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七 「如果這是天堂 地獄又是什麼樣子呢？」
父親之死之2（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接上61）
父親去世前幾個星期的一天，我陪他到成都火車站去接他的一位朋友。我們坐在半敞的候車棚裡等候，十年前就是在這個候車棚裡，我送母親去北京為他申訴。如今候車棚依舊，只是更加破爛，更加擁擠。更多的人擠在站前的廣場上，有些躺在水泥地上睡覺，有些人呆坐著，不少婦女在奶孩子，還有人在乞討，這些都是從北方逃荒的農民，被天災加上毛夫人小集團製造的人禍所驅趕南下。來時他們大多擠在火車楔上，坐不穩摔下來跌死的，火車穿越隧道時被撞死的時有所聞。
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告訴父親我想在暑假到長江三峽玩，我對他說：「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玩。」父親搖頭不同意說：「年輕人應該多學習、多工作。」坐在候車棚裡，我又說起旅遊，一個清潔工正在掃地，她掃的道上坐著一個北方農婦，旁邊是個破爛包袱和兩個衣衫襤幼兒，還有個嬰兒正在她懷裡吃奶。她敞著胸，沒有半點不好意思，胸脯又黑又髒。清潔工徑直掃過去，對坐在地上的人視而不見，把垃圾都掃到他們身上。農婦完全無動於衷。
父親轉身向著我們說：「周圍到處有人這樣生活，你難道還有心思玩嗎？」我沒話說了，心想：「我一個人能幹什麼呢？我不玩、不愉快又能起得了什麼作用呢？」我沒說出來，這聽起來是自私得不可思議，我是在「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道德教育下長大的。
在父親去世的萬事皆空的心緒裡，我開始懷疑所有這些格言、訓導。我不想要偉大的使命，不要「事業」，只要生活——平靜的生活，可能是瑣碎的生活，卻是自己的生活。我告訴母親暑假期間，我想沿長江旅遊。
她極力贊成我去，姐姐也支持我，她當時已回到成都和「眼鏡」一起住在我家裡。「眼鏡」的工廠本應該供給他住房，但是在文革中沒有建過新住宅。有許多像「眼鏡」這樣的職工，進廠時是單身漢，八個人住一間單身宿舍。十年之後，大多數人結了婚，有了孩子，沒辦法，只好擠在父母或岳父母家，三代同堂很普遍。
姐姐沒有工怍，因為她是在回城前結婚的，按條款她不能就業。但另有規定是：國家職工死了，他們的一個兒女可以安排工作。就這樣因父親去世，姐姐在成都中醫學院謀得了一份差事。
七月我和京明同下長江，他當時在長江邊上大城市武漢讀書。我們的第一站是廬山，山上到處鬱鬱蔥蔥，氣候異常涼爽。好些重要的共產黨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包括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元帥被罷了官的廬山會議，那次會議舊址成了「革命傳統教育聖地」。我建議去看看，京明白了我一眼說：「天天都有『革命教育』課你還沒有上夠？到這裡來也不想歇一歇？」
我們在山上照了許多相，一卷三十六張的底片只剩最後一張了。在下山途中，我們經過一座兩層樓別墅，若隱若現地從一片梧桐、木蘭、松針中露出來，看上去就像亂石砌成，與身後山岩混成一體。我覺地這裡十分美，就照下了最後一張相。突然有一個人好像是從地下冒出來的，他低聲但嚴厲地命令我把相機交給他。他身著便衣，但我注意到他有支手槍。他打開相機把我的整卷底片曝了光，然後才把相機還給我，隨後就消失了，就像又鑽回地下去了。一些站在我身邊的遊客悄悄地告訴我們說：這裡是毛澤東的消夏別墅。（此處刪去兩行）。到了那個好像有隱身術的警衛聽不到的地方，我開始婉惜三十六張相片白照了，京明咧嘴笑著說：「你總算領教了看聖地的厲害了。」
我們乘公共汽車離開廬山。像中國的每一輛公共汽車一樣，這輛也爆滿。我們只得像鷺鷥一樣伸長脖子以維持呼吸。文革以來幾乎沒有新公共汽車出廠，而在此期間，城市人口增長了好幾千萬。車才開了幾分鐘，一個趔趄停了下來。前門吱吱擠開了，一個身著便衣，看上去頗帶權威的人一隻腳踮著站上來。他大聲喊道：「蹲下來！都蹲下來！前邊有美國客人！這麼多亂糟糟的頭看起來太有失國體了！」我們只得想法彎腰低頭，但人太多，辦不到。那人還在喊：「每個人都有責任維護偉大祖國光輝形象，我們必須表現有秩序、有尊嚴！快點蹲下！把頭都低下去！」冷不防地我聽見京明大聲說：「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絕不要向美資本主義低頭嗎？」我吃了一驚，這樣的話是自找麻煩，幽默在當時很危險。不過那人只是朝我們這個方面瞪了一眼。什麼也沒說。他又大略環視了一遍整個車廂，就匆匆下車了。他顯然不想讓「美國客人」看見大吵大鬧。任何中國人不一致的現象都不能讓外國人看見。
