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27)—我的济南生活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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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2日讯】我的济南生活

按照学校的要求,我们全体毕业生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到学校集合听取毕业分配方案。

老师像背书一样,先向大家讲解今年的毕业分配方案跟往年的不同。原来是:青岛体委拟把所有同学留在青岛,去替换那些没受过专业教育的中小学体育教师。但是,新的方案是中央高教部下达的。里面提出:为提高县城、农村的教育水平,今年高等、中等专业师范类学校毕业生要尽量满足城镇农村的要求。因此,青岛体校纳入山东省专业学校毕业统一分配方案内,全省统一分配!

一听说要到农村去。同学们便议论起来。当时正值灾害的一九六一年,大家去过农村,知道农村的情况,谁都不愿意去。

接着,吴校长开始宣读分配方案。他先把各地名额讲了一遍,即:青岛七名、济南七名、潍坊三名……。然后从省会济南开始。我分到了济南。跟我一同分到济南的还有路清森、李树德……共七人。

我想,济南毕竟是省会。而且坐火车八个小时就能回青岛。当然心中无所谓。分配青岛的自然非常高兴。然而分到其他地区的同学,没有一个高兴的,甚至当场就有哭出声来的。

校长接着宣布:按照省里要求,统一分配只进行一次,如果不服从分配,那么今后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劳动部门一律不再安排工作!

也就是说,不去也得去!那时节,中国是人在那里,户口在那里,而最关重要的是,粮食、油类、蔬菜供应关系也在那里。所以,不少同学是根本就不迁户口,自己托朋友、熟人干起了临时工。有的同学干脆在自己父母工厂中干了起来。

我们分配济南的同学全部由老师带队,于九月八日抵达济南高教厅招待所。

九月十一日,我和杨玉堂被分配到济南市天桥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当了一名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的教练。而杨玉堂一看体委的条件,仅仅是两间平房,就坚决不干,回了青岛。

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天桥体委,座落在济洛路上,对面是山东省交通厅,天桥区本身就是一个新区。真正的济南市是从经一路开始,直到济南历山为止的。

与其说天桥是市区,不如说是城乡接合部。体委后墙外就是一片田野。但是,在这里新建工厂多,同时还有一些建国以前的企业。如:东元盛、大华等印染厂,济南造纸厂等等。

既然工厂多,那么工人子女就多。因此,天桥体委的实际工作一方面是开展全区工人的体育活动,一方面就是培养少年运动员。

我一到天桥体委报到,李庆喜科长就向我介绍了体委的具体情况和任务。

天桥体委按区委编制,叫体育科。由于开展体育运动的需要,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升格为天桥区体育运动委员会。而李科长的称呼则是由体育科的编制而来的。

体委本身原属于天桥区团委。变成体育运动委员会后,从团委迁了出来。但是,体委自己没有房子,被安排到天桥区文化馆,按说,文化馆院子是不小,大约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房子也不少,与济洛路平行的一排房子是图书馆。馆内是像教室那样,一排排的桌椅,以供人们借阅图书,在此阅读。

而与图书馆成门字形的是两排房子。体委就座落在进入大门的左侧,独立的两间房子里。与体委并排的就是文化馆。天桥体委无论从气派上,还是从建筑位置上,都不可能同青岛任何一个区体委相比。正是这个原因,同学杨玉堂一进门同科长打了个招呼便坚决不干,回青岛去了。

李庆喜科长非常年轻,只有二十五岁,但他是体委全部四名工作人员中的灵魂。为人很有亲和力。另外两名,一名叫徐广才,当时23岁,一名叫郭金诚,28岁。全部是从工厂调来的工人中的体育活动积极分子。

做为我本身的意愿,是到学校里直接当一名体育教员。因为学的是体育教育,上学时天天被人教,对于教师这一职业我充满了神奇与向往。但如今到了机关工作。对外名声很好──体委干部。而实际上,却是没有真正的假期之分。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就充分地体现出来。

