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第一章:甫执政强制改造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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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2日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临死前不久 ,以一个八十二岁老人的衰病之躯,向全国发布的一条“最高指示”。在他统治国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回圈之中。接连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而首当其冲被当作斗争物件的,几乎总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队伍打进城市执政时,大多数知 识份子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他们选择留在大陆,并非因为服膺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对新政府抱有希望,愿意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他们不知道,共产 党一旦执政,一般意义的国家、社会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 ”。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医生则几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以,他们的厄运几乎就在那时开始了。尽管那时就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的人数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却是那场历史上空前的大迫害的前奏。要弄明白百万知 识份子怎么会在五七年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不能不看 看在那之前毛泽东和中共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从五十年代初谈起吧。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共产党宣布“解放”了全中国。在这之前,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将未摄制完成的电影《武训传》的底片藏起,未让厂方带到台湾。他们将这部未完成的片子献给新政府,并在新政府的支持下于一九五○年完成了摄制。

一九五一年二月,该片导演孙瑜给政府总理周恩来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将电影修改完毕,希望周“于日理万机的余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孙瑜当日即接政务院通知,将影片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去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长看了这部片子,给予不少掌声,总司令朱德还特地与导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义。”(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见《中国 电影时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六日、 十三日。)

但几天后毛泽东将片子调去看过,情势就突然变了。他指责该片宣传“投降主义”,并通过《人民日报》下令:“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出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由此把这部电影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本来,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并非金体中国人的楷模,他的身上不过比常人更集中了教育救国的精神罢了。作为失学的贫家子弟,他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他为募集捐款,为博取有钱人的施舍,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学狗叫,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无可厚非,说这种行为不足为训、不值得提倡,也还算是公允。武训本不是个革命家,他不过以为读书识字的人多些,世道就会变好罢了。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毛泽东当然可以有他的看法。他不喜欢 电影《武训传》也不是错,这本是个文艺与学术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偏从政治、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武训“ 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把武训扫进了反动派的队伍。在毛眼裹,从来就没有纯学术问题。所以他一声号令,就把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查禁电影《武训传》只不过是事情的开头。毛泽东将因身份欠佳而不能明媒正娶、党中央政治局明令不得 插手政治的江青解放出来,兴师动众地去山东实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弄出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记》。

江青与毛结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机会。她率队到达武训的故乡山东省堂邑县。当地人本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当地县长一知道人“李进”的那个人就是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就不敢再对武训说好话了。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武训,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从未干过恶事。他一生要饭办义学,没给自己盖过房子,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化一文钱,最后因病中吃了别人抛弃的霉烂药丸子而死去。但江青却在调查报告中将武训描绘成“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一时间,全国上下雨骤风狂,电影局长被撒职,凡夸奖过此影片的头面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都被迫作检讨,著名学者郭沫若也在报上公开发表检讨文章。与此同时,数万文艺工作者被迫进行自我批判。由此开始,文艺界进入了遵命时代。

由于全国的新闻宣传机器一起开动,大小报刊同时咒 骂武训,以至有人以为哪里又抓出了一个名字叫“武训”的反革命份子。为了为衬武训的反动,江青的《调查记》又将上个世纪造反不久便被朝廷招安、反过来帮当局镇压农民起对、只因靠山在朝廷失势才又重归山寨、最后遭官兵捕救的宋景诗的历史加以涂改,抹去他为清廷当犬马的经历,将他改塑成一个农民英雄。随后,剧作家陈白尘“奉命创作”(陈的自述)电影剧本《宋景诗》也就成为《 武训传》的对立面而当作革命的样板,占领了全国的电影院。

十几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江青派人将《宋景诗》的导演郑君里抓去整死,武训的尸骨被掘出,游街示众。中国的文化人在文革十之八九被斗得死去活来,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寻到当年这场批判武训的全国性运动。

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武训成了反动派,中国著教育家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安徽歙县人)竟也隔代连坐,被全盘否定了。