我們沿長江而下，處處是文革浩劫的痕迹：廟宇被毀、雕像被砸、古老的城鎮受破壞，中國古老文明的印記幾乎喪失殆盡，但是損失還不只限於此。中國人不僅僅毀壞了自己大多數美好的東西，還失卻了對美好東西的鑒賞和珍惜，並且造不出新的來。除了傷痕纍纍，但仍然令人嘆為觀止的風景外，可愛的中國變成了一個醜陋的國家。
暑假快結束時，我乘船從武漢長江逆流而上過三峽回四川，旅程是三天時間。一天早上，我正靠著船舷跟一個乘客聊天，江風吹來，吹散了我的頭髮，把髮梳吹落到江裡，那乘客目瞪口呆，指著我們剛經過的一條支流入江口對我說起一段故事。
公元前三十三年，漢元帝想和強大的北方鄰邦匈奴講和，決定把一名宮女嫁給匈奴的可汗。他從宮中三千名嬪妃的畫像中挑選，這些人中好些他連見也沒見過。因為是「下嫁番邦」，他選舉了畫像上最醜的王昭君。啟程那天，皇帝才發現她非常美。她被畫得難看是因為她拒絕向畫師行賄。皇帝下令砍了畫師的頭，可惜王昭君還是非走不可。她坐在江畔邊梳頭邊流淚，傷心自己要遠離祖國到野蠻番邦去生活。一陣風把她的梳子捲到江裡，就像是想要她的一件東西留在祖國，後來她自殺了。傳說中說她的梳子落水之處，江水變得像水晶一樣清澈，得名「清江」。我的旅伴咧著嘴笑著說：「哎呀！壞運氣！看來你最終要在外國生活，嫁給一個野蠻人了。」我笑了笑，從話裡看到中國人一向把其他民族視作野蠻人的傳統。我想，那位古代美人王昭君如果嫁給了番王，會不會反而幸福呢？她至少天天與草原、駿馬、大自然作伴。而和中國皇帝在一起，她的天地只是豪華的牢房，連棵樹也沒有，因為樹可能使姬妾爬牆逃走。我想我們是多麼像中國傳說中的井底之蛙，說天只有井口那麼大。我覺得有股強烈、緊迫的慾望想去看外面世界。
那時，我雖然已經二十三歲了。學了近兩年的英語。但從來沒有和一個外國人說過話。我只在一九七二年在北京看見過外國人。有個外國人曾來過我們學校，他是少數幾個「中國的朋友」之一。那是個炎熱的夏天，我正在睡午覺，一個同學興沖沖地跑來。把我們都叫醒，大聲說：「外國人來了！外國人來了！快去看外國人！」一些人跟去了，但我決定繼續睡午覺。我覺得傻乎乎的圍著外國人看實在太可笑。另外，我們又禁止和他談話。即使是「中國的朋友」也不行，看一陣有什麼用呢？
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外國人講話，只聽過一卷靈格風語言學習錄音帶。當我開始學英語時，我借來錄音帶和錄音機，在支機石街家裡聽。一些鄰居聚集在樓下，睜大眼睛搖著頭說：「這聲音真好玩！」他們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放給大家聽。
和外國人交談是每個學外文的學生的夢想，我的機會終於來了。遊長江返校後，我聽說我們這一年級的學生在十月份要被送到南部港口城市湛江去和外國海員練習英語。我興奮極了！
湛江離成都大約有七百五十哩，乘火車要兩天兩夜。它是中國最南端的港口。離越南邊界很近。到了這兒，就像是到了外國，有本世紀初的殖民風格建築物，模仿羅馬風格的拱廊，好似教堂窗戶的彩色圓窗，以及支著五顏六色陽傘的太陽台。當地人說廣東話，儼然是一種外語。空氣中有股不熟悉的大海氣息，異國情調的熱帶植物香味和一個新世界的感覺。
但是我在這個世界裡的激動心情總是被現實所壓抑。我們由一名政治工作幹部、三名講師帶隊。他們宣布紀律：我們不得到海邊去，雖然住處離海邊只有一哩。港口是「閑人勿進」，怕有人破壞或從那兒「叛逃」。他們還講了個故事，說有個廣州學生不知怎麼地鑽進了一艘貨船，藏在貨倉裡，他不知道貨倉要封幾個星期，當到岸打開貨倉時，他已經人死屍爛了。我們除了住處那幾條街外，哪兒也不准去。
這樣的規定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每次宣布都免不了使我憤怒一陣。一天，我被一般強烈的衝動所支配，一心非出去看看不可。我於是裝病，得到允許後到城裡醫院就診。我在街上徘徊，一心想去看大海，但沒有成功。當地人不願幫忙，他們不喜歡不會說廣東話的人，故意裝著聽不懂我說的話。我們在這個港市呆了三個星期，只一次准許我們到一個島上看海洋。
到這裡來的目的是找海員練英語。我們分成幾個小組，輪班在兩個外國海員出沒的地方遭遇他們：用硬通貨購買商品的友誼商店和海員俱樂部，裡面有酒吧、餐廳、撞球室和乒乓室。
和海員說話的內容有嚴格規定。除了在友誼商店櫃檯邊的幾句問答外，我們不得單獨和他們交談。如果他們詢問我們的姓名地址，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得給真的。他們都準備了假名字和根本不存在的住址。每次交談後，我們得作詳細的報告。寫上我們都說了些什麼。這是與外國人接觸的標準規矩。我們一次又一次被告誡要服從這些「涉外紀律」，否則，不光自己倒楣，還要影響其他人——別的學生也不准再來了。
