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八 「長上翅膀飛」之2（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八年）
（接上64）
歸來時，我聽說系裡真有一個名額，讓一名青年或中年都是到西方去留學。系裡已確定了一個人。這個驚人的消息是羅教授告訴我的，她七十歲出頭，走路不太穩，柱著根拐杖。除此以外，她十分精幹，做起事來急急忙忙，說英語也非常快，好像是要把所有她知道的都一下子說出來。她在美國生活了大約三十年。她的父親是一位國民黨高級法院的法官，希望女兒受西方教育。在美國她取名露西，愛上了一位名叫路克的美國學生。他們計劃結婚，但是路克的母親說：「露西。我很喜歡你，只是我不敢想像你們的孩子將來面孔是什麼樣子？我很為難……」
露西和路克斷絕了關係，她的自尊心強，不願在對方家庭不歡迎她的情況下嫁給他。五十年代初，共產黨掌權後，她回到中國，心想中國人的尊嚴終於會恢復了。但是她忘不了路克，年齡很大才和一位教英語的教授結了婚，她並不愛這個人，夫婦倆總是吵個不停。在文革期間，他倆被趕出了自己的家，擠在一間十尺長、八尺寬的小屋子裡度日，屋子裡塞滿了褪色發黃的舊期刊和滿是灰塵的書。這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妻一個坐在雙人床邊，一個坐在唯一的一張椅子上，那種無法忍受對方的光景，看到就叫我傷心。
羅教授很喜歡我，說從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青年時代。五十年前，她也像我一樣，急於從生活裡尋求幸福。她最終沒有得到，她告訴我她希望我能如願以償，聽說有出國留學名額，還可能是到美國時，她又興奮，又焦急，怕我在出差，沒法提出要求。這個名額系裡給了易小姐，她比我早一年畢業，當了幹部。當我在鄉下時，她和系裡文革期間畢業的青年教師都參加一個培訓班以提高英語水平，羅教授是他們的教師之一，她的教材摘自原版英文刊物，是她從在北京、上海等比較開放的城市朋友那裡要來的。當時四川仍然完全對外國人關閉。每當我從鄉下回成都，都去聽她的課。
一天，她的教材是一篇關於美國工業使用原子能的文章。羅教授解釋了這篇文章後，易小姐從書上抬起頭來，挺直了腰，以義憤填膺的口吻說：「這篇文章只能以批判眼光來看！美帝國主義怎麼可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呢？」聽到易小姐這樣鸚鵡學舌似的照搬官方宣傳，我的不耐煩一下子冒了上來，衝口說：「你怎麼知道他們不可能呢？」易小姐和班上大多數人都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眼光轉過臉來看我，對他們來說，我這樣的反問簡直不可思議，甚至夠格「反動」了。我心一懸，但就在這裡，我看到羅教授眼裡閃爍的一星火花，一絲只有我能看出來的賞識笑容。我感到被理解、受到了鼓勵。
除了羅教授外，別的老教授、老講師也都希望是我、而不是易小姐去留學。但是，雖然在新的政治氣候裡他們開始受到尊重，他們說話還是不頂用。除了我母親，誰也幫不了我。我聽從她的建議，去見主管大學的父親以前的同事。我告訴他們我有一點意見：鄧小平同志說大學入學必須看考試成績，而不能走後門，為什麼留學生選擇不這樣做呢？我懇求他們給我一次公平競爭的機會，讓我們大家考試。
正當我和母親努力爭取時，一道命令突然自北京下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留學生的選拔取決於全國統一考試的成績，首次全國統考將很快在北京、上海、西安同時舉行。
我們系上奉命送三名候選人赴兵馬俑的出土地古都西安應考。系裡撤消了易小姐，改派兩名中年教師，一名青年都是做候選人。兩名中年教師是指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四十出頭的講師，文革前一直在教英語。部分是因為北京要求注重學術水平，部分是因為我母親的爭取，系裡決定第三名年輕候選人須通過筆試、口試，從二十幾個文革期間畢業的學生中選擇，考試時間定在三月十八日。
這兩門考試我都得了最高分，雖然我口試贏得有點不尋常。我們是每次一個人進到一間教室，面對兩名主考官：羅教授和另一位老教授。他們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桌上散放著一些紙團，進去的人隨意拿一個打開，用英語回答上面的問題。
我打開了一個，只見上面寫著：「最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二中全會的新聞公報的重點是什麼？」我當然一點也不知道，只站在那裡拚命搜索枯腸想找出什麼話來說。羅教授看了看我的臉，伸出手來接過那張條子。她瞥了一眼，遞給另外那位教授看。然後她默默把紙條放進口袋，用眼神示意我另外揀一個，這次的問題是：「說一說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好形勢。」多年來的強制性謳歌社會主義祖國大好形勢早巳使我厭煩得要死，可這一次我有滿肚子話要說，我甚至還剛寫了一首詩謳歌一九七八年的春天。鄧小平的左右手胡耀邦當時擔任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長，開始替各種各樣的「階級敵人」平反。中國顯然正從文革的陰影裡掙脫出來。工業正在全面復甦，商店的貨架上多了商品，學校、醫院和服務行業都恢復正常工作。長期受禁的書籍也紛紛出版了，人們等在書店外面排隊購買，有時要排上兩天。街道上是笑臉，家庭裡也有了笑聲。
