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37)—右派的下场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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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4日讯】 一九六八年四月份的一天早晨,全体教养员大集合。然后由管教干部带队,向苏理庄进发。

一出大门口,就看见路边两排全副武装的士兵,枪口朝向我们教养员。队伍最前面是一辆军用卡车。车的厢板上一名士兵扒在上面,手握机枪,成射击姿态,左右两名士兵半跪两侧,一人手端子弹,一人手扶子弹箱。

队伍的尾部同样是三名士兵,不过机枪是支在驾驶厢的顶部。我们无法多想,只能跟着队伍朝前走去。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苏理庄就业人员大院。

一进大院,看到已经坐满了人,在席地而坐的就业人员最边处,是一队穿着工作服的妇女。

我当时非常惊奇。这些女人是干什么的。旁边的人告诉我,这是妇女教养队。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八三厂还有女性教养员。

大院的正前方早已搭起了台子。上方用红布拉成横幅,上面写着:“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两侧是“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

当兵的排成一列,端著枪朝向我们。两侧仍然各为三名士兵趴在地上,摆出打机枪的样子。

今天是宣判大会。大会由王村分局局长做宣判。

“把反革命分子×××(我忘记了姓名)、反革命分子黄建国押进会场!”

第一个被押进来的是一名五花大绑、嘴里塞著布团的女人,黄建国是戴着手铐,由两名士兵给架了出来的。

据说那个女人原是济南某医院的一名医生 ,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送到教养队的。同黄建国一样,享受着:“教养员有期,右派无期”的待遇。

做为生命戴体的人,在高度思想压力和恐怖的生存环境中,精神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女人,仅仅因为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竟然就被强行关押十年,再强壮的人也可能出现精神问题!

这个女性就是在这里患了精神病的。精神一不正常讲话就不正常。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伟大统帅毛泽东可不管你什么精神病不精神病的。

黄建国简直是变了一个人。原来健壮的体格、清秀的脸庞,如今只剩下了被人皮包着的一具骨架。据说:自从绝食以后,他没吃一粒粮食。之所以能活命,完全是强行鼻饲使生命得以延续。

他(她)们两人被架上了台后,女性被士兵按低了头,弯著腰。而黄建国则是瘫跪在地上,两边被士兵架著……。

宣判开始了。“反革命分子×××,对抗改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咒骂共产党,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革命分子黄建国……”王村公安分局局长刚要宣判黄建国,黄建国突然两眼向上一翻向后倒了下去,“赶快抢救!”

医生跑过来看了看,立刻从药箱取出强心针,对他进行了抢救后,什么话也没说地退了出去。

“把反革命分子×××,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局长宣布:“把反革命分子黄建国带回医院妥善治疗”。

黄建国被抬出了会场,根本没法宣判,可能也永远宣判不了啦!

从此,黄建国的身影从教养员的目光中消失。

他,即不在教养所,更没在苏理的医院。究竟去哪里,这个答案只能是王村公安分局局长最清楚了……。
……

一九六八年七月前后,山东省共产党机关报“大众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反击右派翻集团的猖狂进攻!”

这篇文章公开点了我的名。把我列为山东省右派翻集团的首犯。说什么我“串通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厅厅长×××(这些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进攻,翻案”等等,不一而足。

这真是公开地捏造事实。

进教养所以前,我只不过是青岛劳动服务公司的一名小小的工人,别说厅长、局长,就是科长、职员我都不认识。

山东省党的机关报,公然撒谎、造谣,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还是第一次领略!

于是,我成了教养所众矢之的的人物。大会点名,小组批判,弯腰低头……,总之,只有批判者的怒吼,而无我丝毫辩驳的权力。事实上我很清楚,在强权面前,我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只有忍耐和听天由命了。……

有一天收工的时间,我找到负责我们组的管教干部许某把报纸报导的情况跟他说了。他笑了:“我们也知道你个小小的劳动服务公司工人,不可能认识那么高的领导人。你好好认识自己在文革中都干了什么就行了!”

从此,我的批判会就宣告了一个段落。

又一个逃跑者

他叫徐露古,是从二分队调到一分队的。据说:他是北京政法学院三年级学生,青岛市人。入所前,他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投寄了一部名字叫“夕阳”的文学作品,内容是描写三年人为的灾难的。

因为在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早已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这个结论,他认为写这篇揭露现实的书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光明正大地把作品寄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寄出一个星期了,他正焦虑地等待着回音的时刻,公安员警却来到他家,把他拘留了。

学法律的学生,当然懂法律。在狱中,他跟审讯员展开激烈地辩论。结果,被关押三个月后,就关到了西宝山劳教所。

他的长相很有学者的风度。但一到二分队跟小偷、流氓生活就免不了受到这些人的嘲笑、欺负。他也不太在乎。但是有一点是他是公开的不认罪。

在教养员中,不认罪者大有人在,而且全部都是政治犯。但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当着别人谈自己的案情,更不公开喊冤。管教干部注重的是你的刑期内的政治学习和劳动表现。因为他们的工资所得和福利待遇都出自教养员的劳动产量的收入上。

公开喊冤就意味着不服管教。既然不服管教,那就要整你,制服你!为此,他确实吃了不少苦。小偷、流氓跟知识份子的教养员本来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多为生活困难上不起学,沦为小偷、流氓。后者因为多说话,乱写文章而获罪。

论讲道理,所有人都不是徐的对手,可是论拳头,是个人就能把他打得鼻青眼肿。

管教干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到一分队来了。

大概在一九六九年初,上班之前他偷偷地在身上穿上了自己的便装,外面穿上工作服,跟着大家上中班去了。

也是在晚上十点钟左右,管教干部开始到处寻找徐露古,一直找了三个多钟头,始终没有找到。

大约过了四五天,北京的公安部向西宝山劳教所打来电话通知,于是徐被干部从北京用手铐带了回来。原来他到北京上访,公安部看他还在刑期内,让他回来,通过上诉解决问题。他利用学到的法律知识,把公安部的人驳得无言以对,于是打电话来,让干部领了回来。

既然回来就要劳动。他虽然同样跟着下井,却是坐在地上不干活。班组的产量是按人头定的,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受罚,没有办法班长找到管教干部请求减产。

头两天管教干部考虑到他有思想情绪,就答应了。第三天,换了一名姓贾的干部。这是教养员公认的野兽。老贾到了工作面,同时带了三分队两名体格健壮的教养员,来到了徐露古的工作面上。

拿起一根扁担,硬是把徐露古两双臂膀呈水平十字状,用绳子捆在了扁担上。

然后,两名壮汉抬着徐的两臂,另一根扁担吊着装满矿石的大筐,后面一个人抬另一头,四个人同时抬向矿车。

这样整整干了三天,终于屈服了。但是,他的屈服仅限于干活和不说话。而对于强加给他的罪名却一直到给他平反的前一天也没有承认过。(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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