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37)

伊森‧葛特曼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中译本,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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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这些防毒公司对外解释宣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公安部要求软体上市之前,公安部必须要对产品进行测试,这实属自然。然而,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公安部曾对任何用户做过防毒测试,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安部需要掌握三百种病毒。(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在其他国家从没有在这种圈套面前上当过)。这几家公司还声称,他们提供的90%左右的病毒都是常见病毒,凡有奉献精神的中国大陆研究人员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也许吧,那么剩下10%的病毒又是怎么回事呢?

  比较善意的解释是中共想要利用一些西方技术和研究成果,帮助中国大陆本土的网路安全公司在市场插上一脚。MCAFEE、诺顿和趋势公司可能太急于获得许可进入市场,致使自身在中方竞争面前处于技术劣势(它们也许还不是第一批做出如此短视行为的外国公司)。但最终的结果是,它们让互联网世界在中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美国大使馆曾经秘密对一种木马程式(the picture.exe virus)进行监控,该程式入侵用户电脑后会把PGP加密软体的个人密码钥匙发往中国大陆。臭名远扬的蠕虫(Code Red)病毒,据说起源于中国大陆。起初,人们没把这个病毒太当回事,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两个设在加拿大的法轮功网站发现受到来自中国大陆骇客的攻击而使网路连接速度变慢(通常是DOS阻绝网路攻击)。他们只好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法轮功网站的代理服务器继续运行,但没过几天,该网站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在对原互联网IP地址和一个亚太地区互联网注册组织进行交叉检查中发现,执行攻击的骇客来自北京东长安街14号--中共公安部的地址。

  以上事件不是孤立的,对中国异议组织网站不断增加的攻击可能只是一种演练。中国大陆每年举行的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都是以“资讯战”开始的。集结来自各大军区的特种作战单位,发起针对台湾通讯系统的大规模攻击。例如,驻扎在上海的资讯战部队将负责攻击台湾的无线通讯网络和双重编码口令。
 
 美国被看成特殊对手。美国在波湾战争、科索沃和阿富汗使用的精准导向武器,令中共非常规战争方面的军事分析家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感到震惊,同时美国社会的脆弱又令他们感到兴奋。中共相信,美国过分依赖互联网是其致命的弱点。中共的先发制人将是运用电脑病毒集中攻击美国通讯和金融系统,令其瘫痪。这已是解放军作战手册中的信条。正如一本中国大陆军事杂志最近谈到的,心理战的最高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含义模糊的字眼延续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思路(有些引用了古代军事家孙子的语句)。

  新组建的解放军“互联网部队”就是对这个思路的具体实践。这支部队由年轻的电脑工程师组成,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如何对美国的互联网进行多点攻击。中共的宣传已引导社会逐渐接受了这种理念,并以此为荣。比如在中共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国大陆骇客被官方媒体当作爱国者而大炒特炒,我那些笑个不停的同事打开我的办公室电脑,调出面目全非的白宫网站;我不得不承认,克林顿头像上飘动的海盗旗展现了颇具中共特色的炫耀。

两位中共解放军上校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超限战》一书,被认为是中共鹰派和骇客的经典之作,书中提出要使用“新概念武器”。在书中和其他相关论坛上,作者明确鼓吹利用具有削弱和隐蔽功能的病毒攻击美国,并利用“谣言战”致使美国股票市场崩溃。言下之意是利用自由社会的传媒和市场等工具对自由社会进行打击。一场由McAfee和诺顿公司病毒源所衍生的变种病毒,在不久的将来试探性的造访是相当可能的。然而麦克.罗宾逊认为中共知道解放军所谓的“珍珠港事件电子版”也有局限性。一九四一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没有后备支援,但现在美国的绝大部分资讯网路都具备这一后备支援功能。问题再次浮现出来,中共公安部将如何处理剩余的10%病毒,即三十多种网上找不到的病毒?中共需要的是一种逐渐展开的攻势。对美国网路展开持续且快速出拳的攻击固然可以严重破坏美国经济、损坏基础设施和削弱人们的斗志,但是,在攻击之前手头上必须拥有足够的不同种类的病毒,在使用过程中要非常谨慎,自始至终不能给国土安全部门、商业机构、媒体和公众任何翻身的机会。如果在烟雾消失之前,要偷偷更改金融资讯的话,攻势更应该如此。对美国电讯、金融系统和电力网等基础设施发动此一精心设计的攻击确实能够起到作用。在现实世界中,网路经常会出现中断的现象,但如果所有的网路都在同一时间中断的话,美国经济将会迅速崩溃。
  