在這樣的春意裡，我開始拚命地準備西安的考試，只剩下不到三周了。幾位教師慷慨地幫助我，羅教授整理出一個書目，還給了我十幾本英語書。遞給我時她又想到我不可能有時間讀完它們，於是飛快地在她堆得滿滿的寫字檯上清出一個空間，放上她的手提打字機，花了兩個星期打出這些讀物的大要。她俏皮地眨眨眼說，五十年前路克就是這樣幫愛參加酒會、跳舞的她應付考試的。
兩位講師和我由系黨總支副書記帶領乘火車去西安，成都離西安有一天一夜路程，大半時間我都伏在我的硬卧鋪位上忙著複習羅教授的筆記。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名額、去哪個國家。當時在中國絕大多數的資訊都是國家機密。到達西安後，我們聽說共有十二人參加這裡的考試，多半是來自西部四個省份的中年講師。密封的試卷臨考試前一天才從北京空運來。筆試佔一個上午時間，有三道題，一道是翻譯《根》的一大段。考試大廳的窗戶外面，四月的古城正是「長安無處不飛花」的時節，滿天飄舞著楊柳白絮。快到中午時，我們的試卷被收了上去、封好，直接送往北京和北京、上海的試卷一起評分。下午是口試。
到了五月底，我得到消息，說這兩門考試我都成績優異。母親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加緊活動——為父親恢複名譽。雖然父親去世了，但是他的檔案仍關係著他孩子們的前途。檔案裡現有的結論說他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母親很清楚，即使中國正在變得自由、開明，這樣的結論仍然會阻止我出國。她不斷去遊說現已重新做官的我父親以前的同事。她拿出周恩來的字條，上面說我父親有權向毛澤東上書。這張字條曾被我姥姥煞費苦心地藏在她的一個小腳棉鞋裡。現在，在周恩來寫這張字條的十一年之後，母親決定把它交給省委的新負責人。當時趙紫陽是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在中央主管平反工作。這是個幸運的時刻。（此處刪去一句）。
六月十二日，省委組織部一個處長出現在支機石街我家，帶來黨對我父親的新結論。他遞給我母親一張薄薄的紙，上面寫著：我父親是好幹部、好黨員。這表示他正式平反。在這之後，我的獎學金才由教育部批准了。
在系裡正式通知我之前，興高采烈的朋友們就告訴了我，到英國留學的消息。甚至不認識我的人都為我高興。我收到許多賀信和電報，去了一個又一個慶祝聚會，流了一場又一場興奮的眼淚。到西方去留學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中國封閉了幾十年，每個人都因缺乏新鮮空氣而感到窒息。我是我們大學的第一個，而且就我所知，也是整個四川（那時有九千萬人口）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一個到西方去留學的。並且，我是憑學習成績爭取到的——我連個共產黨員都不是。中國開始變了，我能出國表示了人們有希望、有機會了。
我沒有歡喜得忘乎所以，我的成功對周圍的人來說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以至於我對他們感到某種歉意，表現得興高采烈好像對不起朋友們，甚至會刺傷他們，而把欣喜藏在心裡不外露似乎又不誠實，所以不知不覺地我的情緒變得憂慮。
我也真感到悲哀：偌大的中國，機會卻微乎其微，人們的才華得不到發揮。我明白我很幸運，儘管我的家庭遭受了種種巨大不幸，但畢竟有優越的條件。現在看來中國正在變得更開放和公正，我焦急地希望變化得更快，讓全國的人都一樣幸運。
思緒萬千，我走完了那時出國前必須走的過程。首先，我去北京參加一個專門為出國人員辦的一個月短訓班，接受愛黨愛國思想灌輸。然後是一個月時間周遊中國，目的是使我們愛上祖國的大好河山，而不會打主意「叛逃」。官方為我們辦好了一切出國手續，我們還得到一筆治裝費：在外國人面前我們得衣冠楚楚。
錦江蜿蜒著從校園旁邊流過，在成都的最後幾天夜裡，我總是沿著它的堤岸散步。在夏季傍晚的薄霧裡，河面閃著月光，我回想著二十六年走過的路。我享受過特權，也遭受過磨難，有過勇氣，也有過恐怖；見過善良、忠誠，也見過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在痛苦、毀滅和死亡之中，我更認清了愛及人類不可摧毀的求生存、追求幸福的能力。
萬千滋味在心中翻騰。多年第一次，我特別想念父親、姥姥和俊英娘娘。在這之前，我一直避免想起他們，因為他們的死是我心裡最痛苦的一角。現在我想像著他們該會為我多麼高興、多麼驕傲。
我飛到北京，和十三名其他大學教師（包括一名政治輔導員）會合，一齊飛離中國。我們飛機於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八點鐘起飛。我差一點誤了飛機，因為幾個朋友來北京機場向我告別，我覺得不應該老去看錶。當我最後靠在飛機座位上時，我才意識到沒有好好摟摟母親。她是在成都機場為我送行的，幾乎不動什麼聲色，沒有流眼淚，我去到地球另一端似乎也不過是我們曲折多事的生活中的又一段插曲。
中國越離越遠了。我從窗戶看出去，只見銀色的機翼外是一個無邊的宇宙。我再看了一眼過去，就開始憧憬未來。我一心想擁抱世界。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