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絲卡，波蘭著名女詩人，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二月一日在家鄉波蘭克拉考逝世，享年八十八歲。波蘭政府稱辛波絲卡的辭世為波蘭文化無法彌補的損失。
英國詩人D．G．羅塞蒂在〈一首詩是瞬間的紀念碑〉中，除了詩題的這個隱喻以外，還把一首詩比喻為一枚硬幣：「正面顯露靈魂，背面有支付價值」，一是「用作呼喚人的尊嚴的獎掖」，二是在冥河碼頭用作付給卡戎（希臘神話中冥河上擺渡亡魂的船夫）的渡船費。
當波蘭女詩人、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Wistawa Szymborska），於二○一二年二月一日在睡夢中安詳離世時，我就想到羅塞蒂的這首詩，彷彿看到辛波絲卡的詩魂來到冥河碼頭，船夫卡戎認得她，聽聞過她的詩歌，免費讓她度過冥河，抵達冥土。冥土的不少鬼魂也認得她，因為他們中間有許多是無辜犧牲品，是不散的冤魂，詩人為他們守靈的歌聲，曾經飄到冥土，「感天地，動鬼神」。
自由與選擇
最能顯示詩魂的，是辛波絲卡關於自由與選擇的詩作。詩人顯然受到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個體始終是唯一的獨特的具有現實意義的，並且有權選擇和追求自由。
辛波絲卡選擇的主題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政治上的選擇自由，在某種政治制度下選擇的可能性，二是在性別失衡或男權社會中隨著女權運動興起的女性的選擇自由。
這樣的詩歌主題，無疑是對極權政治的一種挑戰。辛波絲卡雖然算不上異議分子，卻繼承了貢布羅維奇、米沃什等波蘭作家的叛逆精神。她的〈事件的說法〉（1993）是一首帶有政治傾向的詩作。詩人以存在主義為批判的武器，否定正統文化和政治暴政：
倘若我們被允許選擇∕我也許會不斷進行。……∕我們遭到∕盲目的傳統∕和封閉的暴政的∕防範 。
詩人力求突破暴政的堤防和鐵幕，激發我們追求自由，不斷做出新的選擇。
另一方面，辛波絲卡也從女性的特殊視覺來看待人生選擇。她深感婦女除了屬於某個民族、某個階層之外，她還要作為一種工具屬於某個家庭，屬於某個男人。在〈一個女人的畫像〉（1976）一詩中，詩人將存在主義與女權主義巧妙地結合起來，她勾勒了一個面臨「臨界狀態」的普通的婦女形象：
現在必須選擇∕去改變∕在毫無改變的環境中∕這是容易的不可能的困難的值得嘗試的。
酷刑的見證人
辛波絲卡呼喚人的尊嚴，最鮮明地體現在詩人反酷刑的作品中。在〈拷問〉（1986）一詩中，詩人以銳利的詩筆告訴我們：兩千年來，儘管歷史在發展，國家的邊境，人們的風俗習慣、審美趣味不斷有所變化，但有一種不變的東西，那就是「拷問」，包括歷史上一切統治階級對政治異議和宗教異端的打壓，暗示了現代社會依舊存在著的酷刑：
毫無變化∕肉體感到痛苦∕必須吃食呼吸睡覺∕它有一層薄皮皮下是鮮血∕它有適用的牙齒和指甲∕腳可以被打斷，骨頭可以伸出來∕在拷問中，這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毫無變化∕也許只有人更多了∕新的罪惡在舊的罪惡旁邊萌生∕現實的想像的臨時的不存在的罪惡∕但肉體引起的迴響是哭喊∕過去、現在、將來的哭喊都是無辜者的哭喊∕與古老的模式和情境一脈相承。