天桥体委在济南市体委中是一个先进集体。天桥区是一个新区,这里集中了几乎当时一半的工厂。而且,如济南造纸厂、东元盛印染厂、成通纺织厂……这些工厂都有一千至几千名工人。尤其济南汽车制造厂,是生产苏联图纸重型卡车───黄河牌汽车的有名企业。

既然工人多,那么工人们的身体健康,体育运动就是体委必须抓住开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我进入体委以前,李科长已经通过各个工厂的工会,利用组织手段把各厂篮球优秀者集中到一块,组成了天桥区篮球队。这支队伍全部安排到济南化工厂工作。平时休息的星期日集中起来进行活动。这支篮球队在当时是打遍济南无敌手(工人之间)。这是体委工作的骄傲。

科长安排给我的任务是组织业余少年体育学校。当时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展。体委专门为业余体校刻了一枚公章,当时就交给了我。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区属各个小学开展乒乓球运动。并于十一月初成功的举办了区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这项比赛的场地是借用济南体育学校(即后来的山东体育学院)的体育馆举行的。我特别聘请了区教育局的薛副局长担任大会主席。还有一部分区委领导到会观看。

其实,天桥区少年乒乓球运动是很有基础的。因为济南体校就座落在本区济洛路的工人新村附近,有两名参加过全国乒乓球赛区的女运动员。一名来自聊城,一名是济南本市的。工人新村的孩子们放学以后经常来体校看打球。两名体校运动员也就当了孩子们的业余教练。

经过一天的紧张比赛,冠军基本是被工人新村的孩子们夺得了。虽然学校不一定同校,但家却非常相近,集中起来很方便。很快区少年队就组织起来了。

大家训练的地点选在了文化馆内体委对面的仓库内。我把仓库整理干净,然后从区委要来了乒乓球台,便让学生在这里练起乒乓球了。

同学们练习的非常认真,当然对于运动员的训练并不单单是你打球技术的高低,还应注意①耐力②力量③意志品质。同时还要注意孩子们的兴趣。

很快,全市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就要举行了。为了减少孩子们的紧张情绪,体委同各个学校联系,赛前三天运动员放假。第一天,我把全体运动员集中起来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假想敌的对抗赛。这场比赛虽然是在本队进行,但孩子们打的非常努力。像男子单打,区亚军竟然把冠军打了个三比零。

对抗赛后,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各自不足,然后互相纠正缺点,这一天紧张地过去了。

第二天,我组织孩子们到他们家附近的金牛山公园玩耍。这是为了分散孩子们的紧张情绪。毕竟都是小学生,听说是玩大家来了劲。

金牛山公园是座落在济洛路的一座小山。在国共战争时期,这里曾是阻击北方打来的共产党的军队的一个制高点。大约海拔有三百米。后来经区政府规划上面早已绿树成荫。在金牛山一侧,是一条缓缓流过的宽约四十米的小河。水非常清洁、碧绿。

远道的同学自己带了饭。工人新村的同学中午回家吃饭。总之,这一天孩子们玩得非常高兴。

集体活动结束时,我把大家召集起来,通知大家:明天休息,为了不影响体力,大家最好不要出去玩。明天的任务:①写一下昨天对抗赛中自己的不足。②写一篇今天公园游的感想。后天早晨八点半天桥体委集合。集合时,把这两个任务的结果交给我。

比赛是在经二路的济南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的。天桥区少年队不负区人民的希望,一下子夺回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团体总分第一名。当然,这次比赛也是一次济南少年队的选拔赛。我们队的四名同学被当场选中。张俊平成了区里老师们的骄傲。

