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我的初戀和婚姻(1)
我在二十四中工作安定後，婚姻便成了我個人首先要完成的大事，然而，結婚首先要戀愛。在封建時代，那時中國人在男女授受不親和舊禮教的束縛下，婚姻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來決定。看孔雀東南飛，梁山泊與祝英台這些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戲中悲劇人物往往觸動我。
不過，導演我的悲劇，正是當年抨擊封建制度的中國共產黨。
大學裡那段因反右鬥爭釀成的冤魂戀，成了我剛剛踏上人生的一場噩夢，我知道當年演出這種悲劇的人遠不止我一人，好多人自殺，好多人殉情，又好多人被逼著走上不歸路。
但是我沒有死，生命從冤獄中延續下來，婚姻和愛情也延續了下去，直到今天。由於我特殊的遭遇和不甘屈從命運的擺佈，使我的婚戀故事，充滿了傳奇和悲哀——
1979年，42歲的我回到蔡家場，冤獄好像決定我此生只能接一個老婆回家過日子。
同鄒銀雙那場「見面散」的戲演完後，結婚對我只留下延續後代的使命，可是我生性倔強，硬要把快死去的愛情拽回來，老天又把一段孳緣賜給了我……
中共統治三十年來，一面空喊消滅城鄉差別的口號，一面為鞏固它的統治，實施了嚴密的戶口管理制度，人為將國民劃為城市和農村兩類，農民在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上都比城市的貧民更苦，城裡的一個職工再窮，好歹每月也有二十多塊錢的工資，就是沒有工作，吃糧按居民供應也有「保障」。
農民起早摸黑，還得自己掙口糧，常年勞累不得溫飽，形成中國社會的最窮困的階層。農村這種低下地位，成了中共統治者，關押不服從其統治的「五類」份子「大監獄」，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把相當一批人下放農村，作運動的懲罰，獨裁統治有意製造並擴大了城鄉差距。
惡毒的是，為了防止飢寒交迫的農民向城市逃荒，中共的政權機關加強了戶口管理，一旦發現流入城市的逃荒者，便被收容和勞教，其生活條件的惡劣甚至比勞改更差。
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這種人為差別，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公開等級，農村人要落戶城市，除了嚴格的審批還要交高額的戶口費。
農村女孩子為了擺脫又累又苦的農村，老夫少妻的家庭悲劇層出不窮。這樣的家庭沒有愛情基礎，說穿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買賣婚姻，是中共製造的社會不公平產物。
1980年我和母親的工資加起來總共每月150元，在低收入的蔡家平民和貧困的農村中，我和母親算是蔡家地區的「富人」。
加上當年國營單位的職工老來退休後，直系的後代有頂替父母崗位的規定，我的母親眼看就要退休，誰能成為她的兒媳，便有可能獲得進這家醫院工作的機會。所以我的條件，對蔡家場的貧民和農村女姓，是有誘惑力的。
當時向我母親提親的人並不少，只是她們中屬於街道居民的，都是傷偶或離異的二婚嫂，而且都帶有孩子，在計劃生育年代，要和她們再生一個孩子是不可能的。
沒有結過婚的女孩子，要未在外地已經有了男友，要未是十八歲以下還沒有到結婚年齡的少女，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難說不會變卦，更主要的是，這種單純從經濟利益考慮的婚姻，無異於買賣婚姻而暗藏悲劇。
在我的心目中，未來的伴侶要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同時應當不妨礙我的寫作，所以對伴侶的選擇有了要求，可是冤獄注定我今後建立的家，會出現許多不幸。(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