陶行知推崇,武训在农村兴办义学的精神,于一九二六年辞去东南大学教务长职务,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实验其“ 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他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面草鞋,成了一名“ 挑粪校长”。

由于学校师生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称该校为“造反学校”。一九三○年十月,蒋介石要陶行知开除“赤化”学生。陶拒绝后,当局封闭该校,并逮捕、枪杀了十几名 该校学生(共产党员),陶也不得不一度流亡日本,只因 杜威、爱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学者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蒋取消对陶的通缉令,陶方得以回国。

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以乞丐之身开办十几所义学的事迹。他提倡“新武训精神”,并亲身实践了二十多年。

综观陶氏一生,即使不是共产党的战友,也可称个同路人。一九四六年,著名学者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 陶对友人说:“我等著第三枪。”不久,他因脑溢血去世。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一个无保留地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唁电,称他“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另一位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甚至题了“当 今圣人”四个字贴在陶的棺材上。(《人物》一九八○年第四期第十九页)。

现在,由于批判武训,推崇武训的陶氏也就遭了殃。因为他主张“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所以也就成了猛烈批判的对象,罪名同武训是类似的:“改 良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救国”、“世界观的改造没有完成”等等。他甚至被说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敌人”,好像当初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看成好人。陶氏本人早已入土,不会因此而受罪,但他所培养的子弟却遭了殃,三十年不得翻身。

另一个具有与武训类似经历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 子弟的遭遇就更惨了。晏氏一九一八年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旋赴法国为欧战华工创办识字班。一九二○年归国后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并成立了“中华平民教 育促进会”,率领有理想的人士深入农村,本着“与平民打成一片”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劳苦大众服务。一 九二八年他赴母校耶鲁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在美奔走呼号十个月,募得五十万美元(一说十五万美元),全部用于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建设事业。一九四○年,在抗战大后方,他又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他仿效武训,沿门托钵,募集办学经费。他以办学的实绩赢得人们的关注、解囊,不必像武训那样以作贱自己来换取人们的施舍,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教育教国的精神却是与武训相通的。晏氏也不想触动国民党政权的“一根毫毛”,他毕竟不想做革命家。但这决不等于他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在一九四三年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四百周年的大会上,晏氏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被国际学术界评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一九五○年,晏氏在美国受聘为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但他留在国内的事业却被当成了异端:他手创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他在抗战 期间历尽千辛万苦支撑下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被定为“反动学校”,学院的院长魏永清则被定为“反革命份子”(三十年后方被“宣告无罪”),学校师生受到株连,成了批判对象。

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在眼看着自己在祖国的事业被摧毁、有家归不得的百般无奈之下,于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到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了大批乡村建设人才。

毛泽东死后,当年主持批判《武训传》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在“陶行知研讨会”成立大会上否定了这场批判。他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引自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 五年第十期第九页。)但他对于毛开创的把对一部文艺作 品的争论演化成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做法却讳莫如深,似乎那只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只是一场可悲的误会罢了。

其实,从共产党的原则来看,那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陶、晏都不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信徒,他们是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积弱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这一药方的理想主义者。共产党执政后如果对异己的思想 加以容忍,任他们及其弟子继续其平民教育事业,则他们向几亿农民灌轮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识而不是阶级仇恨,而且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与中共斗地主的政策亦格格不入,无法协调。“平教会”要借助中国农村唯一有文化的 地主、富农的知识和财力,共产党则需借助无文化的农民 将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而彻底消灭。如果陶行知的晓 庄师范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散布到全国农村,无疑会妨碍中共农村基层组织执行其阶级斗争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两支队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了。

在新中国的词典里,没有什么是同政治挂不上号、贴不上“阶级”、“主义”的标签的。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的那一天起,没有一个知识份子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也没有一天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

