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读下去(1)

作者:郭怡慧

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大纪元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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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一个特定计划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透过黑人文学讲授美国历史……

*如果我未曾离开,事态是否会不一样?

我想像自己带着学生读一些曾经感动我的文学作品。

我仿佛看到我的学生们像我在八年级时那样,为小马丁·路德·金恩〈来自伯明罕监狱的信〉感到热血奔腾,或者像后来我在高中时那样因为读到麦尔坎·X的自传而满心向往。

我会要求学生读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看书中那些当年的学童是如何带着英雄式的淡定和冷静,穿过讪笑怒骂的凶恶人群,前往学校上课。书本教导我要敬佩──如拉尔夫·艾里森所言──“一个人勇于面对世界、诚实评量个人经验……所凭借的意志力。”

书改变了我,让我负起责任;我相信书也能改变我学生们的生活。我的梦想浪漫得理直气壮,毫不知羞。那年我二十二岁。

我认为自己的出身背景很平凡。我是台湾移民的女儿,一九八○年代成长于密西根州西部。我走路上学、弹钢琴、痴恋我哥那群死党。初雪时节,我和哥哥会拿着廉价的塑胶滑雪碟到外头溜几圈;暑假期间,父母都得上班,我们则是每天乖乖在家做SAT模拟试题,英文、数学各做一份。

在某些方面,我的父母在美国适应得很好。他们收集麦可·杰克森和琼·拜亚的唱片,在客厅里堆了足足有一英尺高;每逢选举,他们都会尽责地去投票,一次也没错过;偶尔他们也会买桶装炸鸡回家当晚餐。但在其他方面,我父母似乎对自己身为外来者的地位感到忧烦。

他们会用警示口吻告诉我一些亚洲人在美国遭到威吓、杀害,然后被人遗忘的故事。其中有个人名叫文森·陈(Vincent Chin)──陈果仁。

一九八二年,在他预定结婚前一个星期,在底特律被人用棒球棍活活打死。陈果仁在汽车业工作,而当时这个产业中弥漫着仇日情绪。两名凶手都是白人,他们这样对他说:“我们丢了饭碗都是因为你们这些狗娘养的鬼子。”(陈果仁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华裔美国人)
这两个杀人犯没被判处徒刑。

“这些人不是我们该送进监牢那种人,”法官后来表示:“我们不该按照罪责去定刑罚,而该按照罪犯的身份去定刑罚。”

我父母告诉我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深南部路易西安那州某处的一名十六岁少年身上。这次的受害者是日本人,当时我们只简单把他称作“日本交换生”。

一九九○年代初期,他受邀参加一场万圣节派对,模仿约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在《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这部电影中的扮相,穿上白色西装,但是不小心走错了房子。他按了门铃,结果遭屋主近距离射杀。开枪者以非预谋杀人罪被起诉。

在法庭上,他宣称少年的动作非常怪异;凶手的律师则告诉陪审团,他只是在保护他的家园,他只是个“寻常百姓”、“你我的邻居”,一个“吃玉米粥喜欢加糖”的老实人。于是凶手获判无罪开释。

“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些故事,”我父母告诉我:“我们告诉你,是因为我们要你小心。 ”

要小心──这就是最核心的讯息。

跟许多移民一样,我的父母是会担心害怕的那种人,他们似乎决意提醒我,悲剧可能就在转角等着发生。只消某个无知汉子拿出一把枪或一根棒球棍就够了。

就实际数字而言,亚裔人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遭人谋杀的概率微乎其微。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我父母告诉我的事确实重要。他们设法让我知道,在美国人的国家想像中,我们并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的确,在上大学二年级以前,我从不曾在任何课堂上听任何老师提到亚裔美国人,已逝的、在世的,都没有。作为一个移民群体,我们一方面方便好用,但另一方面终究是用过即可丢弃。我们表现好时,其他人会稍微把我们拿出来当作美国梦的存在证据,但当我们因为身为亚洲人而被杀害时,媒体并不感兴趣。我们的死不会损及任何关于美利坚的神话或理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的脸孔揭露出这点。

跟许多移民一样,我的父母相信教育既是可以对抗伤害的壁垒,也是通往安全与富足的阶梯。尤其是数学特别令我父母感到安心;数学是他们熟悉的科目,无论是在他们的故乡──小小的岛国台湾,或者在美国,数学就是数学。

读数学不需要懂英文,也不需要学习一整套秘密难解的社会规则。只要花些时间,你就能学会怎么玩数学。哥哥和我上小学时,父亲每天晚上都会训练我们解数学习题。我们答错时,他会大吼,把我们骂哭;然后母亲会带着罪恶感端茶来给我们喝。◇(未完,待续)

——节录自《陪你读下去》/ 网路与书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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