毫無變化∕也許只有風度、禮節和舞蹈有所不同∕伸手保護頭部的動作∕始終如一∕ 肉體扭曲痙攣試圖推開∕兩腿精疲力竭膝蓋伸直∕肉體青紫腫脹流血化膿。
這首詩的最後一節，詩人在人的靈魂與肉體之間反諷對比。一方面，在民族國家疆域的形成過程中，森林、海岸、沙漠和冰川的風景讓人的靈魂四處漂泊，讓人的靈魂與自身疏離或異化，另一方面，世界之大，國家之大，卻使活生生的肉體血肉模糊，無地容身。
兩種極權主義犧牲品的守靈人
這種「拷問」，更為嚴酷地發生在二十世紀，發生在古拉格群島和奧斯維辛。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主義的犧牲品早就被許多人遺忘了。但是，繆斯是記憶女神的女兒。辛波絲卡生前即使經歷過象徵性的死亡，抵達冥土時，她也不會去喝忘川河水。作為一個飽經二戰的離亂得以倖存的脆弱女性，詩人以早期詩作表達了自己對民族的負疚感，對滿目瘡痍的祖國的憂患。這些詩作是戰後廢墟上哀傷而低沉的歌唱。詩人充當了歷史大浩劫的見證人、書記官和喉舌。在〈雅斯洛附近的饑餓I〉一詩中，詩人寫道：
寫下它∕寫下它∕用尋常的墨水∕在尋常的紙上∕沒有食品供給他們∕他們都死於饑餓∕全部？多少人？∕這片草原遼闊∕每一個∕有多少片草葉∕我不知道∕歷史的骷髏記錄在圓形圖像中∕一千零一個正好是一千∕奇數也許從來就不存在∕……
當詩人漫步那草原時，麗日晴空，綠草如茵，飛鳥高翔，但依然是那樣寂靜。在詩人眼裡，這更新了的一切彷彿是歷史的「虛假的見證」，因此，表面上的歡樂的戰幐歌曲無法遮掩詩人內心的陰影，她無法忘記屬於波蘭、屬於無辜的人類的這段沉痛的歷史。
一九四九年，當辛波絲卡想結集出版處女詩集時，波蘭編輯們發現她的詩作帶有黑暗色彩，全然沒有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結果，辛波絲卡遭到評論界的嚴厲批評，成為官方僱傭文人的靶的。在遭遇挫折時，雖然短暫地嘗試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但她很快發現一種紅色黑暗，詩風為之一變。一方面，她以嬉笑怒罵的筆法解構權力結構，另一方面，除了繼續為二戰死難者守靈之外，書寫了多首為紅色極權主義犧牲品守靈的詩箋。
那些無辜犧牲品，一直使辛波絲卡魂牽夢繞。在〈現實性〉（1967）一詩中，她認為夢並不瘋狂，現實性才是瘋狂的。她這樣抨擊殘酷的現實：
在夢中我們最近的死者∕依然活著∕甚至很健康∕恢復了青春∕現實性展示∕他的死屍……
在一九八六年寫的短詩〈與死者密談〉中，詩中夢見許多死者，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他們康復了嗎∕抑或氣息奄奄∕他們被殺害了∕他們來得及舔自己的傷口嗎∕他們記得是誰殺死他們嗎？
詩中的「他們」，既包括波蘭二戰期間納粹的牺牲品，也包括一九四0年蘇聯內政部祕密警察在卡廷森林槍殺的波蘭戰俘和知識分子，以及戰後死於他們自己的政府的鎮壓、監禁、酷刑和死刑的叛逆者。
她的〈哀悼的計算〉（1993）一詩，好像以古典的悲劇眼光為無辜的死難者算總帳一樣：
多少人∕在走過較短或較長的生命歷程之後∕(如果他們見到某種差異的話)∕以美好的人生開始∕以悲慘的人生結束∕……
詩人一生寫了大約四百首詩歌，每一頁詩箋都像一枚硬幣，其中不少金幣銀幣，是詩人留給人類的值得珍惜的寶貴財富。@
