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小说:黑与红(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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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5月10日讯】我妹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速写画家,在报上经常发表她的舞蹈速写,很受人们欣赏。她曾为北京市委书记写的诗配过画,并刊登在报章上。要是在平时,这不但不是什么问题,别人还会认为很了不起,很荣幸。但运动一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出了问题,昔日的市委书记,成了被打倒的当权派,与他共过事的,既使只不过配了一幅画的,也成了揪斗对象了。

妹妹和其他名导演,演员,歌唱家,都被揪出来,成立了劳改队,扣上什么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甚至将女人的头髪都剃光,个个像尼姑一样,每天像犯人似的,做扫地,拔野草的劳动。我妹妹一向被领导和群众尊为专家,受人敬慕,这一下子由天上掉到了地下,她怎么承受得了。

每天劳动我老远看着她,低着头,皱着眉,我心酸极了。她不像我,每次运动挨批的事少不了我,己成为老运动员了,我还当过兵,吃过苦,当右派劳动改造,扛过二百斤大米,这种扫地,拔草的事,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不会感到有什么面子不好看的想法。可对我那养尊处优的妹妹来说,一是体力受不了,更难以忍受的是人格受到侮辱。

有一次,劳改队拔草,由我将他们拔好的野草用三轮车运走,当我妹妹将草送到三轮上时,她悄悄地对我说:“三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我一听她这么说, 吓坏了,我低声既快速又严肃地告戒她:“千万不能这么想!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你一定要忍着,一定要坚持下去!回去好好读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落实了政策,妹妹等人恢复了自由。由于这些被揪出来的女同志,都被造反派剃了光头,难以见人,由化妆师给她们一人做了一个假髪。一般人经过这次被揪,又劳改的大折腾,都猫在家里好好养息,谁也不愿探亲访友,或上街,可我们的大导演,又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她才不在乎,几乎每天都出去,上馆子,买零食,大大的补一下前几个月的亏空。在挤公共汽车时,人已经挤上车了,但假髪却给挤掉了,她不得不高声大喊:“我的头髪!我的头髪!”后面的好心人,总算捡起假髪交还给了她。我的妹妹更是足不出门,呆在家里,回想起当初不想活的念头,越想越后怕。 她对我说:“三哥,多亏你让我去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我明白了……运动来了,想开了,也就不想去死了,否则,你现在也见不到我了。”

由于我人虽在文革运动中,但又是局外人,我不得看大字报,不得参加“革命组织”,不得参加各种斗争会(除了我作为陪斗),因此,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各个造反派的纲领,以及谁都可以成立所谓的革命组织,谁都可以造别人的反,说斗谁就斗谁,说关谁就关谁,等等,一点也搞不清楚。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太乱,不成个章法,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来搞革命,为什么原来在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国家主席,红彤彤的延安的老革命家,怎么一夕之间就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了呢?怎么原来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流电影明星,一夜之间又成了主宰人们生杀大权的中央文革的头头了呢?脑子里完全是一锅浆糊,弄不明白。

乱了整整十年,中共总结为四个字:十年浩劫。一笔勾消。但我自己却从过去对这个党的敬畏,崇拜,而开始产生了怀疑:那就是全国人民,特别是我这个右派,通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光正的中共,打了无数个问号。原来你们标榜自己是那么红,比太阳还红,现在红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成了黑的了,愿来是黑的,一下子又可能变成红的了。难道这就是马克斯,恩格斯所谓的辨证法吗?

 27   找对象

文化大革命后,所有被揪出来的领导,群众都释放了,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知识青年放弃学校被上山下乡,所谓与工农相结合……我们这些右派,非但没有像造反派当初许诺的那样,给我们解决政治问题,照旧要继续劳动改造。

这年夏天,我们被派到北京远郊延庆县去抢收抢种,这是一种争分夺秒强度极大的劳动。每次抢收都要到半夜才能收工,回到老乡的住处,甚至顾不上吃饭就往炕上一躺,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又要开始下地抢收了。 和我在一个小队劳动的,是我们剧院的厨师,姓黄,他人块头大,又胖,人们都叫他大老黄,我们睡在一个炕上。我问他:“大老黄,我是右派,我得下来劳动,你是什么问题也来劳动改造呢?”他叹了一口气说:“唉,我解放前给一个国民党的大官做厨子,也就成了反动厨子了。”这是什么逻辑……那个甯左毋右的年代,说你是反动分子,你有口也难辩。

我们两人,因同病相怜,我又经常向他请教做菜,烧鱼的窍门儿,因此很谈得来。大老黄有次躺在炕上问我:“老李,你都快五十的人了,怎么还不再找个媳妇儿,成个家啊?”我说:“我这右派,要政治没政治,要钱没钱,一月就那么三十多块,还想成家?谁会找我哟。”大老黄说:“我还真有那么一位,不在乎你是左还是右,更不在乎你有多少钱财,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北京户口。”

我说我当然是北京户口,我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和一般人相亲的要求,大不相同,不问政治面貌,也不问经济状况,只关心户口。

大老黄这时才笑眯眯的告诉我,这位妇女是他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四十来岁,丧夫,有一个十几岁的患小儿麻痹的儿子。如果嫁一个城里人,无论粮油,布肉票,以及孩子上医院看病都可以解决了。 愿来是这样,但我想,我已经没有资格和条件去考虑对方的相貌,文化,爱好和什么个人的动机和目的,只要对方不在乎我这个右派问题,什么人我都可以接纳。但我还是担心,我说她是党员而且还是党支部书记,一点都不考虑我是个右派对她的影响吗。

大老黄说,她在农村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反右运动,对右派一无所知。我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嫌弃我是右派的人,尽管她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农村妇女,我也不在乎了。我的事我必须去和妹妹商量,她最关心我了。她曾为我找了四五位人选,而且还让家里的老阿姨做了一桌可口的饭菜,妹妹在席间介绍我的情况,说我已五十岁,是做文艺工作,工资不高。对方也自我介绍是四十二岁, 在工厂当检验员,工资也不高,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双方好像谈得还比较融洽。酒足饭饱后,妹妹才吞吞吐吐地说出我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事。对方听了就不吭声了,只表示回去考虑后再回答。

我一点都不怪她们,一般四十来岁的妇女,都会带一个孩子,她本人对反右运动可能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牵涉到孩子,问题就严重了。孩子将来入团,入党,参军,都会因为家中有个右派爸爸而受影响。十几亿人,干嘛非要主动去招来一个右派爸爸呢? 四五位都是因为这一问题打退堂鼓了。我和妹妹说,你没有必要做一大堆好菜,让老阿姨白辛苦,以后找人,首先开门见山,先告诉对方我是右派的事,如果对方不在乎,再考虑见面,吃饭。(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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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成了一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我除了参加乐队的工作,还必须做一些日常的劳动,如扫地,打扫厕所,倒垃圾等。每年夏种,秋收,要和其他单位的右派一起,下乡劳动改造。我最愿意去农村劳动了,虽然生活艰苦一些,累一些,但精神上没有压力,你只要埋头苦干,不惜力,老乡就会认同你,叫你老李。
  • 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所谓揭发,批判后,书记开始总结了:“经过大家有力地深刻地揭发和批判,李科林真实的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 正在我踌躇滿志,自鸣得意的时候,人民日报毛泽东亲自写的社论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又是一篇:“不平常的春天”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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