練習英語的機會其實是零零碎碎的。輪船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所有的海員都要上岸，絕大多數海員的母語並非英語，他們是希臘人、日本人、南斯拉夫人、非洲人，菲律賓人最多，他們也只會寥寥幾句英語。偶爾也有幸運的時候，如曾來過一位蘇格蘭船長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會說一口漂亮英語的北歐人。
當我們在俱樂部裡等待寶貝的海員時，我愛坐在後院的陽台上看書、凝視那一叢椰子樹和棕櫚樹在深藍色天空上的剪影。一有海員動蕩著走過來。我們便跳起身來迎上去，就像是趕過去搶他們似的，一面儘可能保持尊嚴，一面如饑似渴地要跟他們說話。當我們拒絕他們請喝飲料的邀請時，我常常看見他們的眼神裡透著一分不解。我們不能接受他人請喝的飲料，因為這是命令，更有甚者，我們完全不准喝飲料。櫃檯櫥窗裡的五顏六色的瓶瓶罐罐只供外國人消費，我們只是乾坐著，四五個臉色嚴肅得令人望而生畏的年輕男女。我完全沒想到這對外國海員來說該多麼奇怪，這光景和他們對港口生活的期待差了十萬八千里。
當第一批黑人水手面對，我們的教師委婉地告誡女學生要小心。他們說：「這些人開化程度低，還沒有學人怎麼控制自己的本能。所以他們隨時隨地都要表現自己的感情，如撫摸、摟抱、甚至親吻。」教師面對著一屋子露出震驚和厭惡的面孔，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故事：上次來的一個女學生在一次對話中突然尖叫起來，原來有個甘比亞海員想摟抱她，她以為自己要被人強姦了（在一群人、一群中國人中）。她恐懼的心理是如此強烈，以後隨便怎麼勸她也不敢跟外國人說話了。
男同學，特別是男學生幹部，被賦予保護女生的任務。黑人水手每和一個女生說話，他們就互使眼色，趕忙過來「救」我們，接過話題，或簡直就插身站在我們與黑人水手之間。那黑人可能並沒有察覺到這些預防措施，特別是男生們總會立即大談「中國和亞、非、拉人民的友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會背誦從書本上搬來的話：「中國將永遠和被壓迫、受剝削的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們反對美資本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黑人看上去有點如陷五里霧中，有時也很感動，於是擁抱中國男人，男生們也回贈以同志似的摟抱。
當時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的一員。但是說起來好像不是在簡單地陳述事實，而是在表示謙虛，以一種優越感的姿態把自己降低到第三世界去，好像我們列入第三世界是為了領導它，保護它，別人都明白我們其實是遠居第三世界之上的世界大國。實際上，我們優越在哪裡？我們人多？我們地大？在湛江，我看見那些第三世界的水手戴著華麗的手錶，拿著新穎的相機，喝著奇特的飲料——這些東西沒有一樣我們見過。他們的生活顯然與絕大多數中國人有天壤之別。（此處刪去兩行）。
我對外國人非常好奇，渴望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和中國人有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但是我得隱藏我的好奇心，那時對外國人顯示好奇除了有政治的危險外，還算丟臉。在毛澤東領導下，（此處刪去兩行）。中國人把在外國人面前顯得「尊嚴」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上。所謂「尊嚴」其實是做出來的傲慢，莫測高深。一種普遍的做法是表現得對外部世界沒有興趣，我的許多同學根本就不向外國人提問題。
可能部分原因是我無法抑制好奇心，部分是我的英語較好，海員們似乎都樂意跟我說話。我小心謹慎，儘可能少說，讓別的同學有練習的機會，但是有些海員卻拒絕和別的學生交談。我和海員俱樂部主任的關係也很好。他姓龍，個頭大極了。我的引入注目引起了明先生和別的頭頭的不滿。在政治會上，有人指責我違反了「涉外紀律」，說我看上去「太感興趣」、「笑得太多」、「嘴張得太大」，還用手勢——我們女學生得把手放在桌子下面，坐得紋絲不動。
中國社會很多人仍然要女人保持「端莊矜持」的舉止，面對男人的注目要垂目做害羞狀，笑不露齒，當然更不能用手勢。違反這些行為規範就是「輕浮」。在當時，對外國人「輕浮」簡直不可饒恕。
這些針對我的批評使我怒不可遏。正是我的共產黨父母給了我自由開明的教育，他們把對女人的清規戒律看作是共產黨革命要革除的東西。但是現在對女人的傳統束縛和政治上的壓制卻結合起來了，二者都用來發泄指責者的無聊小氣的不滿和忌妒。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