試，最後招生單位權衡考試結果和申請人的「政治表現」來作決定。
近十個月時間，我把傍晚、週末及在工廠裡的大部份時間都花在細心啃教科書上。這些書是朋友們的，僥倖逃脫了紅衛兵焚書的大火。我還有好幾個教師。他們樂意放棄傍晚和假日休息時間，熱心幫我補習。高度發達的中華文化在文革中面臨滅絕的危險，使熱愛這個文化的人們都感到有一條紐帶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一九七五年春天，鄧小平平了反，升為副總理，實際是代理患病的周恩來。我高興極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明確無疑的信號：文革漸漸扭轉情勢了。大家普遍認為鄧小平是致力於經濟建設而不是搞破壞的人，是出色的治國人才。文革中毛澤東沒有把他整死，而是把他送到一家拖拉機廠保護起來，以在周恩來出意外時派上用場。毛澤東總是很實際，不會斷了後路。
我很高興鄧小平復出也有個人原因。當我是孩子時，他的繼母鄧奶奶對我很好，他妹妹是我家在省委大院裡多年的鄰居。鄧阿姨和她丈夫因為是鄧小平的親戚而被批判鬥爭，省委裡那些在文革前討好奉承她的人，在文革中都極力避開她，有的在鬥爭會上大罵她，但是我家像以往一樣對她。她呢，也是省委大院少有的幾個在我父親被迫害時，偷偷對我們表示佩服我父親的人。在那些日子裡，一個點頭，一絲微笑，都是罕見而寶貴的，我們兩個家庭發展出彼此信賴的感情。
一九七三年夏天，大學招生開始了。我感覺到自己像是在等待生死判決。四川大學外文系的一個名額分配給了成都市二輕局，而這個局管理了包括我的廠在內的二十三家工廠，每個廠裡推薦一名候選人士參加考試。我的廠裡幾百名工人中共有六個人申請，各車間舉手表決選舉，五個車間有四個選了我。我所屬車間裡還有另一名申請人，她是我的朋友，十九歲。工人對我們倆都喜歡，但他們只能在我們之中選一個。選舉時，她的名字先念，我看見一排排工人在不安地耳語、對看，大家顯然不知該怎麼辦。我心裏亂糟糟的——選她的人越多，選我的人就越少。突然她站起身來，略不好意思地笑著說：「我想放棄申請，選張戎。我比她年輕兩歲，我明年再爭取。」工人爆發出一一陣放心的笑，都答應第二年再推薦她。果然，她於一九七四年進了大學。我為她的好心投票結果而深受感動，工人們好像都幫我實現夢想。我的家庭背景也不無作用，戴很想讀書，但沒有申請，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
我參加了語文、數學和英語考試。考試前一天晚上我緊張得無論如何也睡不著覺。一上午考完後，我回家吃午飯，姐姐在家等著我，輕柔地按摩我頭部，使我迷迷糊糊休息了一陣。題目都很簡單，基木上沒有涉及我拚命塞進腦子裡的幾何、三角、物理和化學。我每門考得都很好，特別是英文口試，得了全市所有考生的最高分。
我正想鬆口氣，卻遭到當頭棒喝。七月二十日《人民日報》上出現一篇關於《一張白卷》的文章。有名考生叫張鐵生，是落戶錦州附近農村的青年，他答不出大學入學考試題，只好交了一份白卷。他在捲上寫了一封信，罵考試是資本主義復辟。他的信被主管那個省的毛澤東侄兒兼助手毛遠新發現，讓新聞媒介大力宣揚。毛夫人和她的同夥把強調學術水準斥責為「資產階級專政」。他們說：「就算整個國家都成了文盲又算甚麼？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最偉大的勝利！」
結果我參加的考試被宣布無效。大學入學這下子全由「政治表現」決定了。可是「政治表現」如何衡量呢？我的工廠推薦我的材料是在電工班的「集體鑑定會」後寫出來的，由戴起草，我從前的女電工師傅潤色。寫得我簡直像天上難找、地下難尋的十全十美模範。我一點也不懷疑別的二十二候選人也有同樣的推薦資料，怎麼可能靠這樣的評語判出高低來呢？ 不靠評語又靠甚麼呢？一個廣為宣傳的「英雄」喊道：「你問我憑甚麼上大學，我憑的是這個！」話音一落，他舉起手，露出老繭。但是我們大家的手上都有老繭，我們全部在工廠幹過，絕大多數人還在農村待過。
只有一條路：後門。
四川省招生委員會的大多數當權者都是我父親的老同事，現在平了反。他們欣賞我父親的勇氣和正直，願意幫助他。我父親非常希望我能夠上大學，但他不願去找這些老同事。他說：「這對那些無權無勢的人太不公平了。要是辦事都得這樣，這國家有甚麼希望呢？」我氣得和他爭執，說著說著就大哭起來。我必定看上去傷心透了，因為父親滿臉痛苦地說：「好吧！好吧！我去。」
我攙扶著他朝一哩外的一家醫院走去，一位招生委員會負責人正在這裡住院，檢查身體。幾乎所有文革被整的人都身心交瘁。父親拄著枴杖慢慢地走著，過去的生氣勃勃和敏捷已沒有半點影子。看著他拖著艱難的步伐一點點往前走，不時停下來喘氣，顯然內心也像手腳一樣掙扎著，我真想說：「回去吧！」但是，我又太想上大學了。
進了醫院院子，我們坐在低矮的石頭橋沿上休息，父親看上去迴腸九轉。終於他說話了：「你能原諒我嗎，女兒？我實在不能做這事…」頓時我覺得一陣憤怒，直想衝他大喊，說我也不想做這種事，但不這樣做就沒有希望。這不是我的錯，實在是沒有更公平的路好走啊！我想告訴他我是多麼想上大學，而且我有資格上：憑我的艱苦學習，憑我的考試成績，憑我是工人們選出來的。但話衝到嘴邊又吞了下去。我明白父親知道這些，正是他從小鼓勵了我對知識的渴求。然而，他有他的原則，我愛他，不僅接受他這個人。我也理解他的困境，一個講道德原則的人生活在一塊道德的沙漠裡。我嚥下眼淚，簡單答了一聲：「當然。」我們沉默地拖著步子回了家。
幸運的是，母親是個在死胡同中也要衝出條路來的人。她去見招生委員會主任的妻子請她向丈夫轉述我的情形。她還去見別的招生委員會負責人，向他們強調我的考試成績，她很清楚那些以前的走資派一聽這個就會動心，結果他們都支持我。一九七三年十月，我進了四川大學外語系。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