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熬過了饑荒，告別了農場
1962年8月17日，蒙家啞口的農貿市場正式開場，當時大家都把它作為一大喜訊相互轉告，其他各地的農貿市場也相繼繁榮起來。市場上可以買到大米雜糧，另外蛋、禽、蔬菜等也大量上市，只要有錢就餓不著肚子了。
我剛到農場時沒有工資，兩個月以後確定我的工資為每月30元。我是個單身漢，只吸點5分錢一包的劣質紙煙，穿衣不計好壞，除了吃飽，生活別無所求，30元的工資足夠我開支了。
形勢的好轉影響到每一個人的貼身利益，真是皆大歡喜。我把工資主要用在「吃」上，但嚴格控制每月的開銷，每月都留出點錢糧，以防萬一，自從當上了「右派」後，在殘酷的現實中，我學會了自己管理自己。
此時我每月能買到10斤大米，來補充我的糧食定量，另外除個人憑票供應每月豬肉半斤，糖果2兩之外，憑著我的殘廢軍人證件，每月能優待豬肉3斤，白糖半斤，黃豆一斤，紙煙一條。我的生活很快好起來，浮腫的身體也逐漸恢復了正常，體重從原來的99斤猛增到125斤，後來又增加到130斤，創了歷史記錄。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只要身體好了，我就能等到共產黨還我清白的那一天。
農場人員大量壓縮後，原來日均百餘人的農場驟降到20人左右，到62年3月30日為止，農場僅剩下男女職工17個人，其中包括職工家屬小孩四人，他們都是家庭子女多的職工，「災荒年」為了減少家裏負擔，把快成年的孩子送來農場幹活以解決吃飯問題。正式職工僅有13人，這13人中包括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夏淑彬。
因為「災荒年」已經過去，農場的歷史任務也要結束了。1962年9月20日，聽說學校要招生了，又聽說農場要移交給長壽縣，人心浮動不安。
人少了，不需要人保管工具了，一些同志建議我搬來和他們一起住，我因獨居生活慣了，有了適應性，喜歡清靜，加之我有喜愛看書的老習慣，在戰爭年代，和平時期甚至我當了「右派」後，一直離不開書。小茅屋給我提供了讀書的好條件，和我風雨與共，我對它產生了感情，所以我仍一人獨居在小茅屋裏。遺憾的是當時沒有條件拍張照片作為紀念。
1962年12月，周克彬安排我作夜間保衛工作，其他同志膽子小，不敢夜裏獨自一人在深山野林中巡邏。我當過十多年兵，不怕死人，不怕鬼，這個差使就交給我了。我白天不出工，深夜拿著一支步槍和手電筒到處轉悠。
留守在這樣大的一個空蕩蕩的農場裏，精神生活十分枯燥，四周到處是山林，無處可走。大家都知道我腦袋裏裝了許多歷史故事，一些青年人每到夜裏非要纏著我講故事不可，為了消遣時間，我也樂意為他們講一些歷史故事，因此一到晚上，大家圍坐在一堆，聽我說「評書」。我添油加醋吹得大家入迷，有的人聽上了癮，甚至盼望著天快黑下來，好聽我說「評書」。有時大家相約著一塊下山趕集看熱鬧，這是我在西山農場最後的日子，也是我上山以來能吃飽飯，身體狀況最好，精神面貌也好的時候，當然這與當時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這個大環境的寬鬆分不開。
1963年8月12日，崔振傑一行突然來到農場，崔來的目的是為了把農場移交給長壽縣，連人員和農場全部移交。全場職工強烈反對，有人破口大駡，有人摔板凳打桌子，幾乎鬧了起來。
8月13日下午，崔振傑從長壽縣城回來後，立即召集大家開會，他當場宣布：情況有變化，長壽縣只接受農場，不接受農場職工。後來得知，長壽縣認為這些人的工資「高」，單靠農場經營是養不起的，加上人員思想情緒抵觸，接收後是個大包袱，因此堅決拒絕接受職工。此時崔振傑也順水推舟，以「人家不接收」為由向主管部門交待，於是全場人員歡騰起來。
不久，農場決定我們這17個人分三批陸續下山回重慶。最後剩下周克彬、我以及後來成為了我的妻子夏淑彬等幾個人作為最後一批。
1963年9月5日，學校的汽車上山來，大家把農場的辦公用品和伙食團的炊具及剩餘物資裝上了車。第二天，我登上了汽車離開西山農場，結束了我在西山農場一年零10個月的苦難日子。
汽車到達蒙家啞口時，我回過頭遙望著農場那高聳如雲的山峰，心情十分激動，我默默喊著：西山啊，我再也不回來！和我風雨同舟的小茅屋，我永遠懷念你，你是見證我生命中苦難歷程的地方。(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