中共建国的几个月后,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采用苏式教育度的计划。由于大多数 教授受过欧美教育,他们的抵制使计划未能实行。中共看到“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着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一顾的轻 视的眼光”,认为这是“危险到极点的思想敌人”,(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是党外学者,故该部由副部长兼党的负责人钱俊瑞主持。此段钱氏言论见灵子著《中共思想改造的面貌》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遂于一九五一年底发动了一场以全国知识份子为物件的“思想改造运动”。

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以刻划美丽的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而闻名于世。国民党撤离北京的前夕,当局曾将飞机票送到沈家,沈断然拒绝,等著共产党进了城。

开始,沈从文的处境还不错。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与夫人江青请他到家中吃过一顿饭,毛还说过“沈先生还可 以做小说嘛”。接着,刘少奇、周恩来也相断请沈去吃饭,都说他应当继续写小说。(见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八年七月号,古华的文章)。但奇怪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时却下令各地的公安部门将沈的著作全部收缴烧毁。所以,当北京大学同各处一样搞起政治运动时,沈就成为靶子。在大字报的围剿下,连他的妻子也怀疑他是不是犯了反革命罪。一九五三年某日,在绝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图自杀,获救后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他的作品在台湾被禁,因为他留在大陆“匪区”;他的书从大陆所有图书馆中消失,则是因为他“反动”。他的作品的纸型都被出版社销毁了,存书全化成了纸浆,谈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书籍、论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开这个名字。他的名字消失了,消失得如此彻底,连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都不知中国曾有一位叫做沈从文的作家, 有过一本叫《边城》的小说。

沈氏受难只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厄运的一个写照,中国为数不多的宝贵的知识份子队伍中受到摧残的远不止他一个。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飞机来 接高级知识份子,将他们送往台湾。外文专家英千里等走了;北大名教授、美学权威朱光潜像沈从文一样,拒绝接受机 票,毅然留下,静静地等待北平的解放。他后来兴奋地对人说,北京解放使他“恢复了青春”。但好日子没有几天,在 改造运动中他成了反面教材。北大专门搞了一个展览会对他 进行批判,甚至画了漫画来丑化他。为了过关,他不得不搜罗自己的各种“反动观点”,给自己戴帽子,丑化自己。后来他还在一九五六年上交了一份《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文章,骂自己“站在反动文学方面”,“作为没落剥削阶级的一个代表”,“为着要保卫我多年积蓄的那一套腐朽家当”,“以螳臂挡车的气概,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气概,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潮流”。(引自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美洲《 中报》。)

依靠“积极分子”大会批判小会“帮助”,逼迫斗争对象自己认罪,是中共搞运动的惯用手法。在这场运动中,各大学的党委发动学生、职工为基本群众,利用他们对须交待“过关”的教授们一一围攻,追查历史。由于批电影《武训传》的火药味还弥漫在知识界、文化界,毛泽东又在一九五 二年元旦号召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俗称“三反”运动)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光明日报》。)知识界人士虽无贪污 、浪费、官僚主义之嫌,可是人人身上都有“旧社会遗留下 来的污毒”,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干净的。为免与那个咄咄逼人的新政权对抗,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采取了低头认罪、向共产党表示竭诚效忠的态度。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是语言学大师。他在 共产党接管北京大学时曾表示:“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和将来还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 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他的希望落了空,共产党就是要改造他。他终于被迫在报上发表自己的检讨,题为《认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他承认自己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办文史讲演会是“直接给国民党帮凶”,承认他的“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言论是“反动透顶”。(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民国初年赴美留学归国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 主任金岳霖是个唯物主义者,应当算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同志。他归国三十多年,同唯心斗争了三十年,到此时仍不免要检讨过关。因为他的学生殷福生去了台湾,他便 检讨自己培养了“一个反动份子”。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 的“庚子赔款”的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系较多,他便在政 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失民族立 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并说“我认识到哲学系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训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此外他还表示要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除了检讨自己过去“客观上 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外,还得批判北大前校长、中国 现代教育界先驱蔡元培先生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表示“我们除了宣布胡适(亦为北大前校长)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当年蔡元培去世时,周恩来曾送挽联“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 民主自由”,可见当时中共是不反对蔡氏的“自由”的。一九一九年前后,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学生萧瑜、蔡和森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请他雇用他们的朋友毛泽东为学校清洁工人,以解决毛的生活,蔡却认为在图书馆工作对青年人更有益处,便立即写信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请李在图书馆为毛安排一个职位。毛自然不忘此事,给蔡的挽联写的是“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没有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些学者们就只剩下了糟 蹋自己的“自由”。