虽然美国人认为网路袭击不太可能,因为这样会导致双方同归于尽,只会让双方的经济与商业受损、两败俱伤,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共的看法。中共目前试图用“红旗”LINUX作业系统替代广泛应用的微软视窗就是一个信号。在不打扰中国大陆国内商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解放军正在为潜在的网路战争谋求一种优势。思科公司的“防火墙盒”(由北电网路进行了升级处理)不仅可以防止中国大陆公民接触外面世界的敏感内容,同时还为创建“长城1.0版”铺下了坦途。我认为“长城1.0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互联网系统,只要得到命令,随时可以切断中国大陆与外界的互联网连接。

  为什么一些积极在国际上争取良好声誉的美国公司,要为一个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大哥监控式的互联网提供审查和监控技术呢?答案很简单,为了赚钱。对思科、易利信、摩托罗拉、诺基亚和北电网路而言,为中国大陆建造互联网意味着可以赚大钱。我的一个工作职责是管理中国商务论坛(一个以科技产业为主的西方公司联盟)。在会议上,我们曾讨论如何降低贸易壁垒和中国大陆关于资讯市场的一些没有必要的规定,但鲜少涉及审查和监控方面的道德问题。如果出现这样的话题(通常是无意中提出来的,比如怎样处理互相冲突的规定),往往被视为在中国大陆经商所必须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之一,获准进入市场才是大方向。但是,在北京的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对中国大陆互联网的三种假设,以兹证明符合中共当局的要求是正确的。

  第一,目前的状况是暂时性的。中国大陆的市场核准完全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为此,我们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最终,市场的扩大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会降低经商的门槛。

  第二,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商机的市场。美国互联网增长减缓,但是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人口每六个月就增长数倍。

  第三,这里是狂野的东方。我们这里所做所为谁会知道呢?
  
  互联网的淘金热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致一些来自以节俭为传统的中国大陆农民阶层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我记得,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走过一个行人稀少的路口,寒风好像是被鞭斥着从蒙古高原一路呼啸而来。我走进北京希尔顿饭店明亮而温暖的大厅,准备参加一个由美国赞助的资讯投资公司的开幕仪式。我看了一眼宣传册,上面的内容讲的是如何发挥投资和创意结合的优势;然后,我观察了四周的情况。会议室里挤满了中国大陆互联网市场的顶尖人物,他们都在忙着交换名片。我可以认出他们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从房间的另一头开始走,可以与许多旧雨新知相逢,然后邀请一个潜在的客户出来抽根烟。

  在大厅大约12点方向有一串长桌,摆放着美食佳肴,好极了。正当我向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一个中国少年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我转过身低头看他,从他廉价光亮的皮夹克、瘦小的身躯和憔悴的眼睛可以判断,他绝对来自外省。“您…是来…投资的吗?”他结结巴巴地用英语问道,带着不加掩饰的雄心和兴奋。我对他的胆量感到吃惊,但不会忘记那一刻他显露出来的不安。这让我回忆起了二十年代后期纽约擦鞋童玩股票的故事。我笑了,对他说不是,然后指了指人群中几个看起来像投资者的人,同时决定我该减肥了。

  肥胖得有点令人反胃,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给我的感觉。也许这个互联网在中国电信业的眼中就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我对任何愿意听的人都讲过这个看法。有一天,美国商界的一位高级成员无法忍受我的疑虑,把我叫到一边。当我们站在富华大厦昏暗的楼梯间,叼著仿冒的万宝路香烟吞云吐雾时,他向我宣读了福音,他说:“伊森,我们谈论的是关于电子商务的未来,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最大的商业创新…是在中国大陆,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的声音在楼梯间内回荡,“所有这一切让我兴奋!我也希望这能让你兴奋!”