我抵达济南已经两个月。但济南还有我的一个姑姑还没有去拜访。这就是我四奶奶所生的六姑。比赛结束的第二天,我便去了位于济南青年公园的清繁里的六姑家。

清繁里是六姑夫的本家所在地。据说,几百年来都没有动过地方。六姑夫的房子是在他结婚后从新改建的日式平房。虽然建国后六姑夫家历经不幸,但这幢房子仍然是他们一家居住。

建国以后,六姑又重新参加了工作。仍然在经二路的中国银行任职。但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她的家庭出身,现今家中成分,注定了她必然要成为右派分子。这些情况我早都知道。但是,六姑是我济南唯一的亲人,我不可能为了工作而六亲不认。

到六姑家以后,我才知道家中唯一的男孩子,表哥在兖州工作并结了婚。表姐和大表妹都到新文煤矿工作去了。家中的两个小表妹也到济南造纸厂工作了。总之,家中的孩子没有一人是上过专业学校的。

六姑父虽然在建国之初被抓了进去,但不到两年那些他曾经救过的许多老同志,纷纷为他证明从未有过恶行,因此最后被宣告无罪,回到家中。此时的六姑夫是在造纸厂里,当了一名搬运工。整天拉着地排车辛苦劳作。

由于六姑的孩子们都已经工作了,所以家庭生活还是说的过去的。一九五六年以后,六姑把四奶奶接到一块生活,使老人能够安享晚年。

我拜见六姑后,他们非常高兴。从此以后,几乎每逢周末,我便要到六姑家来,一直到我离开济南。

说实话,这是自一九五六年母亲自杀后,我第一次感到了有家庭的温暖。他们家中只有六姑夫一个男人,因此粮食不太紧张。有时候,表哥、大表姐、大表妹会从他们工厂旁的自由市场花高价买些粮食,托人或者自己带回家中,给老人们食用。

我的到来使六姑非常高兴。每次去她都给我做最好吃的东西吃。那时,虽然灾害还没结束,但经过一九五九、六0两年的努力,有不少农村,实际上已渡过了灾荒。尤其像六姑的家庭,孩子们都工作,生活自然不会有问题了。

在六姑家,除了六姑我成了他们一家的秀才。凑到一块谈天说地,总算有了个可以说知心话的地方了。

在体委工作,有时也是非常愉快的。李科长是有经济头脑的人。文化馆的院子很大,中间建了篮球场。后来又请电工来拉上电线,变成了晚上也可以打篮球的地方。人们逐渐生活好转了,晚上打篮球的人就多了。但篮球比赛并不能生钱,于是李科长想了个办法。跟济南市电影放映局联系了,可以经常在篮球场内放映电影。

露天电影,当然要比电影院便宜。一张票卖五分钱(当时电影院是二角钱),于是区委机关干部及家属,周围邻居及孩子们只要放映电影,总是早早排在门口买票。我们一次电影的收入少说也有二十多元。这样,不仅解决了体育器材的补置用费,灯光球场的电费,同时还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居乐轩去小聚两次。

大概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我们同院的邻居突然给我寄来一封挂号信,告知祖母已于十一月去世,让我回青岛发丧。人们常说:“穷家富路”。我那时的工资是30.50元,若在平常年景,这个工资还是够我一人用的。但是灾害还没有结束,我的定量一到济南工作就变到了21斤,粮食肯定不够。于是经常到自由市场去买高价粮,这样一来手头就紧张了。

没有想到,李科长竟然把卖电影票的钱交给我,当做回家的路费。于是我第二天就回到家中。

处理完丧事,正准备返回济南时,街道办事处的人,找到了我对我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街道食堂征用了老太太的条案、桌椅等等东西,现在上面行文要全部退还。你看怎么办?”她领着我到了食堂。东西虽然还在,但被街道上的人使用后,早已陈旧不堪。不得已,只得作价十五元算是归还了。

说到退赔,我不得不写一下,王家祖居的变迁。

那是我考上体校,搬到学校居住以后。台西三路街道办事处根据区委的指示要办街道工厂 。说是这是大跃进的需要。于是先是动员我祖母迁居。祖母说:“我在这里居住了五十多年了,我的孩子都在外面给国家效力,你们要我搬家,至少也要问问我的孩子们是不是同意!”