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茅以升,三十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钱 塘江大桥,后为阻遏日本军队而炸毁,某事迹在中国桥梁史上可占一章。他被“改造”后,这样在《光明日报》上掴自己的耳光;“我于一九二○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 服务……对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 惜阿附其权势。”“趋炎附势,惟恐不及。今日想来,实不 可恕。”“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参加修建一座桥梁外,其余几乎什么好事都没做,只是大量地耗费了人民的血汗而已。”

为了迎合共产党的“剥削”理论,茅又不惜给自己栽赃,说自己也是个剥削者:“这种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的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十五年,在《人民日报》上著文骂自己“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说“我也曾做过中国科学的小买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

清华大学教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除了也说自己是“反动政府的点缀品”外,更因为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学者、以 测量电子电荷而闻名于世的密立根(Robert A.Milikan),一八六八-一九五三,一九二三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的帮助之下,曾经赴美搞过一个时期的军事科学的研究(从飞 机上掷鱼雷入水的问题),被迫在《光明日报》上历数自己的“罪恶”,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并说他这个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段这 样的文字才能过关:“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 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 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 下了决心重新做人。”(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光明日 报》。)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明明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 重要力量,周教授的军事科学研究自然属于人类进步活动。这是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理应赞同的立场。然而,毛泽东等人只是阶级斗争论者、实用主义者,既然中共“志 愿军”与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正在朝鲜拼命,他们就不要那个“历史唯物主义”了。一个科学家,当祖国遭受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之时,远渡重洋,为寻找更有效的打击法西 斯的武器而奋斗,回到祖国却不得不为此而在报上公开往自己身上泼污水,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

在这场改运动中,人人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无一例外。他们唯一可做的只是往自己脸上泼墨,痛斥自己的过去,洗刷被洋面包、洋墨水薰臭了的灵魂。

自美国归来后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的清 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这样评价他评价他将西方各种建筑流派的理论传授给学生的教学工作:“把敌人的糟粕-- 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引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大陆学人浩劫》,第八十页)

由于梁思成是清未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所以他在检讨中还要另加一章将其父痛斥一通。

在二次大战未期美军轰炸日本本土之前,梁思成曾在日本地图上奈良和京都这两处古都作了记号,让绘图员画出保护圈,转交给驻重庆的美军指挥部。奈良、京都从未受到空袭,应有梁思成一功。

一九四八年底,清华园解放,北京城仍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时,共产党的军代表访问过这位著名学者,请他在地图上标出一旦打起来应予特别保护的区域。共产党和平进城后,为了保存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不被现代建筑吞噬,以梁思成为首的知识界人士主张将中央政府机构设在郊外,并拿出了一个方案,清理护城河,将顶部宽阔的城墙开辟成空中花园,如一条绣带环绕京城。然而到了这时候,专家学者的话不管用了,毛泽东执意要住在昔日皇帝的花园里,执意要将政府设在皇城内以示正统--正如民国初年大总统世住中南海一样。毛搬进中南海,政府便非设在城内不可,城区也非膨胀不可。这样城墙就成了累赘束缚,也就非拆不可了。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也是一位建筑学教授,她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彭说不过她,只得拿出毛的批示来:“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见美洲《世界日报》( 世界周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曹长青的文章。)

