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9月01日讯】
三十五
一看见黄老板郁闷的脸色，还带着歉意，我突然意识到阿塔说得没错，我太乐观了。装钱的信封袋仍搁在桌上，原封未动。我的心凉了半截。
对于阿塔的出现，黄老板明显感到意外，朝阿塔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几乎没有废话就直奔主题。
“今天一天都在忙你的事，最后找到局长那里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那个副局长从中捣乱？”
“他？公安局里有十好几个副局长哪，这摊事不该他管。”
“急死人了！”阿塔失望已极叫喊起来。
“本来嘛，凭着我的关系，”黄老板举起夹在手指上的香烟猛吸了一口：“再给点钱，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些藏蛮子捞出来。”
当着阿塔的面使用蔑称“藏蛮子”，未免有些过分了。我斜觑了阿塔一眼，她回望我的眼神，似乎在说：没事。
“要是钱不够，你就说个数好了。”
“这跟钱没关系。”
阿塔难以理解：“那为什么还不放人？”
“麻烦在于—”
黄老板又猛吸了一口烟说：“国安已经介入了。”
我浑身发紧，连声叫苦，半天说不出话来。
只听阿塔又问：“国安？国安是个什么东东呀？”
黄老板含笑朝我眨眼。我才发现阿塔只知公安而不知国安。
我略向她做了解释：“国安就是秘密警察，权力无限大，国家机关、企业单位，甚至居民住宅区，都有国安安插的人。监视的眼睛无处不在，任何人只要受到国安怀疑，无须任何法律手续，随时可能被抓捕。”
阿塔似懂非懂，两眼依然疑惑。
“打个比方吧，”黄老板边抖烟灰边说：“国安好像一团神秘的浓雾，你要落到他们手里，外人就看不见也摸不着了。国安内部严格禁止互相打听，所以钱再多也救不了人，因为你不知道钱往哪儿送。”
我捶胸顿足地说：“怎么偏偏给国安盯上了！”
“听说是怀疑这些藏蛮子互相串联，图谋不轨。”黄老板连吸了几口烟说：“这帮国安坏着呢！宁可抓错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就算你是无辜的，只要刑讯逼供，想要什么口供，就能拿到什么口供。”
阿塔开始掉眼泪，无可奈何地说：“太黑了，太黑了。我们藏人，真难啊！”
“你以为呢？”黄老板把手头的半截烟往地上一扔。
“我们汉人就容易？”
回家的路上，我安慰阿塔：“我会再想想办法的。”
其实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但不这样说，还能说什么？听着我低微的声气，看着我神倦力乏的样子，阿塔又开始哭泣。
我心烦地说：“你就知道哭。”
阿塔猛然扭过头来，伸手抹了一把脸说：“我要是不哭，真的会发疯的！”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开车。
到家，刚跳下车，就听见手机短促一响。
黄老板发来短讯：“送完阿塔，立刻回来，越快越好。”
阿塔正打开房门，我冲她喊：“待在家里等我的消息。”
说完，随即返身上车，向锦江会所加速开去。
三十六
“我不希望阿塔在场，”黄老板一见到我就急切地说：“客人快要到了，我得先给你讲讲。”
原来黄老板最终还是找到副省长那里，不过没有惊动他，而是先跟他的秘书沟通。
“秘书姓李，经常代表副省长协调公安与国安的关系。中午我一直在会所跟李祕书打牌。你的那些钱我都‘输’给他了。他刚刚打来电话，已经联系到主管这个案子的国安领导。”
我大喜过望，连连感谢，黄老板却要我别过早乐观。“像这类事，李祕书也不好直接插手，只能旁敲侧击。主要还得靠你的运气。”
我茫然不解：“靠运气？”
黄老板说：“今晚由李祕书出面做东，把国安领导请来吃饭，这样你和他不就认识了？我把你和李祕书安排在他的两边，杯觥交错之间，李祕书会请他对你多加关照。再往下，就看你怎么单独跟他谈了。把握有多大，谁也说不准。”
平时不要说见国安，光是听到这两个字，就足以令我腿肚子转筋，血压升高。但我不想打退堂鼓。于是建议：“能不能饭后打几圈麻将，我争取多输点钱给他。”
黄老板说：“看情况啰。”
我又问：“此人有无特殊爱好？”
黄老板说：“巧了，据说他也喜欢收藏古董。”
我微微点头，开始冥思苦想见面后该如何应对。
忽然听黄老板提醒说：“千万记住，既要帮助那些藏蛮子，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见国安领导这样的事，更要守口如瓶。万一传出去，你我可就栽了。”
服务员进来说：“客人到了。”
我忐忑不安地随黄老板朝会所门口走去。迎面，我望见走在李祕书身旁的国安领导，眼睛突然一亮，既意外又兴奋莫名，竟叫了起来：“是你！”
对方正好也看清了我，那张因瘦削而棱角分明的脸上，露出多少年前我就已经熟悉的微笑。
三十七
结果呢，我和他饭后直接去了一家僻静的咖啡馆，我怀着一分大功即将告成的喜悦，因为，这位国安领导竟是我当年报社的上司兼老友！