这么一说,街道自然要去问了。如果不问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这么一问以后,街道不但不商量,反而强行将老人和我大姑以及小弟弟伟伟赶到了磁山路六号的一位姓徐的私房内。

我知道此事后,立刻到街道去讲理。街道主任说:“你父亲被判刑,你的姑姑全部是右派,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给你们个地方住就不错了。还来找我们讲理?”

我说:“父亲和姑姑的事,同我祖母无关,你们强行逼迁,是违犯法律的!更何况,我叔叔还在中央工作,他不是右派!”

他说:“大跃进运动高于一切。什么合法不合法,只要大跃进需要这就是合法!”接着他拿出一封信给我看。

这封信是四叔写给街道和大姑的。信中内容大概是:“……大跃进是毛主席的号召;母亲、大姐一定要服从街道的安排!” ……

这一下子我一句话也没法问了。

据说,祖居迁出之时,是台西三路街道办事处派人搬的家。这些人不仅搬家,连老人箱子上的锁都给拆了下来,说是大炼钢铁需要。不仅如此,连家中的锅、菜刀……以及条案、面板……全部留下来,不准带走。老人、大姑只得每日从食堂打饭回家吃!

而且,粮食证、菜票全部收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毕业去济南工作的前两个月。

而王氏祖居靠台西三路的一侧原来是大姑的住房,被全部拆除,建了一个“棉织厂”,而在拆的过程中,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个地窖,从地窖里取出七个园形礼士帽盒,里面装满了金银、首饰。这些贵重物品都是祖父平时送给祖母的东西。抗战的时候,祖母到重庆避难时藏在地窖里的。

然而,这些东西竟然被当成赃物,全部被街道没收。

祖母找到街道要的时候,街道竟说:“这是你丈夫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应该交公!”后来,这些珠宝何去何从,就再也没有下文。

这就是大跃进。

祖母搬到磁山路六号以后,一直精神闷闷不乐,由此而生病。一位年已八十岁的老人怎能经此折腾?!

在台西纬三路祖居的房子室内是用木板铺的地板和天花板,冬暖夏凉,自不必说,而且不潮湿,但磁山路的房子既没有天花板,地面也是水泥的。冬天的寒冷,夏日的燥热,对于住惯了天花板地板房间的祖母无疑是折磨。

祖母每天一睁眼,就要叨唠纬三路祖居,开口就是:“我要回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她的子女们一个个全部不争气,不是犯罪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再就是逃亡台湾的反革命分子呢?

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初,祖母就再也下不了床。她能活到八月份,全部是大姑一直料理的结果啊!

据大姑讲,祖母去世的前两个月,她的身体开始生出蛆虫,到了最后竟然是每天大姑帮她洗两三次澡,仍然不到一会儿,蛆虫就又爬了出来。也就是说内脏已经腐烂了。生命不可能再延续。

祖母以八十三岁的年龄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她临终都想回到自己的祖居,然而,她却客死在别人的居所里。

我同街道结算完后,分给大弟弟一部分钱,就自己回了济南!由于乘坐的是夜间的火车,我睡着了。没有想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行李竟然被小偷偷了去。里面的毛衣、大衣全部丢失。下火车时,外面正刮大风,没有冬衣挡寒,一到宿舍我就病倒了。还是小徐把我送到了天桥医院。经急诊检查我得了肺炎,必须立刻住院。这样一住就是两个月。出院的时候,表妹顺子给我送来了棉衣,又回到了天桥区委宿舍。这时已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初。

在天桥体委我依然负责“少年业余体校”的组织工作。大约在二月十日,在天桥化工厂上班的天桥女子篮球队员们到体委来投诉说:“李教练有污辱女队员的行为。” ……

李科长在次日找到了我说:“区篮球队里,有些不好的现象,为了加强领导,科里决定临时调你到球队工作,帮助搞好队风。”于是,我在二月十四日搬到了天桥化工厂工作。(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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