此时,新中国的统治者已经江山稳固,学者们正在报刊上一个接一个地打自己的耳光,没有人敢以毛住的“中南海也是封建皇朝的象征”来反衬拆城墙之荒谬,除了梁先生公然大哭一场之外,拆城一事便顺顺当当地做下去了。外城内城一起拆,陆陆续续拆了十几年。当年明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游,对人说,他住的那个地方外面是个大圈圈,里面是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还有个圈圈,他就住在那个黄圈圈里。如今,大小圈圈都被革了命,“北京城”也就成了历史名词。不过现在早已不是正德皇那大刀长矛的时,只要有条地下通道通往“城外”(这是习实称呼)的西山,安全就有了保障,有没有那两道城墙做屏障,对于住在黄圈圈里的毛泽东也就无所谓了。

在我们的城墙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美国有人动议在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建坝发电。反对者谓此峡谷世界唯一,一经破坏,从此消失,要发电何必非动此处脑筋?抵制居然成功。反观中国,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城不是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出自我们祖先中的能工巧匠之手。这才真正是“世界唯一”的瑰宝。若京城犹在,无论从德胜门坐汽车还是从西直门坐火车,前往八达岭长城,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内我们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然而,这一代中国人“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周恩来对于一九四九年以来滥伐兴安岭森林所作的痛心评语),终于毁了它!

学者们自掴耳光并不等于就可以免受批判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便是一例。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占领了北平的日军将坦克开进燕京校园,封闭了这所美国教会出资办的著名学府。陆校长率领教授、学生,化装逃到西安集中,历经千辛万苦在成都复校,直到抗战胜利才迁回北平。中共执政后,他努力紧跟,“反对美帝侵略”的大会、游行,他都积极带头,痛斥自己“亲美反共反人民”的检讨更是做了好几次。可是他躲不过大会批判,当他的女儿(本校研究生)奉命登台“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指着他的脑袋训斥时,他只能默默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

共产党刚进城时所带来的新气象,曾经使老百姓真的认为“天亮了”,黑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成千的知识份子犹如百鸟朝凤从海外归来,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傅鹰就是其中一个。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的“鸣放”期间,他曾告诉上海《文汇报》记者:一九四九年,他是在美国读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炮轰英舰“紫石英号”的新闻的。“解放军的大炮使我相信了新的政府是勇敢的、革命的。于是我这个受过辱的中国人就回来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文汇报》。)然而,归国学人却并没有被执政者视为“自己人”。他们是“资产阶级学者”,按照“亲不亲,阶级分”的逻辑,在他们被彻底改造、脱胎换骨之前,都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于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将自己从海外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献出,为国效劳,而是洗刷自己的脑子。傅鹰教授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大学里箕研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令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

受不了这一套,便只有选择死。原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无机化学家高崇熙便受不了折磨服毒自杀死了。他遂渐被人遗忘,只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负责领导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发现无机化学界缺了个带路人,这才想起他来。

数学家华罗庚,当年以一青年店员之身被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慧眼相中,破格选入清华任教,旋送美国深造。新中国成立时,他已得到美国伊利诺大学的终身教授聘约。在新政府的感召下,他走上了归途。归国后,只因保存了当年国民当政府发的护照,他被攻击为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差点自寻短见死去。

总之,随着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的开展,中国整个教育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都被取消了,因为社会学不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在共产党进城执政前,像大多数学者一样留在大陆,未去台湾、海外。他那时已经有点担心,曾对朋友说:“我希望(共产党来了以后--引者按)我不会失去研究社会学的机会。”如今共产党执政才两三年,社会学就被宣判死刑、彻底清除了。所有的社会学教授都改了行,新一代的大学生再也没有听说过“社会学”这几个字。

与此同时,各大学里西方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纷纷停开,被称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的生物遗传学课程全部停止。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东北师范大学的英文系主任失了业,只能到图书馆去做一名普通馆员。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潘光旦思想上“有暗流”,检查了十二次,还通不过。

连遗传学都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分,搞艺术的就更难置身于“改造”之外了。中共执政后第二年自巴黎归来的画家吴冠中后来对他当时的处境作了一番回顾。当时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他写道:“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依--丑化工农兵。”“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十月号,吴冠中《望尽天涯路》。)