我和他同龄。我调入报社做记者时，他做编辑室主任。我离开报社去英国前，他升为报社副总编。等到我回成都居住时，他已调走，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如今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曾经的往事，便浮上心头。
在报社期间我俩过从甚密，特别谈得来。他不像一般做长官的那样谨言慎行，假模假式。当年的我喜欢议论时政，对现实不满，情绪一旦激昂起来，言辞自然激烈，胆小的同事们每每发出惊叹：“你真敢说。”无不避而远之。但他会随声附和，甚至鼓励我往下说。我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会时，他也有兴趣参加，还向我询问这些人的详细情况。现在我意识到了，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他救过我一把，至今我感激着。我在报上发过一篇评论，讥讽现在的官场，没人读书，却都拥有“高学历”，不是中央党校毕业，就是在职研究生，我称之为“公开的假学历”。上面追查下来，报社领导层开会要开除我，全靠他力撑才保住我的饭碗。最不可思议的，我去英国前夕，他为我送行，几杯酒下肚，他开始发牢骚，说当今的官员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得再好，也没有用，还建议我出去了就别回来。
在英国期间我曾回国一趟，正好碰上他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对道光本朝的三羊开泰粉彩官窑碗。送这么贵重的古玩，是想帮帮他，因为他曾无意中透露读高中的女儿学习成绩差，难以考上大学，他正省吃俭用想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他肯定清楚我的用意。后来我偶尔浏览拍卖行纪录，发现这对碗已被他送拍，卖了六十万元人民币。
我们聊起往事，他提到女儿已在美国完成学业并找到了工作，却只字未提我对他的帮助。
“没想到李祕书要介绍的古董收藏家，原来是你。”
“我更没想到你有这个特殊身份。”
他淡然一笑，看似有几分得意。又说他一直以为我还在伦敦，只是几天前看到照片时，才发现我已经回国定居。
照片？我心里直犯嘀咕：“活见鬼，难道我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上？”
正胡猜一气，忽听他问：“你怎么会出现在叛乱分子的集会上？”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心脏也停止了跳，国安的耳目居然渗透到藏人的村落！我竭力回忆也捕捉不到当时有人在场拍照的踪迹。我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去西藏，我说是正巧碰上了，不过看看热闹。
“你的女友是藏人？她也在场吗？”国安老友注视着我，眼里飘动着好奇的光波。他端起杯子呷了一口咖啡，拿起纸巾擦掉嘴角沾了一圈的棕色泡沫，神情似乎在回想照片上有谁能对上号。
我立刻申明：“是我叫阿塔陪我去现场的。”
国安老友会心地笑了，把关注点转向其他人。
“你听见藏人都讨论了什么？领头的有几个？”我再也坐不住了，感觉像在受审似的，但又不敢把内心的不满表现出来，依然保持着笑脸说：
“我不懂藏语，也没兴趣，这么说吧，我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我只关心这辈子能不能活得舒服。玩玩古董，打打麻将，再有一位我爱的女人陪伴着。知足啦。”
“很好嘛，很好嘛。”他的口气如同上级表扬下级。
他已不是多少年前的那个他了，或者，当年戴着的假面具无懈可击，蒙了不少人。国安老友又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说：“这张照片送到我手上，要我调查、处理，我没理这茬。对你，我还是了解的。当年在报社，没几个领导喜欢你，认为你和党不一条心，是异议分子。我就反驳他们，说看人要看本质，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人，爱这个国家。对现实不满不是错，我也不满呢！所以照片被我锁进了抽屉，因为你不可能跟那些藏人站到一起，支持分裂中国。”
我越听越丧气，还说要请他帮忙，敢吗？搞不好一顶分裂主义的大帽子就扣到我头上！大约察觉我有些心不在焉，国安老友停下来，端详着我问：“你在想什么？”
我含含糊糊咕哝出一句连我也听不懂的话。怎么办？我在大脑里激烈地争斗着，说，还是不说？继续听他上无聊的政治课，再说声“拜拜”？费了老鼻子劲儿总算争取到这一步，难道就轻易放弃？
大约我的表情过于丰富，让国安老友给猜到了。
“有事找我，是吧？”
他意味深长地说：“李祕书不会无缘无故安排我跟你见面。”他掏出一盒精装中华牌香烟，自己先抽出一支点上，然后问我：“抽烟吗？”我点了下头，接过烟搁嘴上，刚吸一口就呛着了，咳嗽不止，心里倒是挺愉快，手头有点事儿做，正好掩饰内心的烦乱。国安老友缓缓地吞云吐雾，一付耐心等待的神态。
（待续）@＃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