  这肯定是受伟哥经济的影响,但他的一番话听起来让人精神振奋。他是对的。所有西方大企业的驻华商务代表都相继接到执行的命令:制订电子商务计划,现在就做。这对他们实在有点像赶鸭子上架。他们之中许多人甚至还不会用掌上电脑和手机,对商业与商业之间和商业与顾客之间的一体化电子商务的前景茫然无知。这对以咨询业维生的我们而言,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利用他们的困惑赚上一笔。

  为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中国大陆基础设施仍有许多不利因素尚未消除,没有实际存在的网上付费系统,原因是几乎没有人使用信用卡(信用卡的使用者只局限于小部分比较富裕的中国大陆公民,而且许多网上付费系统拒绝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线上支付,因为曾发生过难以结账的先例)。没有可靠的传送系统,因为国有机构垄断了包裹的传递。中国大陆国营企业在使用互联网之前,一直伪造企业的所有库存资料。从他们的西方伙伴那里得到网路电脑后,他们继续伪造资料。许多案例表明网路系统并没有大幅度提高效率;相反地,许多西方企业仅仅解决了表面形式。虽然这种形式让他们的中国大陆伙伴多一份烦恼,但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企业行政总裁而言有很多好处,因为他根本不在乎细节。

  绝大部分西方企业在中国大陆经济许多领域严重失血,主要由于四个原因:生产规模过大、遭遇刁难、产品仿冒和销售困难。对其他一些公司而言,互联网产业为它们赚到大钱。北电网路销售额达到了一亿美元;中国大陆成为摩托罗拉公司世界上第二大市场(二○○一年,摩托罗拉取代上海大众公司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资企业)。其他公司也自吹自擂认定中国大陆在未来十八个月左右将成为他们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二○○一年媒体援引思科公司执行长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的预测,报导说,不出三年,中国大陆将超越英国成为思科在世界上的第二大市场。

  是的,中共部委虽有吴基传这样的小鬼当道,互联网产业方面的革新,尤其是来自西方的革新,却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原先制订的规章。二○○○年秋天彼特.拉洛克狡黠地总结了当时的状况:“虽然能做的与不能做的写得黑白分明,但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是可操作的空间。”

  美国政府对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疏于监督并认定尚未成为问题,正如麦克.罗宾逊指出的那样:在网路时代的前四年,那些对中共当局持怀疑态度的人从来没有消除对中国大陆互联网高速发展上的疑虑。早在一九九四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当时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赖恩.艾丁格曾这样描述:“中国人民……越来越喜欢接触自由的资讯,这是对独裁政权的报应。”九十年代,在争取中共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当时称最惠国待遇)的过程中,商界人士以互联网为例争辩说,自由贸易是改变中国大陆最有效的方法。西方许多商业人士认为适时强调这一点,可以在华盛顿造成很有利的局面,同时他们还认为我们这些商界人士终于把他们唬住了。

  我记得在二○○○年春天,一位西方商界同事有这样一句口头禅:“比互联网的速度还要快!”这句话的涵义似乎包括了我们对技术和资金进展方面的所有信念,也包括了中国大陆文化发生的巨变以及中共政权对此一筹莫展的无奈。

  美国的资讯专家根据证据指出,中国大陆互联网离密封状态还有相当距离;为了使更多人更快地能够上网,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互联网连接服务,只要用电话拨一六九就可以连接上网。用户的上网费用将计入本地电话费中。麦克.罗宾逊曾这样评价一六九网路:“就像金矿里的女人随时会遭遇不测似的,他们对安全问题毫不在乎,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个傻子。”不像在美国,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电脑用户并不需要通过网路供应商进行注册。中国大陆的网路供应商则热中于在北京大街上销售上网预付卡(上面满是最新电视连续剧的宣传广告),就像电话预付卡一样。

  在北京有一则流行很广的传闻指出,光在北京就有三万多名警察负责监控互联网,但这种监控早已沦为耻笑的话题;消息还说,这些官僚们由于太喜欢监控色情网页,导致“正经工作”大量积压。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松散、腐败、漏洞百出,就连美国之音的网站也有中国大陆网民到访。结党营私在使用匿名绰号的网民中盛行。

  西方记者曾跟随一群青少年电脑高手来到北京昏暗胡同里的公寓,发现他们在网上驾轻就熟,随意穿越中共防火墙,漫步遨游网路世界,记者们全神贯注地记录这些神童之间侃侃而谈的内容。啊!他们如此年轻,充满中国人的才华而且时髦,这令年轻美国记者惊讶不已。他们宣布一场“新文化革命”已经诞生,由他们这一群世故且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动的中国大陆城市青少年所代表。他们关注的是流行音乐、时装和自我认同感。

  这种乐观并没有局限在青少年文化。人权运动支持者发现这种工具可以传播新闻报导与组织活动,海外异议人士发现它是个可借助的平台。许多中国学者觉得他们看到了未来的端倪,互联网就像一条人民组成的河流,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大陆引入国际社会的海洋之中。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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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
    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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