满心想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份子发现,在新的执政者眼里,他们不过是一批“满身毒素”的异己份子。这样,由于新政权的建立而一度沉浸在欢欣鼓舞气氛中的知识界遂渐沉默了,“解放”二字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局面遂渐罩上了一层阴影。然而毛泽东所关心的不过是打掉知识份子的威风,确保他们没有二心;待他们一一表示同旧政府、旧时代划清界线,“坚决向党靠拢”之后,也就放他们过了关。教授还可以当,洋房还可以住,更没有下乡一说。好像雨过天晴,“党的阳光”又从云后钻了出来一样。

但是,不愿紧跟,不肯辱骂自己以换取过关的人,下场就悲惨了。

云南大学的教授刘文典就是拒不检讨的一个。当初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教授们纷纷北上,刘因眷恋昆明的气候,谢绝了北大校长胡适的邀请留在云南。他是一个狂放不羁的学者。二十年代未,他在安徽大学校长任内,曾同蒋介石当面顶撞,说:“我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听见过你的名字。我根本没有听过蒋介石三个字。”以至一度被蒋拘留软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方获释放。他一贯目中无人,自称是三千年来唯一真正懂得庄子的人,自然不会因为来了共产党就肯“改造”自己。若共产党能相容并蓄,容忍学术自由,大可任其教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这有违阶级斗争的哲学,而且听任反动派“放毒”,危害、腐蚀青年学生,是“丧失阶级立场”的原则问题,党的干部自然不肯放过这样的人。

但是刘氏放浪惯了,对于学校当局将他当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 批判他的大会上,他公然宣布:“我是一个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果说的政治思想错误,那就是孙中山的错误。至于我的学术思想方面,正如你们所熟知的,完全渊源于庄子。倘若你们觉得庄子的思想有问题,你们可以不选读或是取消这一门功课。你们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请你们先去清算孙中山和庄子。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孙中山和庄子都是反动和应该被打倒的,则我的存在与否,也不值一谈了!”(引自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大陆学人浩劫》第二十页。)

这个年愈花甲的学者,软硬不吃,拒绝接受改造,终于落得个无课可教的下场。

追根究底,这一切都在中共中央少数几个人的操纵之下。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一九五五年北京大学校庆的那一天,毛泽东的亲信陈伯达和北京市长彭真代表党中央出席庆祝会,陈竟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这样声色俱厉地训斥名学者冯友兰:“冯友兰!你过去放毒,近来写文章消毒,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可怜这位老教授,当初国民党请他搭机南下赴台湾,他曾以极大的勇气拒绝,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临时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主席,迎接了共产党。现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对方是中共中央的代表,他竟忍气吞声,不敢辩一个字。经过那场“改造运动”,中国的知识份子处于何种地位不是清楚得很吗?

就统治者一方来说,把全国的专家、学者管束到了这种程度,当然是一大成功。毛泽东发动这场“改造”运动,本意也即在此。他是一个读史书的人,想必读过明太祖朱元璋的“语录”:“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自然明白治理国家不可不用知识份子,但是他太相信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学说,不明白爱国主义可以使那些不信奉马列的学者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所以明知那些学者可以去台湾享受优厚的待遇而没有去,明知他们从海外回归的是大陆而不是台湾,仍然对他们放心不下,唯恐他们“出则巷议,入则心非”,同新政权捣乱,非要将他们的脑子清洗干净不可。这就是为什么按照周培源给自己定的罪,他完全该进监狱,可是他反而因此而得到重用的原因。

仅在思想上“改造”知识份子当然不够,组织上的控制更为重要。譬如东北工学院便利用这场运动将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为老教授)撤掉,换上了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是否就此认为江山稳固,可以放心了呢?没有。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等到反右派运动”在神州大地登台时,人们才看到,一九五二年的“改造运动”只是小菜一碟,微不足道。

.第一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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